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有些人太怕冷，还是我确实不太怕冷，特别近些年来，我冬天时穿的衣服总是比大部分人少许多。

差不多九年前，春节后我在北京领了剧本奖，拐个弯儿回老家井陉微水。正是正月十五的天，太行山脚下的微水漫天飘着夹着雨水的大雪，接站的叔叔看见我显然吃惊不小，有点质问、责备的意思，问我怎么穿这么少？

前年冬月在九寨沟，我仅穿一件保暖衬衣，外穿一件摄影背心，眼见得东北来的一群羽绒服鼓囊的壮硕爷们儿对我指指点点，弄得我这个不爱出头露面不想出类拔萃的人还有点不好意思了，还暗暗告诫自己：以后再不能太“显摆”自己，行头不能这么另类了。

说是不怕冷，那是因为严寒还没到位，细细数数，这辈子还是有半打左右的日子曾经冻得我万般无难只想哭嚎呢。

前几天重庆历史罕见地下了一天大雪，稍微高些的山上冰凌处处，连极其壮观的树挂都大面积制造出来了，让难得被这严寒大雪顾访、青睐一回的重庆人高兴得和过年似的，许多人都蹦跶到各处的高山上玩雪去了。

窗外大学翻飞，弟弟电话里说了个网上正热闹着的笑话，笑话大意是说各地的人既叫苦又炫耀地通报自己所在城市的低温程度，什么“哈尔滨零下40度”“张家口零下30度”哪儿哪儿“零下15度”“零下10度”……重庆人不甘寂寞，也凑热闹插言一句“重庆零上一度……”重庆人话刚出口就被外地的大家们嘲笑，“零上一度算个屁呀？”但紧接着重庆人的后半句话立刻把外地的大家们镇住了：

“我说的是室内！”

想想，室内温度零上一度的家是个什么状态的家，除了瑟瑟发抖就是筛糠了。

笑话终归是笑话，再怎么说，今非昔比，日子比以前还是好过多了，不像四十年前我在乡下插队时，大部分乡下孩子别说没有棉衣、棉鞋穿，连夹衣、布鞋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许多孩子还光着脚板儿，想起来就心痛。特别记得1977年的春节，那年四川的冬天特别冷，水田的表面结了薄冰，这也是历史性的罕见现象。

人间行走60多年，最刺骨寒冷的夜晚竟然都是在南方经历的。

我先说后一个第二冷的夜：1975年年底，我们公社宣传队天天忙活着在各个大队演出，那时大部分生产队都没通电，晚上演出靠几个竹筒做成的大火把照明。演出结束，我们还要赶回公社，各自寻找熟识的人家几个人一被窝睡觉养精蓄锐，迎接明天的另一场演出。

有一天前往某大队演出时遭遇了意外情况，在佛家小庙改成的村小的演出被迫推迟到第二天上午。于是那晚上，所有的队员们都分散到“贫下中农”家休息过夜。我和另外俩队员被分配住进一连煤油灯都没有的空荡荡房间，外面有多冷，房间里就有多冷，里里外外都漆黑不见五指。房间只有一张乡下很少见的小木床，三个人睡一张小床挤一挤早已习惯，但那床小被子实在是太小，拦腰盖住我们三人的肚子都勉强，那被子其实连一条单薄的褥子的质量都没有，我们仨那晚上没脱衣也根本睡不着，一直说话到天亮。那一夜奇寒难忍，彼此说话逗趣儿都能听得到各自的牙齿打架。

我经历的极寒夜是到达南方的四川后第二天的夜晚。

入川前不久的67年初，忙活在“三线建设”国防之“重中之重项目”现场工地的父亲匆匆赶回太原接我们母子五人赴川。那会儿国家有规定，凡是从北方到四川去“支援国防三线建设”的职工家属都可以优待到首都北京去玩几天，在北京的住宿费用由国家财政报销。

就在我家离开太原，刚刚到达北京住进虎坊旅馆时，远方的“现场”就电报、长话催促父亲尽快回厂。父亲本来就是个工作起来从不顾家的人，接到通知，以为厂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在我们远远没有“玩开心”的时候，匆匆带着我们南下了。这样的人家还不仅我家一家，还有几家后来也扮演了倒霉蛋儿的人家也是这样的命运，刚在北京站了一下就奉命急慌慌赶往新厂了。此时我家和那些人家的行李都还在太原，连托运手续还没办理呢。

那晚冒雨到达新厂的有两户人家十三口人，而厂小小的招待所只有几个床位，保证两家的妈妈和幼小的孩子住下后，其他人只能临时找单身们和人家一起挤被窝了。

那晚上我是挤在后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王俏安叔叔被窝里度过的，那是我在南方的第一个夜晚。

