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是许宝海伯伯

“文革”时许宝海伯伯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是“汉奸”，另一个是“工贼”。

“汉奸”这名字，听起来真像是恶贯满盈满嘴大金牙的恶棍才够资格配用的“大号”，那货色至少应该像腰里掖着二把盒子泡，嘴上叼着洋烟卷儿，眼前挂着黑墨镜，衣袋里银元叮当乱响，进饭馆从来不问价，见了“皇军”就点头哈腰，见了卖菜的老百姓上去就是一脚，想揍谁就揍谁的主吧？

“工贼”不就是资本家的走狗、工人堆里的败类，长得贼眉鼠眼，一匹瓦的头发油光铮亮，有机会就想摸摸女工奶子占女人便宜的那种货呗？！

不知道真正的“汉奸”“工贼”是否曾经长成过那倒霉德行。“汉奸”“工贼”落在许伯伯头上却可以肯定是百分之百的胡说八道，那不过是一群或者几个心术不正的造反派恶棍故意作恶强加的罪名而已。

“文革”时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给人乱扣大帽子有如今天“愤青”们在网上没边儿没沿儿没谱没正经地撒野，给这个扣一顶“汉奸”，给那个扣一顶“卖国贼”都信手拈来。其实他们那白痴脑袋连什么是国，什么是爱国的基本问题都压根没解决，稀里糊涂攻讦良臣和说真话的人，所作所为才和汉奸一个范模的货，相互惟妙惟肖。

许宝海伯伯是东北人，上世纪10年代生人，从小聪明好学，文化大都靠自学而来。许伯伯学徒出身，除开他跟师傅学下的当家本领铆工、钣金技术格外好之外——厂里许多这方面的工作技术关键时刻都要由他来把控，他对以机械加工为主的工厂每个行当的生产工艺也都门儿清，是属于那种天才型的技术性人才，这类有本事的人在大小工业时代的国度都是被视作宝贝的人物。

许宝海和党委书记张雅一样，都是老单身，在383起始至终都是住单身宿舍。张伯伯毕竟一把手，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单独空间。许伯伯没那条件，一直住在和别人合住的干打垒单身宿舍里，说他是个老鳏夫也没错。

不知是许伯伯远在北方太原的妻子和家人不肯，还是他铁心认定自己将来会在北方养老，他一直没把家属接到南方来，长期过着一个人的日子，五六十岁的人，一二十年一直吃着和年轻单身职工一样的公共食堂简单伙食。

可能743和383两厂数万号职工家属一起算上，都未必有几个比我更知道许伯伯心灵深处的痛创，这是因为我早在许伯伯在四川的大山沟里遭受折磨和摧残之前，已经看见许伯母在太原先于他半年就遭受斗争和批判了。

在太原晋机厂的和平村，许宝海家住厂干居住的七楼，门牌四单元五号。七楼和我家所住八楼相隔不过十几米，中间隔着两排茁壮的白杨树，这是我常徘徊玩耍的地方。

1966年秋天的新学期一开学就停课了，虽然有些措手不及，心里还是很高兴。既然不上课了，那我们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根本用不着考虑写作业的事了——虽然写作业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难事，毕竟还是尽情地玩痛快些。何况此时以前偶尔用暴力教育我的父亲远在天边四川，即使想揍我也鞭长莫及，自由的时刻真就到来了……乌拉！

有一天我正在白杨树旁玩，看见从和平村西门方向来了黑压压一群戴红袖章的人，我立刻兴奋起来。他们走近了，原来是晋机厂毗邻的汾机厂（884厂）的工人造反派，男女都有，个个左臂佩戴着比市面上红卫兵佩戴的袖章宽出一半的红袖章。我兴奋连续升级，因为我看见这堆人里有我钦佩不已的汾机厂的乒乓球男女好手，于是像见到自己的偶像一样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看热闹，他们无意看我一眼我都快乐无比。

