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9年前意外考进钢琴厂做钢琴调律工作住进重庆主城区，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磁器口了。

以前每次去磁器口，多多少少都有点亲近那里可怜的“古迹”的意思，虽然所能看见的“古迹”都不太古，匆匆忙忙去走上一趟，踏踏那里的平整石板街道，心里总会有些和老朋友聚会的快乐感——虽然我对那些越来越新的“老街”微词不少，毕竟地方是老地方，心里即使几分愤懑，快乐还是远远多于愤懑的。

这次（5月28日）前往磁器口是因为我尊重的吴宓先生，再次读到先生的日记，想起一生受了太多冤屈的吴先生，在国家易帜为共和国之后，曾经任教于磁器口的西南师院，于是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足迹”，突然有了到吴宓先生走过的嘉陵江东岸的石板小道走一遭的念头，也算“怀古”，于是有空儿便顶着烈阳启程前往了。

有时候我似乎是能看到先生在曾经被称之“沙磁文化区”的大街小道走过的身影的。

吴宓先生在磁器口的日子不能说太快乐，地覆天翻的变化里太多的血腥让佛性十足的他难以理解，不喜欢靠近政治的他却被迫天天政治学习。更有他熟识的一些从前的“有钱人”的后人因为“土改”和“减租退押”成了被巨债催命的倒霉蛋——甚至有许多人因为还不起从1940年开始清算的“退押”“巨款”，悬梁、跳河自杀或者被罚以枪毙（退不出押金就死刑处置）……吴宓先生不顾生死保留下来的“反动日记”诚实地记录了四川的“土改”“退押”真相，因此让后来的我们能真切看到当时的历史实情。就我个人来说，若非看到吴宓先生的日记记述，是完全不知道“土改”竟然有这样草菅人命的细节的。

吴宓先生在磁器口老街外的“西南师范”任教期间，同时也兼着不远处重庆大学的课，重庆大学可以说和磁器口紧紧毗邻，相互招手可见。先生来往两地甚至更远一些的沙坪坝中心地带，有时乘公共汽车，但显然步行更多一些。也许先生是会心疼那车票钱的，对于先生来说，虽然他在资助他人时出手大方到潇洒，他的钱大部分都是别人所用，但他对自己却节俭到严酷。那一趟车钱已经超过他一顿质量满意的饭钱了，或许他有时候真会为了省这钱选择步行。

好在从磁器口到重庆大学不太远，原来不过一站路，到今天这一站路一点没延长，但现在已经变成的四站路了，几百米便是一站，也算体现了今日出行便利也助力于人们发扬光大懒惰吧，有些人即使几百米也要坐车的。

吴宓先生在磁器口生活的几年岁月，还遭遇了一次极其奇特的爱情，他给予同情立场而对一个惨遭三兄被枪毙几近家破人亡青年女子邹兰芳的同情和资助，为自己惹来一场多少也惊天动地的“爱情”穷追。吴宓先生仅仅是同情并非爱他在日记里称之的“芳”，“芳”也并非他喜欢的那种气质文静、典雅的女性，这一点本是很难马虎、调和的事。或许邹兰芳也并非真的爱年已近六旬的吴宓，她实在是作为一个多重的“反属”（反革命家属）生存、立足社会都困难重重，有把好歹也著名的大学者吴宓先生作为可以投靠寻得庇护的救命稻草和庇荫大树的。

即使六十年后，读到邹兰芳女士的故事，依然令人唏嘘。虽然她绞尽脑汁用尽计谋制造、借助舆论施压意志刚强却心灵柔软的吴宓先生，导致吴宓先生如落网鱼儿不得不娶她为妻的事令人不爽，我还是十万分地同情她。毕竟她“傍”上吴宓先生后，借助吴宓先生之力照顾着哥哥们的几个可怜孩子，仅这一点就值得尊重了。

可怜的是邹兰芳嫁给吴宓之后就一直生病在家，并没有工作过，更不幸的是，连这样的日子上苍也没多给她，没几年她就因病离世了。

邹兰芳去世后，眼睁睁目睹身旁一个年轻生命的消殒可能触动了吴宓先生的心灵深处，于是在他的重要的家宴上，餐桌上会多出两双筷子：一双是给远去天堂多年的好友吴芳吉的，另一双是就是亡妻少妻邹兰芳的。——每次在有关吴宓先生的文字中读到此情节，我都会忍不住落泪，万分羡慕我敬爱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人世间有几人能如吴芳吉先生摊到吴宓这样千年不渝的朋友？

这次前往磁器口是带着热望去，负着失望归，我想踏一踏走一遭的自磁器口到沙坪坝经由著名的高家花园的江边小道早就没有了踪迹，于是有些悔恨：

早些日子干什么去了？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