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那一拨人，有如我小小年纪十来岁时就知道“大右派”黄万里的还真不多，占了这点“先机”的缘由是因为家父长年从事“政治工作”，家里有不少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书籍，在有关“反右运动”的文字间，我记住了黄万里这个很容易记住的名字，“黄河滔滔万里去”是我多次看见黄先生名字后灵感乱窜胡诌的一句“仿古诗”，再后来几次过黄河，看见黄河一点都不滔滔很有几分失望

“文革”前我的读书瘾已经茁壮成型，“文革”时除“毛书”外，所有古今中外书籍都成了“毒草”和禁书，想过过读书瘾极其困难，特别是从省会城市到了偏远山区的“三线”国防厂之后，这种情况雪上加霜般的严重。

无新鲜的书可读，就反复读能读到的，自家的十来本文学书籍几乎每本都读过好几遍，特别像《烈火金刚》，可以一口气把整个故事细细讲完。饥饿得难耐时，就把父亲的那些几乎都在政治、宣传范畴的书拿来读，那些大部头也抱过来摩挲着磕磕巴巴地读、这些书有厚厚的苏联翻译、印制的《联共（布）党史》、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十几本的《斯大林全集》、两大厚本的《列宁文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里厚厚的两辑、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等等等，这样的书，尚是十二三岁儿童的我自然是无法读懂的，不过是挑选书中多少有些生活场面生活情调的内容读罢了。

那些绝对的“成人书”，让我读着感觉良好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冯定的《平凡的真理》。

《中国通史简编》好歹厚厚一大本书，是我了解中国历史掌握基本历史的重要书籍，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年我只要想起这本书，眼前立刻会浮现隋朝垮台时，隋炀帝在受命执行除掉自己的禁卫军面前，乞求对方用自己身上解下的丝带勒死自己的那个片段，那根勒毙杨广的丝带在我感知中是白森森的，白得晃眼睛。小小年纪的我读到此，震撼之外，很是为曾经威风凛凛的一朝天子瞬间落到这种乞求死法地步，有种莫名其妙的难受。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里讲述了许多资本家在“万恶的旧社会”发家致富的故事，基本上中国杰出的资本家们都介绍了，几乎是生动故事，自然好看。

冯定先生的文风让我喜欢，《平凡的真理》用不太通俗也不太深奥却清晰明朗的文字讲述哲学，力度恰好刺激了我懵懵懂懂的探求欲，虽然知道这本书和冯先生的许多观点已经被严厉批判，我还是觉得冯先生一些重要观点很有道理，比如“冲动”也是成就英雄的动力的观点。

有一天读到了他人的一本由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编写的《中等学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此书出版于1957年10月，正是配合“反右”运动匆匆编印赶急的政治教材，在这本政治教材的最后的“其他有关参考资料”部分，由两个著名大右派的作品占据，一组短诗是诗人流沙河的《草木篇》，一篇短篇小说是黄万里先生的《花丛小语》。

流沙河能和黄万里在此处会师，原因就一个，他们都是本年度大事件“反右运动”被重点照顾的人物。

黄万里先生会写小说，可能今天许多人也不相信、不知道，而本是著名水利大专家的黄先生却正因为这篇篇幅不大的小说，惊动了伟大领袖，被领袖亲自钦定为“大右派”，受尽苦难沦落多年的。

黄万里先生被毛大爷打入地狱，最早的原因在《花丛小语》之前，在探讨有关三门峡大坝和水库建设时，他极其“不识时务”，在大势所趋之时刻，竟然有胆孤军奋战反对当时被捧成上帝特派员般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反对上马三门峡水库项目。

在当年，与苏联专家意见完全不同可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那种亲苏狂热之下，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身份轻微的可直接打成“反苏分子”以敌人的角色对待。

众所周知，强“敌”面前，黄先生败了，在不讲理的时代，他只能败不可能不败，直败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后来历史终于告诉了我们黄先生早知道的那个答案，三门峡项目的彻底失败也早已天下皆知，推波助澜犯下严重大错的各种人等无一被追究、处置，倒是唯一的正确者黄先生因此白白吃了许多苦，苦期前后二十多年。

受苦受累的绝非黄先生单独一个人，在蔑视科学和知识，蔑视专家和学者恶潮涌动的基础上开始的大跃进和后来一系列涉及水利建设工程的项目上，正是摈弃了黄先生等有良知和学识的专家、学者的意见，以无知、愚昧和野蛮打底不断恶搞，才不断犯下许多涉及水利工程建设的灭顶之大错，一再让我们这个民族吃尽苦头的，这苦头至今还在吃，或许还要吃许多年。

我是先读了流沙河先生的《草木篇》再读黄先生的《花丛小语》的，那时已经喜欢诗，所以对流沙河兴趣更大一些。

只记得读《草木篇》读得很累，还清晰记着有些胆战心惊。胆战心惊的原因一是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的我，首次和“阶级敌人”的“大毒草”短兵相接莫名其妙产生的紧张，二是之前无形中被渲染和自己胡乱瞎想，已经把取笔名和沙和尚的故处同名的流沙河先生想象成了满脸横肉络腮胡子、腰插匕首和二十响驳壳枪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莽大汉，读这样的诗人的诗想不害怕都不可能。累的原因是事先明明已经知道这《草木篇》是有代表性的大右派种出来的“大毒草”，被人教唆自然先入为主，少年的我拿着阶级斗争的眼光把力气全用来寻找毒素了，无奈什么都看不出来，于是对自己水平太低很是失望，还不单是失望，几乎是绝望，绝望在按捺不住自己觉得那些短诗都很美的心情，那些小诗确实很美，是一种很清秀的美。

