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我都是对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先生充满敬意的，这当然首先因为他和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一起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父亲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和学者，他更曾经是著名抗日将领杜聿明将军的女婿，我敬仰并同情杜聿明将军，自然因此更对杨先生尊敬有加。

十九年前，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前，我在自己编导的大型教育政论片《新世纪的太阳》里讲到信仰危机时，特别举了让我已经耿耿于怀有些日子的一件事：

某日，杨振宁先生从美国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看到由许多人组成的欢迎人群，杨先生不由心头一热，为有这么多人来迎接自己感到高兴。可没曾想那欢迎人群并不是迎接他的，那些人中有些根本不知道杨振宁是谁，他们是来迎接一位其实歌唱得很糟糕的香港大歌星的。

不管怎么说，杨振宁先生在很长时间里还是很被大陆民众爱戴的，虽然坊间曾传出他和李政道先生关系不睦的消息，也有人对此议论纷纷，但从来没想到杨先生也有被许多人恶骂的那一天。

但后来真就看到、听到许多对于杨先生的恶骂了。

首先听到有人骂杨先生拍政府的马屁，奴颜媚骨取悦政府，骂他对大陆千山万水的社会问题假装看不见的事。

后来恶骂就严重到有些出格侮辱人了，更多的人吃饱了撑得难受，竟然把杨先生和一年轻女子自由恋爱并结婚的事拿来当靶子，没完没了冷嘲热讽攻击了许多年。

更有“消息灵通人士”不断披露说，老少婚后，因为两人年纪相差巨大，婚后事事比比难匹配，烦恼多多，少妻“后悔死了”、“终于要离婚了”、“已经离婚了”……但事实说明这些说法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胡说八道。

最近又有有关杨振宁先生的传说，问题真有点严重。传说说，杨先生居然夸赞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有大问题的大陆中国体制，说他说：

“中国现今的体制是很好的，对科学的发展特别有利。如果实行民主制度，会不利于科技的发展，所以，制度最好不要变。”

可想而知，在今天这个前进还是后退节骨眼上说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果然议论纷纷骂声四起。

骂的比较中肯的大概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骂人帖子：

“既得利益的奴才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替主人歌功颂德，这种奴性思维的无耻人才，现在很多……”

杨先生的这段话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无论他人谁都可以这么说，偏偏他是不能的，因为他本人就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培植出来的硕果，他怎么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死命地打自己老脸耳光呢？

气愤之中，我也按捺不住开口骂了人：

“一直尊重他，也一直反对恶骂他——更反对骂他娶少妻事，但他这段话太不是人话，该被骂：胡说八道，老不自尊！”

我为什么不能同意杨先生的说法？

首先，简单地说，在大陆现体制之下，“科学的发展”是由官方不一定对科学内行的具体官员所任命的不一定内行的官僚领导着被官方承认、支持、“合法”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们”按部就班从事的各种科研活动。这种体制之下，人浮于事。后勤人员队伍庞大，已是多年现象。在这个长年混日子混出了麻木不仁境界的环境，真正热望于拼死命也要出科学成果的人很有限，许多人的人生观就是“混吃混喝等死”。而真正的有志于科学发展的人所得到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经费，因种种原因，与“混吃混喝等死”者毫无区别甚至还远远不如。这样的体制之下，许多科研人员自然积极性不高，由于不得志几乎终生备受煎熬……这样体制的环境，八百万年也出不了一个自由成长出来的马斯克。

再，在民主制度下，所有有志于科学范畴事业的社会人，都可以万马奔腾洪荒之力地、自发地、出于热爱地、靠着执着的力量在奋斗努力。

千奇百怪的创意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会萌发，百花齐放预示着某日果实累累的科研花圃也只能在这个自由空间盛开。

就以上两点，就两种制度空间两两相比，还有什么理由分辨不清其两制度空间的优劣和好歹吗？

作为一个在民主制度维护的空间环境获取了巨大成功的杰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如上这样的可笑言辞实在过于荒唐了，荒唐到实在让我难以置信。

我不大相信杨振宁会这么说。即使老先生真这么说了，我也只能说：老先生精神今远不如前。已经不正常了。

如果杨先生那段话事出有它因，杨先生根本没说过，或者是近百岁的杨先生因为不幸患上相当大数目老年人难逃过的痴呆症，才有了那样胡说八道的言辞，我都请那些别有用心总拿杨先生做道具的政治小流氓多少有点人类的仁慈之心，别拿这些违背常识的屁话扰乱社会，让杨先生一再蒙羞了！

说到民主和科学技术的辩证关系，杨先生应该称之师叔的杨先生父亲的同事、著名教授数学大家华罗庚先生，早在抗战胜利前的最后关头说过的一句话恰巧针对流传中杨先生有关“体制”“民主”“科学”进步、“科技”进步的那句话。

华罗庚先生的这句话很简单明了，先生是这么说的：

“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