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最混乱的三年时间——1967年——1970年，将刘光远踩在脚下与刘光远形影相随的罪名，是一顶今天可称奇葩的一组词汇——“三假分子”。

什么叫“三假分子”？这样的罪名或许在全国也是唯一独份。戏言一句，若是“文革”和“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的邪恶也可申报“无形文化资产”，383厂的卑劣、愚蠢又邪恶、无耻的造反派们是可以申报他们好几项具有“独特性”的“文化遗产”了，“三假分子”不过其中之一。

刘光远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中共老干部，祖籍河北蠡县，家庭出身贫农。刘光远在共和国初期曾经任某地粮食局副局长，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加强国防建设”时由地方充实进国防大企业位于太原的743晋西机器厂的。

刘光远十四岁入党，是“抗战老革命”无疑，连他的夫人我称之“伯母”的徐阿姨，都是“老党员”“老革命”，伯母哪年参加革命我记不清了，好像和抗战也挨边——她老家也在冀东蠡县，娘家那个村庄抗战时革命事就闹得很红火，连伯母的老父亲徐姥爷都是抗战老民兵，中共老党员。时间太久，许多故事忘掉了，但我记得刘伯母说过她那时做妇女工作。

从造反派们给刘光远的定罪名一事，就可看出中国式流氓、恶棍和“文革”歹徒一脉相承的邪恶德行。

本来那帮混账孙子想给刘光远戴上“血债累累大汉奸”的罪名的，之所以动这个心机仅仅因为刘光远在抗战时期，“服从党的安排”，曾经打入敌伪组织搞过敌人的情报，他们想从刘光远这段经历无中生有弄出罪名来。无奈找不到下蛆的地方，王八蛋忙活了许久，由于各个方面的证人都有，在多人证明当年年轻的刘光远在抗战中“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立功多多情况下，他们才万般无奈依依不舍放弃了那个更可以置刘光远于死地的罪名。之后，他们另辟蹊径：

你不是“老革命”吗？我就偏说你是“假老革命”。

你不是“出身贫农”吗？我就偏说你是“假贫农”。

你不是“十四岁入党”的老党员吗？那我就偏说你是“假党员”。

一切就这么简单，行为比最冥顽不化的喜欢放火、砸玻璃、踩死小鸡、在饮水池撒尿拉屎儿童的恶作剧还恶劣十分，什么道理、规矩、条理、逻辑、公道、良心全都不讲，于是“三假分子”就成了刘光远“文革”时罪名的“头衔”，为此不仅他自己，全家都跟着吃尽了他人难以想象的苦头。

刘光远戴着写着“三假分子刘光远”牌子的岁月有整整两年多，“三假分子”这样的罪名也算天下奇闻了。不过客观地讲，在那个罪恶、荒唐奇闻多如牛毛的时代，这罪名不过一般般创意，比这更荒唐的罪名有的是，比如“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罪”“侮辱毛主席画像罪”“篡改最高指示罪”“强奸耕牛罪”“梦奸妇女罪”……等等等等。

造反派针对刘光远还制造了一个笑话，小人之心一目了然。383厂明明地市级单位，刘光远本是厂党委副书记第一“候升人”，级别至少属于“正县团级”，可心黑无知的造反派们硬说他野心勃勃，一心想升官发财混进当地县委当个委员，这也是罪名之一。

别以为那些恶棍仅仅是思维出错胡思乱想，他们在一心置某人死地时时从来不考虑太多的，向来都是乱枪棍棒杀猪刀宰牛刀齐下，只要达到拿掉、打倒某人就行。

“文革鬼子”整人的风格特色基本上类似，先无中生有、鸡蛋里面挑骨头——挑不出来就给你塞点骨头进去，然后依着“发现”的蛛丝马迹线索跟进，再海阔天空“大胆设想”，再再毫无根据地“大胆”“求证”，然后根据臆想和捏造双管齐下冠以罪名最后处置。在整个过程，他们根本就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要“重证据”要“实事求是”，他们才不那么笨，他们才不要什么“证据”和“实事求是”，那么做不是限制他们的纵横驰骋任意作恶的空间吗？他们才不那么傻，要是真按着正常的思维做事，甚至仅仅是听“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那些“中央文件”的话，因此捆住自己手脚，他们怎么还能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在自己的小小天地？他们要的就是：说你坏蛋你就坏蛋不坏蛋也坏蛋，说你好人你就好人不好人也好人的为所欲为境界，否则他们造反干什么？

