1966年某国急速坠入个人迷信疯狂时，苏共高层却一再重申“集体原则”

在赫鲁晓夫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时就“疯了”，他的原话就是“毛泽东已经疯了。”

这世界看着大陆中国从大跃进开始一步步堕落至“瘟革”灾难深渊，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清醒、愤怒、惋惜和遗憾的，恐怕就是既粗鲁、又细腻的赫鲁晓夫先生了。

有学者说赫鲁晓夫是对“新中国”最好的苏联领导人，但“新中国”却把他彻彻底底丑化，还骂了许多年。

赫鲁晓夫是眼睁睁看着共产主义阵营遭遇一系列难以解决的误会和矛盾，日落西山的——他去世后一二十年，社会主义的夕阳终于最后消失在山后，当年威震世界的“阵营”彻底分崩离析完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新中国”有如热锅上蚂蚁，急于弄出原子弹的响声吓吓美国和台湾的蒋介石时，急兄弟所急的赫鲁晓夫曾经想送一颗“样弹”给“新中国”放放——那几年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是实实在在很密集，被大跃进的失败弄得焦头烂额的“新中国”领袖们还是很紧张的。当然，后来两党因一系列“原则”问题日益敌对起来，这“样弹”赫鲁晓夫当然不肯给了。

以前研习大陆当代史，很是疑惑毛泽东为什么在1962年突然发力，一再加大了对“阶级斗争”宣传、煽动的力度——实际上也是在这个煽动效果之上，顺风顺水开展了“文革”，一举将中共中央和全党打得支零破碎落花流水的。

原来毛泽东一再宣扬“阶级斗争”的紧迫感和要害意义是有外部原因的，苏共中央把斯大林赶下神坛，恨恨地批判了“个人迷信”后，全党一致认为，“十月革命”四十年后，苏联的“阶级对抗”已经不复存在，开始了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向“全民国家”转型的大动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支撑的“全民国家”考量都是正确的，如果真能坚持下来，或许二十多年后就没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共产党败类”们“弄垮苏联”的机会了，苏联早成了用不着摸石头也很健全很正常很富裕的国家了——当然更不会有不知哪个主义的普京在苏联后的俄罗斯一干就是二十年的历史故事了。

也就因为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否定，让已经升华到“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头号敌人”“苏修”拥护的更要反对境界的毛泽东很是恼火，于是针锋相对，多年一直把“阶级斗争”视作开展一切运动法宝的毛泽东就更是加大了鼓噪“阶级斗争”的力度。上上下下一面狠批着所谓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一面借着被“阶级斗争”彻底洗了脑的小青年们对地主、富农和一切“剥削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并鼓荡此血火把整个大陆仔仔细细过滤般地蹂躏了一回，造成的损失千年难添补。

就在1966年“新中国”的造神运动，把“个人迷信”的愚昧浪潮推波助澜到荒唐不经难以置信阶段的时候，苏共中央却有许多人清醒着，警惕着自己的党的再度堕落。

1966年7月20日，苏共党报《真理报》发表重要文章，重申“集体性是共产党党组织的灵魂”，“集体原则是所有领导机关——从党支部到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基础，并且联结着党内关系的整个系统”。

文章特别似乎有指向意义地说到“共产党不是行政组织，（因为行政组织中的关系是建筑在一长制原则上的），而是以共同的目标、统一的组织原则、共同的责任感所团结起来的人们的自愿联盟”。

针对防止个人独裁出现，此文还说“个别人，不管担任党的什么职务，都难免有主观片面性，难免会犯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错误。”此言用心之良苦，似乎针对的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不知著文者什么背景，哪儿来的这份赤裸裸大胆？

文章对神话领袖也猛击一掌，说“党委书记不是长官，他没有指手划脚的权利。他只是共产党员选出来的集体领导机构的班长。他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在决定问题时，他和委员会其他委员拥有同样的权利”。

说的多么好啊！

苏联在那段日子发表了很多类似文章，不知到底对苏共产生的作用有多大，但对于中共来说，这是多么应该引起重视的金玉良言啊！

可惜1966年的夏天，“新中国”已经是腥风血雨全国弥漫，《真理报》这些文绉绉的文字，大概亢奋的大陆人没有谁听得进去。在伟人眼中，不过一堆小儿科般稚嫩废话。

                        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  重庆  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