黄先生的小说《花丛小语》，我并不觉得写得好，当年也一点不欣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先读了流沙河先生的《草木篇》之后，从草木间钻出来，花草植物产生的效应，对《花丛小语》中寄托了影射和讥讽“歌德派”之意的那首《调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有几分喜爱，这《贺新郎》虽然是词，读起来却有几分元曲的意境和味道，充满了音乐的节奏感。

黄先生的《贺新郎》是这样写的：

绿尽枝头叶，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从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后来得知黄万里先生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年轻时留学美国，1935年完成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学业，1937年再获美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成绩排名全校第七，是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中国人。这样一个学工程的专家学者，能把诗词写得那么精道，真是令后来的我们汗颜不止。

当年读到的《花丛小语》是转载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的，有资料告知，这小说最早是发表在黄先生任教的清华大学校刊上的，3000字的小说所表达的是黄万里对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在内的一些项目上，对苏联专家为首的不容反对意见现象的婉转批评，当然也有黄先生呼吁建立民主机制的意思，这太重要了，不但重要，还很必要。

事情凑巧，不知毛泽东在哪儿看到了《花丛小语》，被自己鼓吹的梦中蓝图陶醉、亢奋的毛大爷，一眼看出了黄万里发泄不满情绪的小伎俩，于是立刻决定了一个大右派的人选，黄万里在劫难逃。

后来毛大爷遇见黄万里的父亲副总理黄炎培先生，还气哼哼地说：

“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再之后，《人民日报》以“最高指示”的“什么话”为话题，气势汹汹开了围剿黄万里的头，黄万里无路可逃，只得乖乖伏法，自此开始享受自己大右派的“黑五类”生涯。

“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黄万里的话错了吗？历史早已经证明一点没错。

今天不多说“反右”事，只说花花草草诗，实际上写此文的原由，是因为另一首花草诗引起的，那花草诗诗名《牵牛花歌》，作者是黄万里先生的父亲老黄先生黄炎培。这是一首情诗，是黄老先生在抗战岁月原配故去之后，再娶才女姚维钧为妻后一次远行时，触景生情按捺不住心中欢喜写就的情诗。

黄炎培娶姚维钧为妻时六十三岁有多，姚维钧女士此时虽然已经三十二岁，身份却是一个才从大学毕业的女学生，而之前姚女士已经崇仰黄炎培多年，可以说是历史的多年铺垫成就了黄姚的婚姻，他们通信一年多，姚维钧一直口口称呼黄炎培为“吾师”，丝毫没有高攀黄炎培的意思，还一再拒绝黄先生的善意资助，但在书来信往多个回合后，两人见面后的第六天，就走进了婚姻的天堂，相依为命经历了多难的岁月，互敬如宾厮守了二十多年。

姚维钧也是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交流“周期性”时的耳闻目睹亲临者。

黄炎培迎娶姚维钧的时候，黄万里已经在国民政府的水利部门任要职，黄先生那年三十一岁。

姚维钧女士的爱情和生命的光彩似乎都是命中注定属于黄炎培先生的，黄炎培86岁终命于“文革”前的1965年后，第二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就如洪水猛兽杀将而来，姚女士被抛进了残暴的恶潮之中——时过境迁，已经乘鹤西去的黄炎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为中共做了那么多，此时却成了罪人，而他在世的夫人成了他的替罪羊，任人残暴欺凌宰割……

遭受了红卫兵的残暴殴打经历了两年受尽屈辱的日子，姚女士活下去的信心已经完全被粉碎，1968年的一天，她对自己的生命采取了最后了结，别世而去，这年她刚五十九岁。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身为推助中共上台执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堂堂前副总理黄炎培的夫人，她离世时所着衣物，竟然密密麻麻缀着二十多个补丁。

呜呼！什么世道？？天地良心！！！

犹如姚女士这样优秀的中华民族巾帼精英，殒命在罪恶滔天的“文革”被黑暗和残暴吞噬掉的有很多，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极其不光彩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岁月，后人将来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胆怯和假惺惺痛斥，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窝囊透顶的时代，至今许多真话都无法讲出来。

黄炎培和姚维钧结婚后，生命充满了阳光，两人的岁月都进入了各自的生命史最重要的阶段。姚维钧身为黄炎培的爱妻，不但承担着贤妻的责任，还担任着黄炎培随身秘书和助手的角色，成了黄炎培离不开的帮手，更为黄炎培生育了四个儿女。

1943年，黄炎培从重庆前往路途艰险的川西北羌、藏两族聚集地汶川视察，一日在山道途中看到路旁山花盛开，采撷一束在手顿时诗情涌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这首《牵牛花歌》，这是写给他钟爱的妻子姚维钧的情诗：

“你这花儿呀！

天生你在碧涧旁，

青峰下，

很可怜地天然白玉无瑕……

你不睬那阔绰绰的锦衣公子，

绣阁娇娃，

偏错爱了我穷书生冷落乌纱……

花儿呀！

你可怜我失却了如花美眷，

我定要玉成你做有主名花……

我只认你香是国香，色是国色，

你所象征着的，

是光明灿烂的中华。”

这是首显然受新文学运动新诗风格影响的诗，虽然网上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有所删减最精粹的部分，我觉得文采和节奏都远没有黄万里《花丛小语》里的那首好，但从荡漾此诗词句之间的青春气息可以看到如意爱情给黄炎培先生所带来的那种愉悦和对未来的信心。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