“文革”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把邪恶和凶残都演绎得炉火纯青，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的本事都很大，光“大型”的集体冤案就被制造了许多，如内蒙古的“内人党案”、云南的“赵建民案”、四川川东地下党的“叛徒案”……等等等等，诬陷忠良的邪恶本领一个比一个强。

刘伯伯在晚年写了一些回忆抗战的文字，在383厂有资格写抗战回忆录的人寥寥无几

刘光远的“假党员”制造过程有一段细节是这样的，当时造反派的恶棍头目们曾经这样问：

“刘光远，你老实交代，你到底多大入党的？”

刘光远：“我确实是十四岁由***介绍加入党的……”

提问者本来就别有用心，并不想听刘光远的讲述，刘光远话音未落，那帮土匪中一匪首就振振有词质问了：

“刘胡兰十五岁入的党，你他妈的十四岁就入党了，你意思是不是说你他妈的比刘胡兰思想还先进，你比刘胡兰还革命呀？”

刘光远当然不敢说自己比毛泽东夸赞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还革命”，只要敢申辩一声便是一顿痛打，只能保持沉默。

如上有关刘光远“比刘胡兰入党还早”的对话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情，我曾经当面听刘伯伯讲过此事，只是时间过久，具体对话人物不能准确落实人头，但这个人肯定是383那个造反兵团的范**、孙*、文**、陈**、谭**……中的一个，这些个人一起施展了对刘光远以及其他落难干部的迫害，提问者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之一而已。

“文革”时用这种不要脸的恶棍手段质问落难者的造反派数不胜数，遍地皆是。

如果落入那些土匪手中的人物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抗战英雄，他们自然也有话说：

“我就不相信你是抗战英雄，别人都牺牲了，你还活着？老天爷就那么喜欢你，唯独让你活着？”

“别人死了你没事，我看你就是个汉奸、叛徒，是向鬼子出卖情报换下了你的狗命吧？”

“天下都知道‘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你个国民党小兵痞还敢给蒋光头歌功颂德？”

…… 

有关刘光远十四岁加入中共的恶言恶语有很多：

“入共青团都要十五岁才够资格，你十四岁就入党了，你他妈的当老子是三岁娃娃好骗啊？”

“十四岁还是个鼻涕横着揩的尿炕娃娃呢，就你这德性，共产党会要你？哄你妈的鬼吧你！”

……

在作恶方面，这些恶棍一一顽强显示出恶棍之母所生的诸多子女的根本特点，恶得实在离谱。

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之后，十三四岁少年入党的很多，无论国民党、共产党，都拥有大量的少年党员。原因固有两党都有急速扩大自己力量，努力发展党羽，从数量上扩充队伍的考虑。更因为在很长的历史时间段，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都没有生出来或者无力广泛活动，即使想加入也没有机会。相对来说，党的组织机构都蔓延得开阔些，于是有心为中华民族未来奋斗的少年们“加入组织”只能加入党，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少年党员多的成因。

我多次在以前的博文提到的“两弹一星功臣”李明实伯伯也是少年加入中共的，而且在十三岁时就已经坐“反动派”的大牢了。因为他后来的职务远比刘光远高，参与的重要工作，结识的重要人物都多，东北沈阳的造反派们在“文革”打整他时就避轻就重，根本不去追究他“比刘胡兰入党还早”的“党籍问题”，直接往就把他和“企图暗杀毛主席”的“黑军阀”贺龙扯到了一起。说他是“贺龙的黑干将”，说他倡导职工学习贺龙指示，说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行”都已经有足够分量置他死地，于是“十三岁入党”的“问题”对造反派们就毫无吸引力了。