跟着他们走到七楼四单元，快上三楼时，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许伯伯家“提人”的。

我们小孩子瞎猜，那些看热闹的大人也瞎猜，谁都不知道许伯伯家哪个人犯下了什么事。直至眼睁睁看着掺合着我的偶像的这队人马抄了许伯伯家后，簇拥着把哭诉着的许伯母带走了。

我跟着我的偶像们走了几十米，觉得这不太好玩。心里猛然感觉到那些乒乓球好手不光球打的好，原来还有革别人命的本领，有点吃惊和诧异。这吃惊和诧异有如我敬佩的武松突然变成了劫道的山大王。

我至今记得身材丰满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许伯母当时的表情，她羔羊一般无助地被那黑压压一群造反派押着走去挨斗，许伯母显然很惊恐，一路眼泪滂沱哭兮兮地申辩着：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家是穷人，我从小……我从小是要饭长大的啊……”

许伯母的母亲——许伯伯的岳母，那个熟悉的瘦瘦的老妇人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她匆匆忙忙撵下楼来，远远地在那群工人造反派后面跟着走了一截，用音色尖利的唠叨发了一通火，造反派们根本不理老太太，径自押着老太太的女儿去了。

看着老太太气急败坏的样子，看热闹不明就里的男女老少们就拿了看笑话的眼光看她，毫无怜悯的意思。那时候邪恶和无知以及野蛮结合而成的“软实力”生长得极其快，雷鸣电闪说来就来，翻脸就不认人。

那时节，迅速对落难者施以落井下石之术是崇仰革命的人们基本能耐，即使突然落难者是自己昨天还半真半假尊敬着、爱戴着的师长、领导、邻居、朋友甚至亲戚，许多人都会很快翻脸不认人，对落难者绝生不出同情心来。在人们的心底似乎潜伏着一头嗜血恶兽，这恶兽早已做好吃人的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扑将出来撕咬而已。就像几个月前，我的四年级一些同学，不但狠批了“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还一下揭发出好几个对男女同学耍过流氓的男女老师，直直震撼了我还几十年。

说实话，“文革”之初，我很想“拿起笔来做刀枪”写上几张大字报，可实在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能既眼红又妒忌我的同学们——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那么多的。

有哲人说过：在疯狂制造个人崇拜神话的国度，必然举国都是无脑儿白痴国民。直至今天差不多还这样，我们的民族很没出息。

当时年纪太小，不记得许伯母被安了什么罪名，因为后来也没打听，至今也不知道许伯母当时和后来的遭遇以及经历——因为那一切“批判”“斗争”的活动都是在我所无法到达的场所进行的。再后来没多久我家就举家到了四川，对太原的事更不了解㛑不关心了。

我也不知道远在南方四川大山沟“国防三线重中之重”的383 任副厂长和副总工程师的许伯伯是否知道、多会儿知道他的家人在太原的遭遇的？如果许伯母写信告知，他的压力当然会很大。加上他后来四五年一直被“踏在脚下”，至少遭的罪比有家在身旁的其他人更具体许多，许伯伯能够活着走过那个黑暗、野蛮的时代，没有点超人的勇气、胸怀和力量是很困难的。

“文革”的混乱、荒唐、野蛮和无理性以及野性嚣张都是后来者无法想象的，之所以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相信在那个时代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野蛮事、荒唐事是有道理的。按照今天年轻人对世界的了解，加上蒙受别有用心者的欺骗，他们以为在大陆中国曾经发生那么多血腥、残暴、野蛮的事是不可能的、他们很难相信在这片国土发生过那么多可怕的事，可事实上，那样的事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发生的数量肯定比他们能想象的还多得多。

许伯伯是个工人出身的干部，是那种出身、能力都过硬的工人阶级中的中坚，也是共产党夺得天下之后，“党和政府”重点培养出来的工人阶级自己的工厂管理者，这样的苦大仇深又红又专的人才本当小心呵护、重用才是，可到了“文革”，乾坤颠倒，类似这样的人几乎个个都成了罪人。

