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如我一个早“看破红尘”的忘年交朋友所说：“人生一世真不如一棵小草。”

虽然小草似乎柔弱，一阵小风就能让它们东倒西歪，冬天来临它们便消失了踪影，但它们熬过了严冬，第二年春天以来立刻会发芽长叶，很快=就郁郁葱葱起来。人却没有小草那么幸运，人的生命只有那么一回，说没有了就没有了，绝不会再来一回春风暖草儿长的故事，逝去就是永远的消失，唯一的存活处是在把他或者她当个事儿的人心里。

在人间世界。每个人都忠实完成着自己一生的大事小情，而大事小情都是由许多个细节组成的，常常是一个小小的信息或者细节就能勾连起许多回忆，一下子把一个远去了的时代生拉硬扯到心情之中，这就是回忆。

也是那天再次看见父亲影集里那张“五人政治学习照”，我心里突然有了点小念头，这张四十九年前在“国防三线重中之重”的383现场土建高潮阶段拍摄的照片，是有几段故事可讲的。当年拍摄风格记录的场景很有几分战场战斗间隙的气氛，照片上五个人就是当年383厂临时党支部主要成员。照片虽然是摆拍，因为记录的是史实，就很有它的历史价值了。

照片上的五个人我都熟悉，近五十年过去，现在除了我87岁老父亲和在北方养老的100多岁的许宝海伯伯还健在，另外那三个我一个称之叔叔两个称之伯伯的长辈都已经故去了。

我想说的是，照片上的五个人，都是在当时“为了让毛主席放心，让毛主席睡好觉”的口号声里较早到达大山里的骨干。虽然他们都曾经拼命苦战在条件艰苦的现场工地，为共和国和工厂立下过汗马之功，但后来都没一个安全逃脱“文革”的压榨，每个人都在那个鬼魅黑暗的日子里遭受过程度不同的迫害和摧残。以前人们都很熟悉毛泽东的一句话，说干部队伍里的坏人只占百分之五，拿这张照片老看，“坏人”是百分之百了。

那天无意中看到这张照片，被上帝拍一掌般眼前一亮突然想到，我已经被冥冥之中的力量历史性地置放在一个特别位置，我似乎肩负着责任，有义务讲述照片上五人各自的命运故事。

讲述这五个长辈的“文革”经历，确实也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除了我具有良好的记忆力，更有从事职业写作的身份，何况我还是和这五个人相关密切的许多场合的见证人，造物主一定因此有意安排我做一个历史见证人和陈述者的，于是天降大任于我。这事我不能推脱，无论作为晚辈和历史亲历者我都有责任述说。

右二是徐梿起叔叔

自杀了的徐连起叔叔

徐连起是益民厂“文革”期间第一个自杀，也是唯一的自杀者。

因为徐叔叔死在“文革”第二个年头，那时地方上的热兵器武斗已经开始，383的造反江湖虽然也乱成了一锅粥，还没邪恶到炉火纯青的造反派们状态犹如一群智商不高被打伤的兔子瞎蹦跶乱窜，为争权夺利自顾自还忙活不过来，即使心比天高也没有形成绝对的权力拥有者，所以没像后来疯狂时把一切自杀者都列为“自绝于人民”“叛党而死”的另类、于是徐叔叔在“自绝于人民”后，还是享受了开追悼会荣誉的。在他的追悼会上，由机关的一个一般干部以“徐连起同志的朋友”资格致悼词。

后来的党委书记当时负责工会工作的老革命王永义知晓父亲和徐叔叔十多年一向关系友好，当时在父亲办公室就用他那一向酣畅淋漓的风格语言骂道：

“什么鸡巴追悼会！谁是徐连起的朋友都不知道，就瞎指派人冒充！”

说起来今天的人不相信，昨天的厚道人厚道、谦卑，不厚道的人照样不厚道，即使是在追悼会上安排哪个人发言、念悼词的小权力也是要滥用一下的。

上世纪1955年，后来的“两弹一星功臣”李明实伯伯由山东省民政厅厅长一职调任位于太原隶属五机部的国防企业743厂厂长，李伯伯的夫人荆韬阿姨也从山东省妇联女工部部长一职调到了晋机厂，任党委宣传部部长，二十六七的年轻干事我的父亲就成了老革命荆韬阿姨直接领导的部下。

当时宣传部人手不够，父亲就受命八方寻找人才，首先找到了曾经就读清华大学，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被错误处理遣送回乡、平反后安排在晋机厂技校教书的丁野，把丁野伯伯挖到宣传部当了理论干部。之后，父亲又打上了才从中专毕业，在七四三厂干部科任统计员的徐叔叔。徐叔叔在干部科当干部理论学习组长，经常和党委宣传部负责干部理论教育的父亲打交道，父亲对他印象很好，于是想把徐叔叔调到宣传部来。

1956年中共山西省委要求晋机厂选派一名适合从事理论工作的干部，到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条件有三：三十岁以下、高中文化、中共党员。父亲立即向党委推荐了徐叔叔。