到达新厂时已是半夜，那会儿条件很差，室外也没什么路灯，根本看不清周边什么模样。第二天一觉醒来出门一看好不欢喜，周边四处全是松树葱茏的大山，我兴奋不已，想想在太原时，只有在清明节“春游”时才有机会让老师带着到西山去爬一回山，这儿到处是山，那还不得让我把瘾过足。

年幼不晓事的我光顾自个高兴，全然不知道“发生大事情了”，父亲被匆匆召回不是什么好事，“国防企业暂时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被江青之流粉碎后，厂里的一帮子野心勃勃的人前不久组织起“造反兵团”开始闹事了，父亲和另几个匆匆赶回的干部都是他们计划揪出来批斗的对象。

父亲的不快和烦恼我一点不知道——直至我在几天后在职工食堂的大墙上看到父亲的漫画和“打倒保皇狗王竹春”的大标语。

到新厂的第二天，在小饭馆吃过早餐，我们来到了山坡顶部分给我家的干打垒房间，两间屋，一个厨房，一楼一底住了二十户人家的泥巴色房子两面排头各一个水龙头，条件和我家在太原七个门、有暖气、有抽水马桶卫生间、阳台、倾倒垃圾处的住房相比，几乎天壤之别。

我家入住新家时，新家屋顶刚刚铺上黑色的小瓦，墙上还在浸水，用手可以抠下泥来，一拳打在墙上，就出现一个拳头痕迹的深坑。唯一的门和窗户框子刚刷过油漆，门玻璃、窗户玻璃还没装，穿堂风发出呜呜的响声，连分给我家的几张横七竖八的单人床都是潮湿的，散发出浓烈新鲜的松香味。

造反派或许基因就是魔鬼所赠，一出现就那么邪恶无耻。我父亲那时身兼多个部门集合的现场和新厂两个宣传部的部长、新厂党办主任，之前还是近八千民工的民工大队的教导员，在有些人已经回北方探过两次亲情况下父亲却一次亲未探过，在偌大一个现场工地上算是数得上忙碌的大忙人，仅仅因为是一个被厂领导和有关上级部门重视的一个中层干部，就被一些官欲熏心的人妒忌，于是有了后来一系列的灾难。

父亲办公室的办公桌和行李箱都被造反派打了封条，放在里面的钱和粮票拿不出来，吃饭都几乎成了问题。

此时我家的近二十件行李还在遥远的北方等待发运，春节刚过，气温虽然在零上，但南方的潮湿显然加重了严寒的残酷力量，在我家的新家，我第一次感到室内的酷寒刺骨的难耐。

那天晚上，我家六口人仅有父亲那一套单身宿舍的被褥，好在母亲在离开太原前，亲手给我们四姊妹每人做了件驼毛领的小大衣，这多少为我们抵御了一些严寒的侵袭。

其实那些造反派如果多少有点人性，不故意作恶折磨人，有关部门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就可以把门窗玻璃安好，他们是故意如此的。好在上帝是恩慈的，在我们四姊妹——姐姐刚满十四，小弟弟才才五岁，从太原到四川，完全没有适应生疏之地水土的时候，遭受一夜奇寒，我们都没有生病。

那天为了防止夜晚的寒流袭击，父亲拿来一些报纸糊住没有窗玻璃的窗户框子上，本以为这样可以勉强度过寒冷的冬夜，未曾想，那天夜里大风一直刮，雨也没完没了不停地下，父亲整夜扮演了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大风轻而易举就把父亲一次次努力破坏的一干二净，呼啸的山风一直肆虐到天亮才停下来。

这是我此生至今感受到的最冷的一个夜晚。

父亲后来曾经在他的回忆录抱怨：“……第一批回去接家属的***、***、***、…………等政治部几名干部，他们回北方去之后，我都组织了政治部的干部，给他们一家一户打扫房间，安置床铺，给他们购买煤炭和引火柴禾。厨房的窗子没有玻璃，我用报纸一一糊起来。他们的东西来了，人还没有回厂，我和严克祥给他们昼夜看守。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政治部一根人毛？”

南方的寒冷是生活在北方的人不能想象的，虽然南方的酷寒温度远远高于北方的低温，零度以下结冰的日子也很少，但由于南方的冬天阴天为多阳光很少，加上普遍没有供暖设施和条件，室内室外寒冷一致，对突然而至的严寒疏于防范，这是导致许多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没被冻伤过的北方人，在南方冻伤手脚、冻伤耳朵的几个原因。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