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是个浓缩了的小社会，由于医院的功能所决定，这里总是集中着许多苦难、怨言、仇恨、伤情故事，纠缠着哲学、宗教和迷信因素及情结的生死、善恶、报应故事更是多多。那些林林总总真真假假的故事被讲述者有意无意渲染放大也是一定的，但即使从真真假假的长短故事和消息中，依然可清晰看到一些社会真相的呈现。

父亲自去年摔一跤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后，已经住院治疗四次，每次在医院照顾父亲，都会结识几个新朋友，于是就像读一本书一本书似的，得到每个新朋友的许多故事，有些故事确实触目惊心地呈现了社会某一方面或者某一角落的细处状态。

前几天父亲再度住院，在医院住院部结识了一对护工夫妇，他们是来自我曾经生活、插队下乡十多年的原四川省荣昌县的农民，两人虽然与我不一个公社，但我在他们家乡所属的公社溜达过。与这对夫妇聊天，听他们讲了许多自己家乡的故事，虽然是即兴聊天，有些故事依然不乏深刻，若有空我会转述几个出来。

             来自乡村的故事之——昨天犯“投机倒把罪”的农民们

那对护工夫妇各自照护一个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妇照护与我父亲同一病室籍贯浙江的91岁的老公安。

夫在另一个病室照护一个年近90有儿两个但儿子却不来看望的老人——这事起因于老爷子“老不收心”，在妻子去世后又结婚了，“好处”都给了新妻带来的子女。

妇爱说话，与我结识不过片刻工夫，就被我问出了她老家许多故事，大至计划生育、老人养老、民心、怨言实况，小到母猪饲养、猪崽儿价格、鸡鸭散养和野生猪草生长的细节。印象深刻的是她老家退耕还林弄得很是厉害，退耕后，仅仅几年工夫，山山岭岭就被茁壮猛长的树林子遮蔽得下脚的路都找不到了。大块的田土都种了树或者苎麻，只有“卡卡角角”的小块田土还被一些老人操持着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这种劳作是极其得不偿失的，若非实在热爱土地的老农，是没人干这些“没得意义”的庄稼活儿的。

夫略微矜持不苟言笑，听我讲述当年下乡时生产队的经济状况窘迫、恶劣，造成许多社员偷盗农作物的事，立即插话讲了他熟悉的一个倒霉蛋儿的故事：

倒霉蛋儿是个残疾人，“文革”时因饥寒交迫，开始倒腾买卖，最后认定贩卖猪油的“非法生意”是自己的命里注定，因此一再触犯“投机倒把罪”被严厉打击，但依然“贼心不死”死心塌地从事他的倒卖猪油事业。这个值得同情的残疾人在“文革”时期一共判刑入狱四次，结果是屡屡坐牢，坚决不改直至今天。

后来那倒霉蛋儿残疾人因为比其他人有钱，虽然政治上头顶“劳改犯”恶名，经济上却是成功的，在穷困潦倒的乡亲们眼中俨然是个另类的“成功者”，经济基础的强大弥补了他残疾的弱点，他挑拣着娶了当地最漂亮的一个妹子当老婆，令许多人醋意大发又恨又眼红。

倒霉蛋儿一直坚持着，只要没关在大牢里有自由身，就惜时如金地做他的猪油贩子生意。

美女妻也很争气，不但辅佐身残志不残的丈夫捯饬卖卖，还敞开肚子接二连三生了好几个孩子，日子越来越红火，现在倒霉蛋儿残疾人的儿孙已经完全继承了“猪油贩子”的衣钵，不过生意早已经“做大”了，卖卖很是“生意兴隆”。

听男“乡亲”讲完倒霉蛋猪油贩子的简短故事，浮想联翩，“投机倒把”这个词似乎成了一根针，一根直插我心的长针，“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两幅熟悉的老面孔又来光顾我了。

作为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五零中”一员，我们这拨在“文革”中开始、结束了动荡多事的少年期，进入更多事的青春期的人，即使麻木不仁，百事都没有兴趣人，都无法躲开当年的社会被迫体验那个时代的许多奇葩现象，比如“投机倒把”和“投机倒把分子”。

当年我很是仇视、轻蔑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坏人”，觉得这些“好吃懒做”“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坏人都该狠狠地打击”，其实这情绪真正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那会儿长年没完没了的残酷政治运动早吓破了老百姓的胆儿，若非实实在在难忍饥寒交迫的压榨，靠着求活本能欲望壮胆，谁也不会轻易去选择“投机倒把”那条道去冒险的。

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有多邪恶，有几件事可点缀出其的精髓；

当年对普通的农家来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有实质意义的操作就是严格控制农家的家禽养殖数量。我曾经多处了解过，全国大差不差，政策规定按人头计数，每人只准养半只家禽，鸡、鸭、鹅混搭算，若人口总数成单数，可多养半只。如果超过了“法定”数字，多养的家禽一定是要被灭杀的。