徐叔叔在北京的学习刚刚开始，“反右”开始了，不知什么原因学习因此中断，徐叔叔又回到厂里。“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徐叔叔调到了宣传部。从此几年和父亲一起工作，父亲当时一些重要的文稿都是由徐叔叔最后抄写的，两人关系自然密切。

性格文静的徐叔叔似乎一向很钦佩经常在国内各大报发表通讯报道等文章的父亲，年幼的我不谙人世，却有一个感觉，徐叔叔和父亲很亲近，我甚至觉得徐叔叔是从我老家来的本家叔叔。

记得1958年深秋，我的元旦节那天才出生的弟弟晋明，由于医术低劣还不认真的厂医院医护人员的马虎，不到一周岁就夭折了。那年那段时间，全厂一共死了五十多个婴儿，死这么多婴儿，当时的人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今天让我看，那一定是不正常的。

弟弟殁去那天阳光灿烂，却是我家的悲伤日子，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嚎啕大哭。

徐叔叔陪着爸爸找来一个小小的木头箱子，把弟弟简单收殓一下，然后几人换着手提着弟弟的小“棺材”，把弟弟埋在了离汾河不远的草滩上。

后来我家两年半之内搬了两次家，从厂里的平房友谊村、窑洞房太冀村，最后搬到了那时条件最好，有阳台、暖气、抽水马桶卫生间和倒垃圾处的楼房和平村。不知从多会儿开始，发现徐连起叔叔家和我家同在一楼，我家三单元四号，他家四单元四号。不过他家住的是一分为二的半套房，和另外一人家合用卫生间和厨房，颇多不便。

徐叔叔的第一次婚姻情况我不大了解，后来知道徐叔叔离过婚，我对徐叔叔这么文静的人竟然也离过婚多少是感觉惊诧的，那时候以为，只有两口子打架打得不可开交的夫妇才配离婚的。

徐叔叔的第二个任妻子姓蒋，是晋机厂子弟中学的政治课老师，也是中共党员，那时的女党员很少，所以我对蒋老师有些另眼相看，她显然比其他的女老师显得更有文化一些。

1965年5月，父亲和徐叔叔等四十六人，作为首批人员来到“重中之重”的大三线383厂现场。徐叔叔任组织科副科长，父亲任宣传科长和党办主任等职，都由党委直接领导，许多工作两人都是配合着来的。在当时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人心浮动，有的人千方百计想调回北方，有的人小病大养逃避工作，为了稳定军心，父亲和徐叔叔都曾经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

徐叔叔和父亲一样在383现场工地日夜忙活的时候，也全然照顾不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时我经常看到总穿一身或蓝或黑单色衣服的蒋老师独自一人买菜、带孩子，吃力地劈劈柴、和煤泥，似乎感觉她干活不太在行。

“文革”之初，各级学校首当其冲，职工上万、中小学生近四千的晋机厂，第一个被挂牌子戴高帽批斗的是子弟总校党总支书记闫万仓。蒋老师因为是学校支部委员，就依着当时的潮流自然而然被打成了学校党的最高领导人——“走资派”闫万昌的“保皇派”。除了蒋老师，其他的几个委员也没商量一律归堆“保皇派”，那个时代的荒唐荒唐到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否则就不是混账的“文革”了。

眼看着闫万仓叔叔被批斗过几次以后，已经抄过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家的学校红卫兵，觉得战果不够辉煌瘾没过足，又开始抄走“资派们”和“保皇派”们的家了。

那天是个阴天，眼看着一大群红卫兵来抄徐叔叔和蒋老师的家，在他们家不过十二平米的室内随意乱翻。蒋老师毕竟是个读书人、一般身份的初中教师，不可能能抄出什么稀罕“罪证”来？最后红卫兵和入室盗窃的贼一个德行，“贼不空手去”，搜了蒋老师的一本“有问题”的小说走。是本什么小说，我没看清楚。

蒋老师作为“支援三线建设”者的家属，本可以借机调往南方摆脱那帮子四六不懂少年土匪的纠缠，过上正常的也能减轻许多劳累的夫妻团圆生活的，可蒋老师对自己平白无故受辱很不服气，她说“不把问题弄清楚我哪儿也不去”。

于是倔强的蒋老师就和《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似的等着那个公正的“说法”，她到底何年何月等到了那个“说法”我不清楚，不过蒋老师不肯到徐叔叔身边去，恐怕也是后来导致徐叔叔举目无靠意志崩溃顶不住压力，选择自杀的一个因素。

无处倾诉自己苦恼的在徐叔叔在他写给党组织、父母亲和妻子的遗书中有“经不起革命和工作重担的考验”、“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是背叛”之类的字句，可见他的压力是挺大的。

徐叔叔和蒋老师家被抄的那天，我曾经看见气愤不已的蒋老师义正词严地和那群她昨天的学生今天的红卫兵辩论，十五六岁的红卫兵们哪儿会辩论，回辩声不过杂夹着许多脏话的恶骂声而已。在充满着野蛮、乖张、荒唐和“老子天下第一”不可一世的恶行面前，斯文早已被践踏在地烂成稀泥，从学生变成流氓恶棍有如一个小小戏法，蒋老师当时看到自己的学生如此对待自己，心里不知有多么痛苦，曾经暗自流泪痛哭或者彻夜难眠叹息都是很可能的。

