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有如好茶酒，能醉人更沁心——读阿英先生《小说四谈》

若非在在旧书市场买到几近崭新的《小说四谈》，我是不知道人世间有这本书的，更不知道尊敬的阿英先生去世之后编辑出版了这部著作。

在我们这拨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人，阿英先生和许多文化名家一样，都是以被批判的坏人形象进入我们的意识中的。

文革之初，首先知道的是凑成了“三家村”的“三个大坏蛋”邓拓、吴晗、廖沫沙，紧接着就是“四条汉子” 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再接下来“坏蛋”“黑帮”越来越多，眼花缭乱，无法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了，其中就有曾经攻击过鲁迅先生的阿英，即钱杏邨，这两个名字在耳旁还是响亮了一下的。

“三家村”的罪名是，他们仨“坏蛋”以北京报纸专栏《燕山夜话》为反动基地，“疯狂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结果“三个大坏蛋”被“革命的铁拳”几下打得支零破碎，邓拓、吴晗倒霉蛋儿所见略同，不约而先后自杀了。活着的廖沫沙住进了大牢，这个老党员在大牢一住就是十多年。

和廖沫沙命运一致的“四条汉子”被“一网打尽”齐齐进了大牢，这四人最惨的是田汉，田汉死在了狱中，其他三人捱过了“十年浩劫”，挣扎到了新时期，因而也有了陈述历史、纠正自己、指点文化和社会江山的机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难得的贡献。

阿英先生是在打倒“四条汉子”之后，和众多文化大家一起罹难的。阿英的经历似乎与其他文化大家有所不同，毕竟他一直革命激情熊熊燃烧，比较“左”得亢奋，而且他早早就离开“敌占区”进入新四军根据地，主持新四军的文化工作。这样的个人历史多少应该是他的保护色——更何况他的儿子钱毅还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烈士”，不知因此先生是否文革能少受一些侮辱和折磨——不过就他曾经因“误解”写出被文坛女将苏雪林评价围剿鲁迅“成为系统，最有力量的文字”《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罪名”，日子可能也好过不了多少。

阿英先生曾经被评为共和国四大藏书家之一，另三位大家是大文化人郑振铎、唐弢和瞿光熙先生。

四位大藏家有关藏书的文字我是多多益善很想知道更多一些的，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唐弢的《晦庵书话》，早在三十多年前先后以五折价买到。两书都是我心爱之物，每每捧读，我都会洗净了手，小心待之。当下，这两本书在二手书市场价格，已是三十年前定价的二三百倍了。

一直渴望和阿英、瞿光熙二先生的“书话”相遇。

瞿光熙先生似乎共和国后不太走运，这个早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在“新社会”并没有从事和文化有关的工作，而是在一个和文化八竿子不挨边的部门干着一般事务性工作，职务、级别都很低，为什么会落得此路命运原因尚不知，以后有机会会想法了解一下。

极其爱书、写作涉及范围广阔的阿英先生，除了文革受难被剥夺买书、看书、写书、工作的权利，一直忙活在文化圈儿，抗日战争年代还曾经是全国创作舞台演出作品仅仅少于郭沫若的高手、快手，想必他会出版过《书话》方面的书，我期待着。（刚刚查到消息，此书早已出版）

《小说四谈》是在阿英先生去世以后，由他的子女收集整理，在姜德明先生麾下编辑完成并出版的，在筹备此书期间，阿英先生的子女将父亲万多本藏书赠送给了家乡，不知此善举是否如阿英先生的意，我是觉得那些过于专业的书籍存放在大型图书馆更好。

《小说四谈》这本不过两百多页的小书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料性，此书集合了阿英先生以前已经出版的《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三本书未收文章共二十四篇。其中仅涉及《红楼梦》漫长学术研究历史史料的内容的就占了全书一半以上。这些都可归纳于《红学研究》书目、篇目多的让人眼花缭乱，几乎难以置信，仅仅这些书目、篇目就已经让人激动不已，何况许多阿英先生都曾经细细研读过，真是万万的敬佩和羡慕。

无法想象阿英先生以前是如何、花了多少工夫收集、整理这些资料的，由此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是必然的。有志向跻身“红学研究”的新手，早早看到这本书，会少走许多摸爬滚打的弯路，也能因此早早走近学术层次的核心地带。

《小说四谈》所收二十四篇文章，我篇篇都喜欢，这本书注定是我会经常读、细细读的书，说对其爱不释手也一点不夸张。

《小说四谈》除了和《红楼梦》有关的文字，还有评论创作了名著《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先生的另一佳作《文明小史》的，有涉及《痛史》《老残游记》和夏衍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赛金花》的。书中有一篇比较特别的是评价鲁迅先生的《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算是“误会”解除后对鲁迅先生的一个尊重的姿态吧！毕竟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以及思想现在都没过时，极其富有启蒙意义、鼓动性和战斗性，而当年三十郎当岁的阿英曾经口无遮拦严厉批评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不适宜时代要求，陈腐、老套、过时了。

书尾的《关于川剧《柳荫记》》《初期的翻译杂志》《翻译史话》，都已经细细读过。“《柳荫记》”一篇涉及古旧戏曲剧目的修改、打造、推陈出新，所言已经是和戏曲改革有关的事，读之很是亲切。两篇谈“翻译”的文字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读着这样的文字，可以感受到晚清的中国万般无奈有心“改革”却步步艰难的社会景象。当井底之蛙的中国人从外国文学和其它文字中逐步了解西方的文明进步和先进程度的真相时，要经历一种多么难耐的好奇和震撼？中国慢行、艰难的进步，离不开那些早年翻译的形形色色文字的辅佐。

《小说四谈》还有五篇文章和《晚清文学丛钞》有关，所谓《晚清文学丛钞》是文革之后，阿英先生担纲出版的第一批古书，四十年前我有幸偶然看到，立马买了两本在手，竖行版的，现在这书也是市场珍品了。

每个藏书家和爱书者，人人都有多个别致的和书籍有关的故事。今年早些时间从我也很尊重的施蛰存先生的散文《旧书店》里就读到过阿英买旧书的事。阿英当年在上海城隍庙旧书市场弹尽粮绝凑不够买书钱正着急时，正好施先生走来救了他驾。仅这回阿英先生所买的两捆“一大堆乱七八糟”书里，就有“光纸铅印、石印书，有《国粹学报》，有《新小说》，有弹词唱本，有小说戏曲。全是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和期刊”等等。在许多人眼里这些都是一钱不值的破烂，在阿英眼里却都是珍宝。

仅仅从施蛰存偶遇阿英先生，所看见阿英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就知道阿英先生所涉猎的文化、社会、历史、民生空间的辽阔，因此也就很明白先生出版了近百本书籍的贡献，都是靠着无数勤奋和辛劳积累创造的。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   重庆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