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丑梅家看到的“文革”苦难

如果哪天和丑梅相遇，面对面，我俩相互一定是认不出来的。

虽然丑梅一直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提起我的名字，基本上可以确定丑梅依然是云里雾里两眼茫然，她几乎没有任何依据可推想、筛查她面前的我到底是谁。但如果我提起一件她儿时经历的一件几乎决定她生死的大事，她一定会惊醒般的顿悟，想起幼年的一些往事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夏天，太原西郊的天气毫无炎热的感觉，人们大都着单衣长裤。大我两岁半的姐姐正等待开学读小学一年级，那天下午，不足七岁却好强、好奇、胆大的姐姐带着四岁的我和隔壁邻居石叔叔家五岁的女孩儿丑梅去远征，目的地就是一里路以外新建的“养鱼池”。

开挖不久的养鱼池是太原河西大厂晋机厂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它和旁边的露天剧场东风剧场是相依配套的“文化工程”项目，所担负的使命都是丰富工厂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虽然这个不太大的养鱼池被它十几年的历史生涯证明，它不过是一个养了些鱼的水坑而已，但在1959年的时候，这个至少有两个小小的用红砖砌成的四方形平台和小小亭子的水池，在当时的河西区那一带还是有几分文化休闲模样的。

那天天气属于太原秋高气爽时常有晴天，蓝天如洗——记得那会儿一年四季天空大都是碧蓝的，养鱼池可能是新近才才灌注的水，很清澈。在蓝天和微风作用下，水面闪烁着细微的波光，真正有如鱼身上的无数块麟片发出的很柔和的光泽。池水清澈到确确实实可以一眼见底，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比较宽阔的水面，被新鲜感驾驭的好奇，让我牢牢记住了当时那一汪清水的模样，至今难忘。

那时的我对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就在我傻乎乎看着姐姐蹲在池边洗她一点不脏的花手绢时，旁边的丑梅噗通一声掉进了鱼池里。

那用红砖砌成的水榭平台是直上直下扎根于水中的，当时的池水相对于我们这么大点的小孩子来说应该算很深了，我眼睁睁看着丑梅在清澈的水中四肢张开着像只大青蛙在舞蹈，眼看着丑梅上下了沉浮了几回，我甚至没意识到那是丑梅在拼命挣扎，在扳命——此时我四岁多点，姐姐还不满七岁。

丑梅突然落水，让比我懂事许多的姐姐一刹那也呆住了，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反应。我更是傻乎乎完全不知到眼前正在发生的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就在我和姐姐发愣的那几秒钟，或许是上帝相助，在水中胡乱挣扎的丑梅再次浮起来时抓住了平台边沿的红砖。此时姐姐似乎猛醒过来，赶紧上前……不记得姐姐是否真搭了把力，总之情急之中抓住平台边沿的丑梅后很快爬上了平台。

逃上岸来，浑身湿透的丑梅嚎啕大哭，姐姐和我还没成长到会劝哄伙伴的境界，在丑梅的哭声中，我们几个人慌乱之中不约而同调头就往家赶——那不是赶路，应该说是六神无主往家里逃。

那天是我有数的几次走那么远的路，我也是头一回在宽阔的马路边看见聚集一处的许多拉货的骡马和马车。也不知为什么，我特别记得那许多呲牙咧嘴大马和骡子满嘴呈方块型的大板牙。若非姐姐告知马是不咬人的，我真害怕它们扑过来咬我。

才捡了命回来的丑梅和我们都不知道刚才经历的生命攸关险情，丑梅反而为弄湿了全身衣服怕挨骂寻找托词，她没对她奶奶说她是自己是落水的，也没有陈述刚才被没顶的恐惧，只是一味栽赃陷害是姐姐推她落水才打湿了衣服的。弄得姐姐很生气，好一顿声辩后，有好几天我们都不和丑梅玩。

从事政治理论工作的父亲是从太行山共产党老区子弹厂来的老兵工，丑梅的父亲和伯伯也都是老兵工，但他们是工厂留用的原阎锡山的兵工厂西北制造厂的老兵工，这政治成色大不一样。

“正统”革命者身份的自得，让身为被重用又蒸蒸日上的青年干部的父亲骨子深处多多少少对丑梅父亲的态度有些轻慢。倒没有听父亲说过丑梅她父亲的什么话，只是觉得父亲说话时有些居高临下的架势。

石叔叔对我挺好，时常逗弄我几句时总是笑嘻嘻的。

丑梅的姑姑石姑姑也是晋机厂的职工，但石姑姑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这个体格健壮的青年女子常年在工厂上班，却没影响她在厂外在社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时的石姑姑是山西省摩托车队的队员。当时山西的摩托车和自行车运动项目在全国都很厉害。后来也都拿过全国冠军。