身为“文革”被重点瞄准的单位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心神憔悴的徐连起叔叔不可能不牵挂自己远方的妻子，得知自己为人正派心无杂念一心干自己的教育事业的妻子在遥远的北方遭受野蛮摧残，把一切都压在心底的他，心情怎么可能好？那时候，谁能理解、体谅徐叔叔的痛苦、沮丧和伤心？就徐叔叔文静、内向的性格看，他是不大可能把自己心里的痛苦倾诉给他人的，即使和他关系良好的父亲当时也一点不知蒋老师在北方遭受的苦难，还是后来听我和姐姐讲述才知道的。

“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1967年之后，工厂基本上已经乱套了，383场的斗争目标是胡扯八扯的所谓“刘家黑店”，政治部主任刘光远是黑老板、副总工程师张永均是二老板、父亲是黑军师，徐连起、马尔玺、仇居才……等十来名中干是黑干将或吹鼓手。

“文革”的恶搞是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没见过的，那些因为造反突然成了可以左右他人命运的造反派头目们，似乎很能从折磨他人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享受，天天开批判会逼着“走资派”和“保皇派”相互揭发罪行。连和父亲私下关系很好的党委书记张雅都无奈之中“揭发”过父亲号召党员认真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罪行”，这是在很搞笑。

父亲倔强的性子大爆发，他处处不配合造反派，于是第一个被夺权罢官，发配到管道组挖水沟去了。

性格内向的徐叔叔被一再逼着揭发刘光远和父亲，这对徐叔叔本来就是很艰难的事，可在当时那个环境完全不顺从也难。徐叔叔被压迫得万般无奈，后来在一次斗争父亲大会上揭发了一句：

“在743和新厂王竹春一直是历届党委书记重用的红人”。

没想到，徐叔叔即使顺着造反派们的主张来也过不了关，就在徐叔叔话音落下时，造反派们嫌他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台下一阵夹杂着恶骂的呼喊声就把他轰下了台。

连脸都没和人红过的徐叔叔经受了这个待遇，心里更是不安，无形中这些都增加了徐叔叔的内心深处的压力。

生性文静、内向到怯懦的徐叔叔被迫揭发、批判他人，心情肯定是极其糟糕的，特别是和他十多年来交往较多的父亲，让徐叔叔揭发犹如兄长和朋友的父亲，可想而知当时有多纠结。但在一切都冠以神圣“革命”名义的压力面前，徐叔叔“作为党的驯服工具”也没有别的选择，所谓“革命”毕竟那么神圣，或许揭发他人本来就是革命者的具体行动。

对爸爸的揭发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父亲也知道徐叔叔是被逼急了，无奈中按着造反派的提醒照本宣科的，并非他的本意。

父亲曾经就徐叔叔对自己的揭发说过：那揭发和表扬有什么区别？经历、参与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父亲既不愤怒也不心慌，相信一切最后都会水落石出，没有表现出过多不快。

徐叔叔出事的那天晚上，雨没完没了地下，厂区格外安静。

后半夜，在厂办公室值班的人听到“咚”一声响，以为有贼行窃楼下财务科，赶紧爬起来拿着手电筒去查看，发现黑洞洞的楼下有个人倒在地上，大声喝道：

“谁？干什么的？”

当时徐叔叔还没死，浑身是泥回了一句：“是自己人……”

那天是我上厕所时先得到徐叔叔跳楼自杀消息的，回家我把消息告知父亲，父亲立即起身赶到医院看望。徐叔叔身上盖着他从北方带去蒋老师亲手缝制的大花被子，但他已经死了。

那天我没敢去看徐叔叔，在恐惧中我已经把那场面想象得十分可怕：浑身是血，脑浆涂地。我没有胆量也无法面对一个熟悉的叔叔如此的残破、冰凉的尸体，

徐叔叔的死自然是悲凉的，当时我就想到了徐叔叔远在太原比他更早落难的蒋老师，还有他们的那个只有四五岁还在上托儿所孩子。

那天下午，爸爸和其他几个人为徐叔叔清理身体，换上干净衣服后，和王俏安、段国发等一道抬着，将徐叔叔葬在了工厂西侧的楠木沟的山坡上。

楠木沟是偌大一块区域的名称，其中有林场和煤矿，有一小片山坡成了383厂的坟地，不仅徐叔叔一个，很多去世的人都安葬在那里。

后来徐叔叔的故事怎么演绎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长大成人后也来到重庆所属地区的政法单位工作。到了21世纪，徐叔叔的这个儿子，还被被徐叔叔以前的下级父亲的好友李继业叔叔带着，专程到父母永川家中看望了父亲，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他父亲和我父亲曾经是关系密切的同事和好友，也不知道父亲和他两人互相都说了些什么？但肯定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是无人能告诉他的。

父亲一直为徐叔叔的死惋惜，毕竟他人品不错，离开人世时才三十多岁。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