仅仅就“党籍”一事，在邪恶的“文革”时代就不知有多少老党员落入大难，许多老党员入党是都是在环境险恶的秘密、地下状态进行的，经过白色恐怖和战争岁月，许多人的入党手续都不太完善，更因为种种原因，和党失去联系以及丢失了自己的党员身份证明的人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其实相关人员只要对历史略有了解，许多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文革”许多人就会因此被打成“混进党内”“假党员”等等等等罪名落难，为此喊天天不应自杀绝命的也大有人在。

幸亏刘光远十四岁入党的证据、证人、长期参加组织活动的事实是清楚、齐全的，否则他不知道还要遭受更多的什么样的折磨。

此处加一句：“文革”时刘光远不仅享受过那些混账造反派赏给的“老虎凳”刑法滋味——那老虎凳比白公馆监狱的厉害，是用角钢制造的。刘光远还真被在月黑风高夜押出去“假枪毙”过，“刑场”在383厂101车间旁边。近半个世纪后回想那些恶棍们那么投入一本正经地干邪恶混账事，那么执著一本正经地作恶，依然不能理解那帮子人面兽心的东西当时受什么心灵驱使。

“文革”时，刘光远的官位在383厂大致排列第五，可是无论挨打挨斗受迫害他都名列第一。为什么刘光远能“超越”那些职务高于他的领导稳坐第一倒霉蛋交椅多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掌握着提拔干部的大权。无形中他的谨小慎微和办事拖沓使他放慢了许多“提拔”工作，而这一慢就影响了一些人提干的美梦——更要命的是，一些厂主要领导早已经口头承诺了某些人的提拔。

1967年，造反派依着他们的小人之心把383 厂政治部称为“刘家黑店”，店老板是刘光远，我父亲是大管家。而且在“文革”后期一造反派“高参”和父亲“谈心”时还说过，他们本来没有把“也被刘光远影响了升迁仕途”的父亲定为打击目标的，是因为父亲“不和刘光远划清界限”才改变了原计划的。所谓“不划清界限”就是不胡编乱造揭发刘光远，不在他落难的时候，落井下石于他。

383的造反派们挖空心机一心要打倒刘光远，就开始了没有证据无中生有找证据的把戏。

刘光远家确实是贫农，这本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找出问题，王八蛋们就夸大外调人员拿回的“证据”，说刘家祖宅的大门上挂着一把很重的宝剑，这就说明刘光远家祖上不仅是大地主，可能还有“骑在人民头上”在封建反动的朝廷做大官的，而且是个武官。

后来谎言实在抵制不了来自两个方面的真相力量：

一是外调人员在刘光远的老家反复诱导善良的乡民，企图拿到能置刘光远于死地的重要证据，但没有成功。刘家确实没有过“大地主”的“辉煌”历史，也没出过那等挥舞宝剑英雄豪杰般的“朝廷命官”人物。

二是很多人都知道那所谓宝剑并非真正可挥舞着上阵杀敌的兵器，不过就是一件按照民间讲究用来辟邪镇宅的用具，指望其能吓吓阴间胆小没出息的鬼而已，和在朝廷做官那些浪漫故事边都不靠。

当时听说刘家没出过什么效忠朝廷的大武官，那宝剑不过是个镇宅辟邪之物后，我当时心里还有几分失落，之前我不知道那诸多民间“辟邪”讲究，已经把传说了一段时间的“朝廷”“宝剑”和我读过的那些浅薄故事里的武将、战场、战马、杀敌、砍头、杀“八国联军”洋鬼子混淆到了一起，直至知道真相依然对那想象空间还恋恋不舍。

记不清是刘光远出生时，他母亲去世了还是发生了什么条件下没奶吃的事，是家人用面糊糊把后来叫刘光远的婴儿拉扯过哺乳期的。刘光远讲述这段意在证实自己家穷困的话也被“抓住了尾巴”，造反派们于是又揪住刘光远一问题。大字报上白纸黑字写的我读过，批斗刘光远的大会上，王八蛋高声质问的我也亲耳听到过，大意如下：

“旧社会我们穷人连野菜都吃不饱，你家还有白面糊糊吃？你家不是地主富农是什么？”

