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上帝的安排？前天换了凉席准备过夏天，昨天把堆在床上的书——准备读的书有60多本一一归位时，放在最顺手处的7本书是正断断续续读的书，其中有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的《文学回忆录》，于是就拿起这本来读。零零碎碎读了一些片段后，完整读了其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褫夺公权刑》。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俄罗斯皇室戏弄、侮辱“行刑”的整个事件过程，我在四十年前购买的一本小册子里已经读过，但今天读那几个目击者的讲述还是很有感触。当时在由许多军人造势的、置有以侮辱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能事的道具断头台和耻辱柱为中心的周边，居然聚集了数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路人和同情者。“行刑”之后，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崇拜者试图冲破军人的阻拦，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接对话。更有一群早有预谋我感觉活泼漂亮的年轻女子，乘坐着雇来的马车追逐着刑车，纷纷将手中的的花束抛给车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成功将花束抛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女子被“抓获”了。

除了这些感人的故事场面，让我震惊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施刑的日子是5月19日，许多年前1864年的5月19日，距今天整整154周年。

十八十九世纪是触动俄罗斯民族灵魂大变革的时代，已经落后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俄罗斯统治者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对思想家、艺术家甚至政治评论家和文化评论家的惧怕到草木皆兵，很多杰出、优秀的俄罗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被残酷迫害。这过程最常用的手段便是把他们流放到生存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无人区去。俄罗斯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许多人都有被流放的经历。这方面的史料我没有专门查过，但也读到一些比较详实的记述。

有的被流放者——甚至携妻带子者一起被流放的人日子过得非常惨，迫害之下直接活成了“野人”的样子，但大部分有影响的著名大家们似乎生活条件并不十分糟糕。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他除了被军人远远监视，基本是自由的，不用为食物和冷暖发愁，可以快乐尽情施展他对熟人、朋友的恶作剧和调侃玩笑。马车每月一送的邮件，他都能收到大量包裹，其中有很多是新出版的图书，没有警察和丘八拆解、检查他的包裹，每个包裹都是他自己一一打开，再把大部分新寄来的书直接分给其他难友——因为他没有独占的习惯，也没有足够时间迅速读完那许多书，不如借花献佛，让他人先睹为快。

不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回，有关俄罗斯“流放”一说的文字还是读到过不少，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个时代信息已经告诉我们，沙俄时代的那会儿对政治犯、思想犯还是比较“仁慈”的。普希金那个时代也同样如此，否则“严打”之下就不会有后来的“俄罗斯的灵魂”普希金巨大的文化、思想影响力了。还从有些炫耀意味的文字里见过对列宁被流放时的描述，那整个一个吃得好，营养富足、不愁冷暖，只是被局限了活动范围而且有自己心爱女人陪伴的日子，甚至连山珍海味都是管够吃的。读着这样的纪实文字，简直顿生羡慕之意，恨不能立刻钻进西伯利亚的历史深处，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一起享受那美好生活去。

无论怎么说，就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等人的流放生活状况看，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对思想者、不同政见者、不吹牛拍马溜须者的残酷迫害都是令人发指，难以被人类社会宽容。这二者也是人类20世纪最残暴、可耻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制造者。即使相比沙皇黑狱和流放都邪恶有如阴间地狱。可恨的是如此明晰的历史史实，依然被别有用心的恶势力极力隐瞒、呵护，甚至纵容无耻、无德、无良的歹徒们为其涂脂抹粉、招魂。

历史一旦被如实陈述，江河彭拜泥沙俱下，悲壮惨烈之外，还不可避免地带出荒唐、可笑的往事。我注意到，在1864年5月19日那个被春天初初笼罩的骏马广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施刑时，除了数百用冷峻的眼光目睹那场行刑外，在他们身后还聚集着一些人数不少的基层民众，这民众以工人为主。这些社会地位远远低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情者们的体力劳动者，发出的声音却是对为俄罗斯求公道、求真理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谩骂和诅咒，这场面实在是太戏剧性太奇特了。

我不知道那些“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如此颠倒黑白痛恨他们本该尊重、爱戴的人，莫非他们真的喜欢他们身处的奴隶、半奴隶社会？既然沙皇都没要求他们这么做，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如此兴致勃勃主动干这么邪恶的事？这问题，其实细想也不深奥，是愚昧和连续多年的尊皇、顺奴思想的自然浸染，让他们变成这副愚昧样子。因为深刻的愚昧，自然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无耻、无德、无善恶分辨能力的立场。可笑的是，对这样一个沙皇时代有些荒唐、可笑也可悲场面，我是先熟悉了今天的大量存在，再回溯到154年前俄罗斯那个略带寒意的春天，才有深刻印象。历史和现实常常荒唐可笑到一模一样，就像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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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