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连续不断今天重复昨天的一连串的批斗、审讯之后，时间就到了1969年9月13日。

9月13日这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经过慎重其事挑选的一批军队干部确定人选后，由北京派出到达了383。以李华飞同志为首的这批意在充实已经存在军管会的新成员一共十六人，大部分来自总参下属部门单位。

李华飞主任是一个颇有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行政级别十二级、军队正师级干部，而在以前那个如同虚设的军管会主任位置上混日月的王守业不过是当地驻军十三军的一个营级干部。

王守业这个兵痞似的人物，在383一把手的位置上一年多，没有做过一件缓和两派矛盾，促进干部、群众团结使工厂进入正常状态的事情。我也是在他既说谎又装聋作哑态度下，被他骗回厂来的，因此整整遭受了四十天的残酷迫害。此次上级派来规格、阵容都强大的军管会替代王守业为首的那个军管会，可见上级对国防三线的重灾区383厂的情况是了解的，是重视的。

李华飞主任率领实力强大的军管团队进厂后，首先召开了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在宣布新一届军管会组成情况后，新的军管会全体成员和383副科级以上干部见面，一一通报姓名，相互认识。

当新一届军管会的军代表点到我的名字时，王守业竟然照着那些土匪的授意安排的口径撒谎说“王竹春请病假了。”

厚颜无耻的王守业居然敢斗胆当面欺骗新来的军代表们。

新来的李华飞等军代表政治水准远远不是早已沦入派性的王守业可比的，没几天军管会发出通知：除了厂长薛耀伦、副厂长许宝海、副厂长王明生、政治部主任刘光远四名群众有争议的领导干部以外，其余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律于9月26日上午带铺盖卷和洗漱用具到钟工房报到集中参加学习。

消息一传出，那几个征服不了我的野心家心怀愤懑又开始活动了。他们一次又一次找到军管会吵闹，坚决不准我进入军管会组织的学习班学习，军管会毫不理睬他们的叫嚣，果断否定了他们的意见。

全厂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干部26日上午就报到了，只有我和王永义、刘保芳是下午报到的。

当26日上午，三人专案组成员徐**通知我到学习班学习时，我问他我正在写的材料如何处理？他说：

“我们不管了。”

到此，由范**、文**、罗**等人非法控制，刑讯逼供四十个日日夜夜似乎是结束了，但实际上远远还没有结束。

在领导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文件，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学习过程中，学习班整队参加了厂革委成立大会。随着新一届军管会成员的构成和厂革委的成立，工厂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以前那些在厂区横行霸道经常随意打骂人的恶棍们一下都收敛了自己的土匪习气，小心夹紧了尾巴。

学习班结束以后，军管会分管政工的军代表胡积善同志，利用一个星期天办公楼无人之便约我秘谈。我俩就三八三厂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胡代表认为，根据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指示，解决三八三厂的问题，还是从办学习班入手，至于学习班如何办？先办啥后办啥？先后如何衔接？在时间上，内容上如何安排等，要我给他出出主意。

我的意见是：鉴于厂革委已经成立，厂一级的领导问题已经解决了，下一步应当是为成立车间、科室一级的领导班子。办学习班，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上，都要围绕成立领导班子这个中心，这样的学习班，既是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又是一个新领导班子的筹建过程。车间、科室一级领导班子搞好以后，下一步举办学习班的中心任务，是把生产、技术、业务组的组长人选定下来，这样一来，工厂从上到下就有了一套完整、健全的组织机构，通过培训、提高的干部队伍，工厂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

为此，胡积善代表委托我代军管会起草两个文件：一是近日举办车间、科室领导干部学习班的计划；二是办学习班的长远计划。事情谈到这里，胡代表提出来要我和赵凯代表一起来主持车间、科室领导干部学习班的工作。

良好的愿望不一定都能变为现实，当我把“两份”计划交给胡代表，当即决定了车间、科室领导干部学习班的开学时间之后，胡代表约我在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查看适合办学习班的地方。