刘光远无话可说，只能任由混账们把“假贫农”的屎盆子扣在自己脑袋上。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的具体细胞单位——各个大大小小的家族人家，一直都在努力探求着获取丰衣足食的幸福道路，即使生活再艰难困苦，在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也要吃一顿比较好的饭食。许多人家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比自己强，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裕好日子，于是千方百计节衣缩食一再勒紧裤带，也要让孩子读几天书，因此这样的人家到了“文革”就落下了罪名。

如果某苦出身的人说自己在“万恶的旧社会”某个饥荒年春节还吃了顿素馅儿饺子，造反派就会用他们的强盗逻辑推论：

“我看你家不是劳动人民出身，那年饥荒年饿死那么多人，你家人不但没饿死光，过年还有饺子吃，你家不是地主剥削阶级是什么？”

说到饺子，刘光远家确实爱吃饺子，“文革”有人揭发他家过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唯一重要证据就是“他家每个礼拜都要吃一顿饺子”，吃饺子确确实实曾经也是他一条罪状。

对那些在“民国”读过书的人，土匪们会这样问：

“旧社会穷人饥寒交迫饭都没有吃的，你家怎么还有钱供你读书？你那学费哪儿来的？不是抢的、偷的就是剥削来的吧？”

当年用漫画、卡通、童话手段宣扬阶级斗争，蛊惑我等年轻二百五孩子们的结果就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判断根本性错位。就共和国之前的“旧社会”一说，我们一直以为那是个有钱人就可以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穷人只能任人宰割天天受蹂躏和欺凌，历史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完全被恶意涂鸦，复杂的历史就成了三两笔画成的简单漫画。这恶举不但在昨天严重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崇仰真、善、美的本能和社会良知，至今还在“极左”恶风的恶意鼓捣下侵害着我们的社会的理智。

在缺德少才别有用心无良无仁的政治教唆之下，似乎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们的命运个个只能是杨白劳那等穷困潦倒阎王爷特喜欢的的人物，喝卤水自杀就应该是、必然是许多穷人最后时刻的唯一选择。

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机肌体，各种人等靠着自己的能耐和本事求生存、寻发展，组成了生机勃勃的人间世界，不仅中国，全世界也少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胆敢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的人。何况自古以来，皇室、朝廷领导下的衙门的存在，本就是通过维护社会的稳定达到维护朝廷的稳固的。再愚蠢的朝廷也知道拉拢、把控民心的重要，不可能喜欢那些欺辱良善的恶人容许恶人茁壮成长，况且打击那些欺凌百姓的恶人能迅猛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名声，谁会放过惩治恶霸的机会呢？正常的脑袋想想就明白，哪个时代会容许许多个南霸天和黄世仁存在呢？

如果按照那种用心险恶、下流的“阶级斗争”学说去演绎人类历史，中华民族的杨白劳、张白劳、王白劳、李白劳……等等等等的“白劳”祖先们早在秦始皇时代就齐齐绝了种，穷人都死光了，反动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们失去了用劳动人民血汗建成的天堂，无人滋养照样也得一个个死光。如此那般的历史不过是穷人先死光，剥削阶级再接着也死光而已。那么中华民族都死光了，哪儿还有能力繁衍到21世纪来？

把历史浅薄到浪漫化、漫画化、卡通画、童话化也是导致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走火入魔族群对立、矛盾丛生的一个基点。至今在许多从不读书，没有兴致问询历史，连他们祖上的家世都没兴趣了解可称脑残的人脑袋里，凡是地主、富农、资本家，那就一定是拿着鞭子天天打穷人，抢穷人的粮食和财产，夺穷人的老婆和女儿的恶棍，而不是有血有肉有奋斗和发家历史的人。也正因为在许多人脑子里的地主是那样一个邪恶形象，383厂的造反派才千方百计把刘光远归堆在地主剥削阶级阵营去，无奈刘光远的祖宗没那份混成地主的能耐，所以没圆了那帮文革鬼子的梦。

