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部分日记及——顺便谈谈郭沫若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记

10日买回的书“建档”时竟然漏掉了《郭沫若选集》第六卷，这样的错也会犯？

那么那天一共买回二十九本书。

第六卷我有一本1958年同一版同一次印刷的残缺本，可能是刘毅兄弟送我的，在我这儿已经四十七八年了。此书几乎散架，第一篇便是77页，末尾326页，而此书全书是346页。书中收有四个中篇长文：《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算是郭的青少儿史的上半部，记述很是细致也很生动，是我一向认为比他的诗、剧都好的文字。最后一篇讲他离开四川到日本求学的过程，残缺书缺少的二十多页是正是让我牵挂多年的内容，今读过算解了心中悬疑。

本来考上了天津军医学校的郭沫若，经汉口辗转到达天津后却因故放弃了入校学习，投奔了在北京做官的大哥，而大哥此时正因为袁世凯政局变化困顿在潦倒中，两人的北京生计都濒临危机。此时恰有川籍老乡大哥的好友张茨瑜要去日本游历，便建议郭氏兄弟让郭沫若前往日本投考考取后有公费支持的学校求学。于是此事说定说走就走，前夜说走，后夜第二天起身就启程了。此一走，开始了郭沫若波澜起伏万般繁复的一生，如果没有此一去在日本多年生涯，我们熟知的矛盾的、复杂的郭沫若是长不出来的。

《初出夔门》后半截文字完结在“日本列车”到达釜山（那会儿釜山已经是日本人的了），从奉天（沈阳）始发的这列日本“国际列车”，管理和设施已经是远超国内中国人管理的列车境况了，中国车脏乱不堪，座椅甚至都是冰凉的木制品，而日本列车车厢内窗明几净、车椅还套着洁净的蓝色布罩——或许那时中日之间的各个方面的差距已经拉开了。

有趣的是郭沫若后来写成的回忆录，难以抑制地记述了他此次离国乘车邂逅一妙龄日本美女的过程——这或许是一厢情愿自恋的白日梦。在由于不懂日语没有日元，又不好意思开口借没钱买食物的情况下，少年郭沫若早已经饿得眼冒金花还假装矜持时，那可人的日本美女送她的一个苹果算救了他的急。这竟然是郭沫若第一次吃“可吃”的苹果，并因此认为那画着浓妆的日本美女看中了年轻俊朗的自己——当然，据我的经验，这也是有可能的。同行的张茨瑜也有这意思，还认为因此为国人出了气。

郭文说，当时四川也产苹果，但漂亮的苹果只能做供桌上的贡品，当摆设哄哄祖宗，果肉如木头难吃无比没法嚼食，倒是川地也有的苹果表亲花红是美味可口的。不知郭沫若所述是普遍还是偶然？我知道川边地区所产的苹果还被誉为天下最好的苹果之一呢，也不知那里种植苹果的历史始于何年月？美誉因何而来？

读过郭沫若各种文字不少，最不喜欢的是他不格不律的革命新诗，尽是口号不说，大都连节奏、韵脚都很粗放，有些毫无诗的品质。少年时对他的成名作《女神》也莫名的不大喜欢。他的剧本接触的少，是因为觉得读不下去，喜欢的也是因为近距离听了乔榛雷鸣般的朗诵才喜欢的《屈原》里的《雷电颂》。

郭沫若的剧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干脆说是“为政治服务的”，于是剧剧几乎都是政治宣传品，都是不理睬历史本来面目的任意编造。郭沫若说过，历史剧是可以按主题随意解释、演绎历史的，更可以大胆想象、夸张。这说法我非常不能接受，我以为中国正是因为长期胡编乱造“主旋律”风格的历史剧，造成很坏的社会效果。大陆人本来就生疏于历史，现在多数人脑中塞着的也是伪历史，是权力利用传媒力量强行灌入脑中的不实之史，这也是造成大陆举国白痴，难以成为文明国度的原因之一，而且问题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

从郭沫若所记知晓，当年他去日本非常便利，根本无关“护照”“介绍信”的事，有钱买车票抬脚上车船就可出国。到了他国，除了语言不通，别无什么难事。这太令人羡慕了，真不知历史行走了一百零六年，怎么就堕落到了今天这副困难状态？虽然现在大陆国人基本上也是有钱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绝非是当年郭沫若们今天决定去日本，明天就可买车船票到日本去，用不着办任何涉外手续那么便利。当年从中国到日本，很有点像今天在欧洲共同体国家走动的架势。因此想到到个天安门广场都要被查物搜身，想骂娘的心情立刻汹涌澎湃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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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网上网下咒骂郭沫若的场面时常有，而一向对在“安全环境”责骂他人，在“安全地带”做慷慨激昂爱这个爱那个状下意识反感的我，落井下石，附庸此事的兴趣一点没有。