农户每人只准养半只家禽已经邪恶得够没底线了，还有更没底线的，就是在集市打着“打击投机倒把”旗号，强行低价“收购”农民拿到集市交易的农产品——主要是家禽蛋。

“文革”时农村分配政策极其混账，“干好干坏都一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人人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极低。就我所在生产队来说，我下乡头一年，一个工（10分）价值二角三分钱，第二年溃败如山倒，直直降到了1角八分钱，最能干、最伟岸、最强壮、最熟练农业技术能挣一个工的全劳力一天劳动所得，不过刚刚够买一斤盐巴。（写到这儿忍不住骂了一句“操他妈的！”）

人心哄地皮，地皮就哄肚皮。极左恶魔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谁也不愿多出力的结果是粮食产量极低，弄得农家家家户户都穷困潦倒，家家户户都把弄个零花钱的大事寄托在自家那几只生蛋母鸡身上——可怜的农民没有其它生财之道，也只能把指望绑定在家里那几只责任重大的母鸡身上。事实上，那时候此举意义极其大，家家都得依靠母鸡生蛋卖钱才能采办家里必需的针头线脑、灯油和读书孩子的文具等等

在集市打着“打击投机倒把”旗号，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家禽蛋的土匪行为，我曾经经历两次。一次我长途跋涉后，正在离我家很远的集市和卖蛋农民谈着价格，忽然间整个集市就汹汹攘攘乱了，似乎全世界只有我一人傻傻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本来正和我谈着价的老农也极其敏捷地提着他的二十多个鸡蛋飞一样的不见了人影。

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将已经听说过的“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鸡蛋”联系、对位到面前火辣辣的现实生活中来。

那天很倒霉，来回跑了近四十里路，没有买到一个鸡蛋，还受一场惊吓。那会儿市管会的威风远远强大过今天的城管，他们所作所为似乎都代表着国家、正义和法律，绝对没有人敢于挑战他们的绝对权威。我无形中受了他人影响，对他们的态度是百分之三百的敬畏。

通过“没收”或者强行低价收购可怜农民的粮食和禽蛋，打击对象主要是农民，如果生意谈成，鸡蛋已经买到手，市管人员人员一般是不会强行没收的。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没有胆量和勇气冒险去买鸡蛋，结果也只能空手而归了。

还有一回凑了巧，我到达常远征的集市泸县的石桥时，市管人员打击“投机倒把者”的大网已经拉开准备收网，专职的市管人员和临时拼凑的“民兵”等已经封锁了集市要道滴水不漏插翅难飞，气氛有如那会儿枪毙一系列“现行反革命”前“公审大会”进行时的杀气腾腾。这架势让我有些胆颤，完全消失了购买鸡蛋的欲望，没再去考虑禽蛋类的交易，数十里往返跋涉，又白跑一趟。

最让我触目惊心近距离接触的“投机倒把分子”是1975年四月某天在荣昌县火车站调度室旁边的屋里看见的一个帅气农村年轻人。

那年轻人刚刚从部队退伍回家，出于生计压迫，借了他人的钱和叔叔一起干起了倒腾香烟的卖卖。不幸的是，他们头一回做生意，就被相关人士在车厢里逮个正着，押下车来。

我看见老少叔侄时，显然逆来顺受服了气的“叔叔”的已经被用“秦琼背剑”捆绑法捆在了一边。一个戴铁路工人工作帽肥魁武大身体极壮的铁路工人正在猛力捆绑那个倒霉蛋儿退伍军人——我发现那年轻人浓眉大眼像个文艺兵。年轻人被倒剪了双手，左手从背后拉上来，右手从右肩膀上端被拽到后颈下端，那个铁路工人拿白色的细麻绳分别捆住年轻人的左右手大拇指，然后使劲收绳把两个大拇指往一起凑，实在拉不动的时候才将绳子收紧打了个活结。

地上有两只一对崭新的竹编米箩兜，箩兜里满满装着几十条价格便宜的香烟，铁路工人告诉我，他们是在列车上被查获的“投机倒把分子”。

第一次看见如此凶狠的捆人，我莫名其妙有些害怕，眼看着那极力保持自己威严仪态直直站着的退伍军人因疼痛，站姿体态都有所变化，可见那被细麻绳捆着拇指一定是很疼的。

好奇心和疑惑闹腾得我心里痒痒，微微一点同情心也在蠢蠢欲动，等没有车站职工在场时，我偷偷问了年轻人一句：为什么接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就从事“投机倒把”，这对得起自己部队和退伍兵的称号吗？

那大我四五岁的年轻人显然不太愿意理睬我，但他还是面不改色平静地回答了我：

“没办法，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那天这句话让我听得很新鲜，觉得这话很有力量。

“为了生存”是句很普通的日常用语，人人都能浮皮潦草将其朗朗上口，但真正能站在他人特别是不幸的他人立场考虑此话意义的人很少，许多年来上上下下都习惯性地固执己见忽略他人，连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都忘得精光，这是上上下下的人常犯重大错误的一个关节点！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