可想而知，在50年代末，一个年轻女子骑着摩托车威风凛凛驶过空旷大街和狭窄小巷的场面，那简直就是梦一样的感觉，目睹那种场面能让任何一个男女老少血脉膨张倾慕不已。记得看见石姑姑第一次骑着一辆崭新的绿色摩托车回来很是轰动，一大群孩子都赶来围在我家和丑梅家门口看热闹，稀罕的啧啧声不断。

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神奇摩托车，那会儿我们叫摩托车为“电蹦子”，不知道这个词汇的出处和历史都源自何处，反正我们对那“电蹦子”敬若神明，愣没人敢放大好奇心摸它一下。

丑梅的姑姑很是一个人才，虽然已经干着省摩托车队队员的差事，工厂的本职工作也没落下。

除开省摩托车队队员这个光彩耀眼名头，石姑姑还酷爱舞蹈和唱戏。我不但记得她手持一面红旗在舞台独舞时的英姿飒爽，更是在1965年看过她出演的整本大戏现代京剧《自有后来人》（后来改名《红灯记》）。石姑姑在剧中扮演李奶奶。戏中的石姑姑无论身段、唱腔、台词都很棒，一招一式完全有如专业水准。

从多多少少片段凌乱的记事开始，我和丑梅在一起也不过玩了一两年。1960年的春天，31岁的父亲作为年轻有为、被重点扶植培养的青年中层干部，被挑兵选将点名点姓“加强”到因大跃进而生的产物一个新型的拥有职工1300人的车间去任总支副书记。这个车间当时很落后也很了不得，1500千瓦发电机是这个车间的重头产品之一。为工作方便和与干部职工近距离更好交流，我家搬离了和丑梅家同住的东厂门外的友谊村，搬到了西厂门外的太冀村老“窑洞”房。

我家搬走后，我和姐姐都很难割舍对友谊村一些老邻居的怀念，但对丑梅却没有任何留恋和思念，似乎和她没有一点“感情”，就这么着，我渐渐把丑梅淡忘了。

“文革”时，我家全家“支援三线国防建设”来到南方当时隶属四川的荣昌县“落户”。随着“文革”恶搞一步步深入，我家所在的这家新厂沦入大乱，我怀念中的北方老厂也同样乱。从老厂传来的一些干部被批斗、殴打、关地下室的消息，让父亲很为他的落难领导、同事和部下担心。

有一天我坐在大人旁边听父亲和他人海阔天空地聊大天，得到个让我发了几秒钟愣的消息：丑梅的父亲和伯伯都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关押自杀了。两兄弟死法不一，一个触电而亡，一个吊颈而死。

此时我才意识到，“文革”不仅在我当时以为的山高皇帝远的南方大山里凶残、野蛮进行，在北方大城市的太原演绎的也一点不善。

后来进一步得知的丑梅父亲和伯伯自杀的原因，两人都是因为曾经在解放前参加过阎锡山发起的借用乡谊之力管理工厂的“同志会”，被认为有“严重历史问题”而备受迫害的。

一个小小家族的两个大男人，两个顶梁柱，都选择撂下家人而赴死，这情况确实有些严重，结果也十分惨烈。

我相信石叔叔兄弟二人在自决之前一定还是牵挂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若非更强大的压力作用于他们难以承受的心身，他们怎么会主动选择“背叛人民背叛党”的罪名只图一死？

可以想象丑梅的父亲和伯父自杀后，她家的日子有多难。

其实弄出夺命“历史问题”的所谓“同志会”，不过是一个在山西境内民间的社团组织，晋机厂的前身是阎锡山的制造兵器为主的“西北制造厂”，职工以山西籍人为多，因为乡谊之情，加入“同志会”的人自然也很多，资格老点、技术过硬的干部、工人几乎人人都被发展成了“同志会”成员。当然这些人的命运后来也大差不差，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没谁能轻松过关。

知道丑梅一家的遭遇后，这个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七八年的小姐姐又在我心里复活了，此时我的心境已经不仅仅是怜悯丑梅，而是为她担心。那会儿我已经有好几个相识、友好的伙伴都遭遇了因为父亲“问题”而落难被打击。有些很是让我困惑，更让我百思不解：我几个好伙伴的父亲都曾经英勇杀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军人，可他们都在“文革”相继落难惨被蹂躏。我完全没法理解眼前这场似乎故意恶搞、很有些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的革命，心情生平第一回有了沉重到能压垮我的感觉。

我曾经打听我心中偶像级人物丑梅的姑妈石姑姑的消息，没人能告诉我她的状况，无论她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消息都没有，一直到今天也也没有。

我的那份牵挂丑梅、牵挂石姑姑的心情，随着自己成年，要忙活的事越来越多渐渐消失了，直到“文革”祸害天下即将五十周年的今天，才突然又想起了她们。

虽然我后来没有过多关注石姑姑的命运，单看石姑姑两个哥哥都是 “自决于人民”的“坏人”，还是可怕到极点的“历史反革命”这一点，石姑姑的“文革”命运不可能会好到哪儿去。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