其实早在少年时，我已经鹦鹉学舌骂过郭沫若了——那是知道他曾经与鲁迅先生为敌手，还对他的日本老婆及孩子们毫无责任感之后的义愤填膺。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那家大工厂一二百已经下乡插队的同学，也回厂子弟校上大课复习、补课，准备参加高考。没教过我的语文老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蒋先生讲课时，脱口一句“郭沫若之流……”猛然触动我心，振奋得我头发都差点竖起来，那可是瘟革后期，对“郭老”这种骂法是绝对犯忌的事。

前不久看到一向语言犀利、义气张扬的白岩松就“幸福”话题，扯到了郭沫若身上，把“郭老”揪出来“批斗”了一通。场面让我觉得滑稽，忍不住对这文不对题的斥责嘿嘿了几声：“小白同志，你多会儿看见郭沫若表演自己“幸福”的文革时代了？”

我明白白岩松的“主题思想”在哪儿，顺口把现在可骂、可打、可踩、可踢、可揉搓的郭沫若当个道具使唤一下而已。白岩松原话大致是举例郭沫若这个没心肝的老家伙，在自己的两个儿子殒命瘟革后依然全然无事陶醉在“幸福”感中的质疑。原话意思是：

“……我不信，瘟革郭沫若死了两个儿子，他还会有幸福感，他还觉得自己很幸福？他幸福吗？”

虽然郭沫若的文革岁月肯定不幸福，白岩松的这段质疑还是很没有道理，可能也是这些年过度丑化、鄙夷、糟蹋郭沫若产生的效应。从来没有信息显示、说道郭沫若失去两个儿子后他依然快快乐乐浑浑噩噩混“幸福”日子的事，倒是有知情者披露，失去俩儿子的郭沫若曾经长期陷在悲伤之中，终日以抄写最爱之子郭世英的日记“混”时光。这个“混”绝不是一般意义的混，分分秒秒心都在流血。我觉得这才可能是瘟革中真实的郭沫若，这么说既符合人情，也具有逻辑的合理性。

仔细看瘟革历史，并没看见多少郭沫若“创作”的吹捧领袖的文字，“批孔”时，“伟人”怀着对林彪的仇恨，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便把久坐冷板的凳郭沫若当做一别致靶子，照着射了几箭。在伟人两口子多次用怪诞的口吻批评“郭老”，很有要“火烧郭沫若”一把的意思。特别是“伟人”还公开了那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这不能让备受煎熬早成惊弓之鸟的郭沫若心惊肉跳浮想联翩。

伟人的七律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直对“批孔”持相反意见的郭沫若，绝非幡然悔悟，也不是出于“诗友”往来礼节性回应，他“奉献”给伟人的那首七律诗，定是在百般无奈辗转难眠中生拉活扯拼凑成的句子，知晓大陆国革命史的一眼便知，那《春雷》诗不过是为保命应酬而作，臣服就行，谁都不当回事的。

《春雷》诗道：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沫若驯服了，低头认罪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掺合着许多瘟革时髦词汇的诗，句句都是虚情假意的奉承话，没有一点真感觉，完全可视作失两子、屡屡被“冲击”后，郭沫若为自保的求饶挣扎。

倒是诵出一点都不诗意的“狗头军师张”一年后，郭沫若在政治环境已经发生大变化之后，再次写诗赞美“伟人”让人觉得有些不堪。但那个时代举国都是那样的情志，郭沫若如此这般抒情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错。那年，“华主席”俨然第二个红太阳，何况他一举收拾了恶魔四人帮，国内局势得以迅速好转，绝大多数国人对华国锋感激不已，谁又不是“郭老”那样？这都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所导演的。

郭沫若这首诗如下：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

郭沫若毕竟是个文人，是个学者，是个在多个领域都有骄人成绩的文化大家，这点，在事实成果面前是没法否认的。正因为郭沫若文化人的身份，威胁不到政权的稳固，于是命运就雷同许多人，甚至吴玉章，乖乖坐在某个旮旯冷板凳上任由晾着等死了。

如果有人真有心把郭沫若描绘成凶神恶煞模样，从瘟革是找不到他可临摹的表情的，或许应当取材他建国之初对萧乾批判时的状态，读那会儿火药味十足的文字都能感到郭沫若的声嘶力竭，完全一副恨不得立马把萧乾五马分尸似得。

萧乾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家，不知为什么，一想到郭沫若对他劈头盖脸谩骂时，就能看见萧乾先生无法申辩，脸都委屈得歪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秀才遇到不讲理的大秀才官，一样有理讲不清。

几十年来，多次和朋友谈论郭沫若的著作，我一直都称赞他的自传和回忆录写得好，具备史料和文学的双重价值，而且含金量都很高。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重庆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