照理说即不管人事安排干部提拔，又不涉及财务经济奖惩影响某些人利益，许伯伯不该有仇人。况且许伯伯从来没有兴趣参与论人是非的对话，更不喜欢拉帮结派，品行高洁、生活简朴如一般工人的许伯伯，不应该有什么“对立面”和仇人，可事实偏偏就那么不可思议，许伯伯在“文革”开始没多久就成了383被重点打击、摧残的人物，“汉奸”“工贼”两顶大帽子双双紧紧扣他脑袋上。

听父亲讲述过许伯伯的“汉奸”“工贼”罪名的出处。

许伯伯的“汉奸”之罪名来源很简单，仅仅因为许伯伯是东北人，仅仅因为许伯伯在日本人扶植的满洲国时代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做过工，在某些不通人性不知历史世故偏长了一副黑心肠的恶棍们那里，这就是罪恶，这就是可以借机打倒某个人的好借口。

我称之“文革鬼子”们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既无知又凶残，为罗织他们欲加害的任何人罪名，他们完全能不动声色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胡乱联系制造一切他们想制造的罪证——哪怕他们自己从来都不相信那些罪证。

许伯伯这样的“汉奸”不仅仅许伯伯一人，仅在383他都不孤独，有和他几乎同样命运者头上也冠着这顶罪名，那个人叫张永均，也是东北人，职务副总工程师。

在整个大陆中国，被打成“汉奸”的人有成千上万是肯定的。事实也如此，“文革”时，许多在最基层生产第一线劳作的老工人仅仅因为在日本人或者国民党的工厂做过工，就被划入另类。即使一些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历史阶段抗战时期，在国家大后方重庆的兵工厂辛勤工作，为抗战生产武器的老工人，“文革”时被打成“国民党余孽”也是大有人在的。

许伯伯的“工贼”罪名就更戏剧化了。许伯伯十几岁在工厂学徒时，年纪最小，却由于人特别精明又读过几天书，学艺、干活、处事，处处彰显出精明和能干，不但师傅格外器重，师兄师弟们也个个服这个后来居上小师弟的气。大家拥戴他、信服他、支持他、听从他，这么着，许伯伯无形中就不断地脱颖而出佳绩连连，渐渐成了管事、负责业务的小当家做主的人。

没曾想这都是亲如一奶兄弟们自家的事，到了“文革”竟然被成了罪名，许伯伯的“工贼”的罪名就是这么来的。

许伯伯一向不苟言笑、神色严肃、独来独往，小时候我并不喜欢他，见面绝不和他打招呼，一律假装没看见，至今也没有当面叫过他一声“许伯伯”。

许伯伯也是383厂挨打比较早、比较多的厂领导，他到底为什么被推到挨打最前列，我至今都弄不清楚，要是也瞎猜，可能他那不和任何人同流合污的个性为他引来了祸端，让他说出造反派们听得顺耳、安逸的话太难，单凭这点他就“难逃法网”。

383厂有个名叫孙*的王八蛋，当时不过三十岁，不知这孙子出于什么心态，特别爱打人，什么人都打，只要有打人机会他从来没落下过，而且肯定是下手最狠的打手之一。这个混账完全是那种打人打上了瘾的恶棍，许伯伯也没少挨他的打。

有一次批斗会，台上站着三个批斗对象，那孙子一来上去就挨个打人，先打了政治部主任刘光远，又打了副总工程师张永均，接着就打许伯伯，没曾想把许伯伯打急了，许伯伯眼睛一瞪火了，那架势似乎还想还手：

“你别打人行不行？”

那孙子楞了一下，他没想到面前这个“汉奸”“工贼”“走资派”竟然敢用这种蔑视的眼光和口气对待自己，于是暴跳如雷牛眼一瞪：

“老子打你怎么了？老子打你怎么了？老子就打你！就打你！就打你……”