很后悔没有在刘伯伯健在时听他讲述更多一些的抗战故事，他是真正和鬼子对过阵的老革命

“文革”时，那些抗过日落难的倒霉蛋儿们如果述说了自己的抗战历程，说自己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鬼子，“文革鬼子”就会反问“那为什么参加抗日的杨靖宇、赵一曼、嘎子他奶奶、李向阳他妈都牺牲了，你怎么还活着？你不是叛徒、不是贪生怕死逃避鬼子怎么能活下来？

长期被莫名其妙的邪恶思想浸淫、祸害的大陆中国社会，在思想和社会意识方面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仅近些年贪官污吏似乎无穷无尽的现象不过是政治混沌的表象之一。既不要脸又愚昧还野蛮到无以复加地步文化环境的存在，曾经给各种各样的政治流氓、文化恶棍和经济歹徒提供了任意纵横驰骋的自由天地。

流氓的别有用心，善良的人往往不但看不懂，还常常会被其所征服，于是在愚昧的崇敬之外，还极其真诚地对其千呵万护，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邪教在大陆很容易找到市场的原因。

亏了刘光远身世不但清清晰晰还干干净净，如果在他父辈、祖辈不幸真是个地主、破落地主或者富农，或者祖辈种田的家族里有个耐不住播种收割治虫锄草劳作的艰辛和贫困，别出心裁外出求生，曾经做了几天哪怕仅仅是卖卖冰糖葫芦、素馅包子之类的小买卖，或者有一个至亲长辈在不管哪个军阀的麾下扛了几天枪，那不知要给后来的刘光远带来多少“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名。

在整个383厂，刘光远挨打的次数无疑是最多的，早四十年前我曾经得出他挨打不下“一千次”的数据，后来岁月流逝，记忆减退导致忘却加剧，自己对“一千次”这个数字竟然也产生了怀疑。于是再重新下工夫整理记忆，再次肯定当年的结论：刘光远在“文革”挨的打的次数怎么算也不会少于一千次，而且只有多没有少。

这个数字是我还是根据刘光远在漫长的1968年1969年六七百天的生命轨迹推算出来的。

刘光远有四子一女，具有演艺天赋的女儿刘春景是我当年的偶像，后来是我尊重的大姐。四个儿子，三个儿时在北方就是我好友，三儿子建平和我同龄同年级读书，大儿子建国大我三岁，二儿子建华大我两岁，他们是我儿时玩打仗、踢足球的偶像。我们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在一起，也由于我常和刘家三兄弟厮混在一起，让心术不正的造反派们以为我父亲和刘光远很是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恰恰和他们估计的相反，刘光远是厂领导里和父亲关系比较疏远的一个。

“文革”时，身为383政治部主任的刘光远因为掌管干部的培养、提拔和调配，而导致一些野心家升官不畅心怀嫉恨，因而惨遭迫害，挨斗挨打几乎无数。有一段时间每天三顿饭似的，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到土匪的巢穴去交代问题，所谓“交代问题”其实就是挨打。那会儿383的“国防建设”早已停止，闲的蛋疼的王八蛋们把整人、打人当成了他们混过那大山里寂寞日子的主要内容。刘光远成了他们带着莫名的恨出气、泻火的娱乐道具。在他们手里，刘光远一天就至少要挨三次打，额外的走在路上挨的无名之打更是难以计数。

有一次不知哪个王八蛋出的主意，让刘光远戴着牌子敲着锣，一路张扬着自己罪名在居民区独自游街，身后跟着几十个欢天喜地的半大恶童一路用竹竿、棍棒、拳脚和石子追打他……

刘光远第一次被打断了几根肋骨的时候，土匪们非但不让他休息，还逼迫腰都难弯的他，一人卸两卡车的煤。

刘光远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身前背后总有几个“脚踢”后留下的泥灰脚印，这些脚印还是残留物，之前刘光远怕家人看见知道自己挨打难过已经处置过，脚印是拍打过后的留下的痕迹，挨过的“脚踢”远非仅仅这些“记录在案”的。

“文革”时，在383长期挨打的干部有三个，刘光远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是许宝海和张永均，但在刘光远身上集中的仇恨远远多于许、张二人加在一起的。

