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就把几乎所有的书都打成“封、资、修”毒草，一时间弄得举国无书可读，不仅状况怪异到让古今中外惊诧，还确确实实用精神饥饿法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添乱，培养了很大一批缺才少德心恶的文盲型糊涂蛋。

“文革”中期的时候，恩师张开政先生有一次和我闲聊，说起人世间有一部好书叫《辞源》，内容及其丰富。他一熟人的孩子就因为自家残存着这样的一部民国版《辞源》——既然无书可读，那孩子就反反复复读这部《辞源》，爱不释手，直至将这部不但厚而且重的大部头书的内容从头到尾烂熟于心中。也因此那孩子知识格外丰富“才高”许多成年人人数等，天上地下海阔天空纵横交错无所不知，亲朋好友人人称奇，对其赞叹不已。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说世上有一部叫做《辞源》的好书，也因此许多年都想拥有这部书，那时节，隔着遥无边际茫茫和完全没有目标方向的空间，我都能嗅到将来一定会属于我的那部《辞源》的书之馨香。那部在我的渴望和想象中的珍贵之《辞源》，竟然转化成一种异样的温暖作用在我心里，想起这部书心间就有一种莫名的心神迷荡的惬意。

后来“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逐渐回复了正常出版事业的出版界，在迅速出版了许多被解禁的图书后，新版本的《辞源》终于出现在书店的书架和柜台上。当我看见这本让我曾经梦寐以求想得到辞书时，却没有了立即将其买回家的欲望了。原因有二：一是这大部头的书价格不菲，我每月工资不过三十多元，购买需要早早策划安排；二是我此时已经购买了似乎适用性更强许多的新版本合订本《辞海》，因此《辞源》的强大功能在我心里已经开始变轻，似乎不是以前以为的最重要的书了。

很多年都没溜达过重庆著名的“中兴路旧货市场”了，前些日子有事在新华路解决，趁机就去了趟久违了的较场口附近的旧货市场。在拥挤着许多小古旧书店的楼层偶尔和曾经就职师范学校物理老师的节先生聊上了。节先生堆积成小山的书堆基本上很难看见绝大部分书的书脊和封面，因此也弄不清楚他都有些什么书，但一贯比较注意老旧书的我还是发现了能看见的两本有些残朽老书的神色。拿来一看：一本十六开的大本是大公报编辑出版的1965年年度的《人民手册》，另两本四十开的是一套民国十九年商务出版社出版的《辞源》。

节先生说“现在的人不看书了”，生意很难做，他年事已高也想退出江湖了，所以想以极低的价格把这三本书转让给显然爱书的我。我因为家里书房堆积的书一直因父亲生病住院治疗需要陪护无暇整理，居然马上谢绝了节先生的美意。

回家后过了几天，想起节先生售书给我的价位心里甚是不安，节先生那价格哪里是卖书，明明是送书与我啊！于是决定有空就把那三本书一起“请”回我书房来。那天没买节先生的书，却在另一小书店买了一套九本盒装的《重庆广益中学120年校庆丛书》……这是后话，以后有空儿再说。

昨天有空儿，就又跑了趟旧货市场，节先生不在，打着电话，靠着邻摊位摊主帮忙，我拿到了节先生的那三本书。

眼看着前几天没开门的小书店又有几家有动静，接着就发现有两家有着让我惊叹的许多史志书，本来控制着着自己的买书欲望的，终于还是忍不住买了五大本。

五本书价格六百元，这价格是以前不敢想象的，我几年前买到比这堆头大质量好的书，花费不过六分之一的价格。不过书都是我喜欢的，就图书价格近年飞涨，早年出版的史志书也该增值的实情，我觉得价格还是能接受的，特别是买到了我分别都生活了十多年的荣昌和永川的老县志，心里更是满当当的满足。我其实还动了心，想把以前的永川地区“江八县”的八部县志都收拢在手，另外这六个县是：铜梁、合川、璧山、大足、潼南、江津，都是很有传奇故事的地域。

昨天购书清单在下：

《辞源》（民国十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无印数信息）

《人民手册》（1965年大公报社出版印数100500册）

《荣昌县志》（2000年四川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

《永川县志》（1997年四川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

《黑龙江省志——报业志》（1993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

《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作者：李光文、杨松、格勒主编（2000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印数1050册）

“中国专门史文库”之——《中国新闻史》作者刘家林（201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无印刷数量信息）

                                        201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