于是孙*嘴里骂骂咧咧着，扬起巴掌抬起脚对许伯伯劈头盖脸噼里啪啦好一顿没头没脑的痛打和猛踢。

当时我没计数，但孙*对许伯伯施以的拳脚绝对不少于二三十下。孙*当时那么肆无忌惮凶狠地殴打年纪已过半百的许伯伯，这野蛮暴行居然没有任何人阻止，直到孙*自己不知打疼了手还是火气发尽才停下来。这过程直看得我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我当时坐在离许伯伯挨打的地方不过三四米处，眼瞧着许伯伯直直地站立着，面对噼里啪啦的巴掌没有一点求饶、躲闪的意思，目光里透露出鄙视的冷漠神色，让我感觉着威严和勇气在张扬。我当时心里暗暗为许伯伯害怕，希望他赶紧老老实实把身子弯成“九十度”，那样至少少挨那恶棍几下打呀！

在“文革”那摧残人性剥夺人的尊严的日子里，“单身汉”许伯伯连续几年都是挨斗对象，除了随时会挨打，一年四季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还得到露天毛主席像前“请罪”。即使如此，许多人把他看成低人一等的另类，但许伯伯自己没那么想，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责任感和威严。在他劳动改造的铆工房，当那些有人养没人教的王八蛋捣蛋孩子故意乱动机器胡闹的时候，他也会瞪圆了眼睛威严十足地一阵训斥——当然，因此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些恶棍少年——用四川话说“半截幺爸”们天不怕地不怕早到了邪恶境界，他们被驱赶、训斥后会记仇，然后会在某个时刻躲在某暗处用石头报复他，要不就等他下次被批斗挨打时混在那些成年恶棍堆里拳打脚踢于他。

……

好在许伯伯有一颗坚强过徐连起叔叔的心，他和徐连起叔叔一样的单身命运——甚至更糟糕，糟糕许多，却没有倒下。

徐叔叔挨过骂，打却一下没挨过——那时候还没兴起打人风，而许伯伯挨打不下数十次。徐叔叔刚刚三十多岁就自寻死路了，而许伯伯却一直坚强活着，不但活着还一点都不灰溜溜，头发纹丝不乱，衣服穿得整整齐齐。

当年383的厂级干部，张雅去世的最早，不到六十就走了。其他的也一个个早走光了，只有年纪最大的许伯伯还健在人间。现在情况不了解，但前些年许伯伯103岁的时候，父亲还托太原的好友李学铭叔叔去问候于他。如果许伯伯现在还健在，今年应该105岁了。我在此向遥远太原的他老人家致敬、祝福了。

一个人，一个男人，做到不向邪恶低头，不出卖良心不做亏心事，就可算好汉，许伯伯完全可称之好汉。

许伯伯当年有向邪门歪道和诸多困难低头，后来漫长的岁月也没有倚老养老消极地混日月，他退休回到北方后，就自己一生的工作经验还编写、出版了一本专业性很强也有点权威性的著作《钣金件展开图册》，这可是正式出版物，不是自己买书号“出版”的那种书。

真是为他高兴，对他老人家敬佩不已。

许伯伯在人生道路行走了一百多年，用他的铮铮铁骨和不屈膝服软的姿态为自己的人生点注着丰满，无形中他也为我示范了一个真正男人的标杆本色。他除了在我十三四岁的孩提不动声色地向我传授了好人的刚强和勇气以及宁折不弯的品质，更用他退休后的努力诠释了活着就要奋斗的生命意义。

活生生的许伯伯给予我对坚强的认识，远比戏剧、电影、小说里的那些顽强的革命者给予的更实在。可以想象，如果在非常时代，许伯伯作为革命者被敌人抓获并施以严刑拷打，让他屈服一定是很困难的，即使是被判死刑押往刑场，我估计，许伯伯绝对也不会乞命求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