造反派们已经有意无意绕过一二把手党委书记和厂长，而把刘光远“包装”成了383这个国防企业头号大坏蛋，这导致了他的苦难进一步加重，挨打和莫名其妙的挨打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为什么打他，打人者都说不清楚的，挨打者也不明白，总之墙倒众人推，他已经成了一个道具般的倒霉蛋儿，谁都可以通过揍他获取一点满足病态邪恶心灵的快乐。

只要在路上遇上造反派的恶头目，刘光远随时都会被命令跪下，或者身体呈90度弯腰若干分钟。

幸亏刘光远个性柔和，很快掌握了逆来顺受装聋作哑的本领，他从不辩白自己，无论谁命令他，他都一概服从，绝不会吐出半个不满意的字。但即使这样，造反派们也没有轻易放过他，直至最后一届强大的军管会平息了383长期的混乱，刘光远调离383到另一兄弟厂任副厂长，也没善待过他，刘光远是带着一肚子的委屈调离383的。

有一天我在刘伯伯家和他的儿子建华在一起玩，听到刘伯伯对伯母讲述那天在路上遇到武斗兵团的首领“团长”陈**的经过。陈路遇刘光远，兴致很高，例行公事般将刘光远劈头盖脸拳打脚踢后，喝令他在马路边“老实撅着！”

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这个“撅着”是“直述”还是“转述”？因为“撅着”显然是北方的词汇，而“陈团长”是在北方当过兵的四川人，莫非“陈团长”的川方言中也混杂着北方话？我也是那天才知道“撅着”就是低着头、猫着腰的意思。

 常常拳打脚踢刘光远的，不仅仅是那些内心肮脏、黑暗的成年人，还有那些八九岁十来岁小小年纪就被邪恶滋养成形形色色混账的孩子们，他们对另几个戴牌子另类人物略微“宽容一些”，但对刘光远格外钟情，只要看见刘光远，总有几个小王八蛋会立马被唤醒了恶念，偷袭刘光远。

         若果不是大娘竭力保护，刘伯伯可能早成“抗战烈士”了。我很想知道当年的毕大娘什么成分？因为我听老革命说过：八路的伤病员很多都在地主富农家养伤养病，因为这样的人家才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促进早日痊愈。

我的偶像春景姐姐，在读小学时就显示了超强的歌唱天赋，我最初听到的曾经非常喜欢的《十送红军》，就是春景姐姐表演的歌舞节目，当时看见六年级的她一身灰军装、红帽徽、红领章，英姿飒爽，弄得我那七岁小男孩的心砰砰乱跳不止，好像看到了天外来客。

若非邪恶的“文革”，春姐姐可能在十七八岁以前就被“特招”或者考取某个文工团干上专业了，没曾想刘伯伯的确确实实的“三真”能被“文革”鬼子们颠倒黑白成了“三假”，春景姐姐不仅被耽误了青春，更遭受了许多苦难。1968年383第一次招工，所有满十六岁的大孩子都进厂了，唯有春景、建国和张永均的一个儿子被堵在门外。可想而知，春景姐姐作为厂里岁数较大的女孩子，当时心里压力有多大？

老党员、老民兵、老鳏夫徐姥爷本来是个话少也不爱笑的人，我发现，“文革”期间徐姥爷好像失去了笑功能，女婿刘光远的问题压抑着全家自然也压抑着他。徐姥爷在383益民厂住了三年多，我只见他笑过两次……这个以后再谈。

刘光远调离383后，先后在兵器工业部的青江机械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在晋林机器厂和长江电工厂任党委书记等职，这几个厂都是为共和国的军事装备建设立下过大功的企业。

“文革”时，383厂殴打过刘光远的老少文革鬼子有几十上百，让我永记难忘最歹毒的有两个，一个李*根，一个叫孙*。这两个恶棍土匪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命令刘光远到他们家中交代问题，所谓交代问题就是劈头盖脸挨一顿臭打，打完就让刘光远滚蛋回家。仅这样的打就有数百次，也坚挺着刘光远挨打不下千次的数据。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