星期天的一大早我来到办公楼时，军管会副主任李寿昌、管后勤的军代表赵代表、以及按照安排将和我一起负责办学习班的宣传科军代表赵凯同志已经先行到达。加上胡积善代表我们一行五人，步行来到五华里路以外的双河镇挑选、落实办干部学习班的地点。

这一天正是双河的集日，路上遇到不少厂里到双河赶集的职工，当然也有一些野心家和打手之类的人物。他们看到我和四位身为军官的军代表走在一起，从内心感到极不舒服，于是他们立刻决定要进行破坏。

他们找到原军管主任王守业，大闹军管会，打碎了会议室门上的玻璃，无论如何不让我出来工作。

他们这样一闹，新组建的军管会为了顾全大局，在车间、科室领导干部学习班的筹备一切就绪，就要开学的时候，胡代表不得不向我说明情况。为了顾全大局，要我先找个单位参加劳动，劳动单位选好后告诉他，以便有事联系。

胡代表还提醒我说：选择劳动单位一定要考虑好那里的人际关系，要提防有人故意通过体力劳动惩罚干部，这样的事发生过许多。又说你的工作我们会考虑的，你放心好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三次被夺权就是这样的过程。

胡代表谈完之后，我把有关举办车间、科室领导干部学习班的所有事情，都一一交代给了赵凯代表，然后来到了大修车间。

我找到了老熟人徐应生主任，说明来历之后，他十分高兴地接收了我。征求了我的意见之后，安排我在大修车间车工组管辖下，当了一名锯床下料工。

从1969年11月到1972年4月，我在大修车间一气干了两年多，全厂只有这一台锯床，全厂所有需要锯开加工的金属材料，都要拿到这里来锯。工作很忙但是很充实。

通过锯料活动，我认识了许多人。同样，通过锯料，很多人也认识了我，在车工组当一名锯床下料工，我不仅兢兢业业完成下料任务，而且作为一名政工干部，我还不遗余力地做一些思想工作。无论在车工组，也无论在全车间，职工们都很尊重我，有的称“王科长”，有的称“王师傅”。

我个人的言行，感动了一些人，也感化了一些人。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车工组年年是先进。在年终小组给我做鉴定时，大家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就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动手打过我但我并不知道的唐**，也当众作了自我批评并向我真诚赔礼道歉。对“文革“中一些人在不知晓真实情况下所犯下的过错，我是不会计较的。单我深深感到，干部参加劳动，接受组织的审查、群众的监督并非坏事，重要的问题是，干部自己本身如何正确对待这一切。

当锯床下料工人，和各种各样的金属材料打交道，和各种各样机械图纸打交道，只要肯干、肯学，也能学到一些当干部学不到的知识。有的工人车一根轴不知道用什么钢料，我告诉他车轴一般用45#钢材；有的工人制做模冲，不知用什么钢材，我告诉他制做模冲必须60#钢材；有的工人制做地脚螺丝不知道用什么钢材，我告诉他制做地脚螺丝不需要钢材，用A3铁料就可以了……

当了两年多下料工，不只给国家创造了一定财富，更重要的是广泛接触了群众，了解了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同时，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群众也更加了解了。

尽管如此，三八三厂李**、罗**、陈**之类野心家们，是决不会罢休的。

1970年4月，全国还曾经上上下下疯狂了一次，在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别出心裁的野心家们无中生有胡拼乱凑，给军管会提供了一份“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百人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其上。

军管会的领导认为一个几千人的工厂，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五·一六”反革命份子。之后野心家们费一番心血，又将这“百人”名单压缩到六十名时，依然有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凭借什么想象力编造出了这份莫名其妙胡说八道的东西。

在李**、罗**、陈**等人的煽动下，全厂到处贴我的大字报，在我劳动的大修车间还有人组织了批判我的大字报专栏。

一次，李**、罗**恬不知耻地跟在军代表后头来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我不客气地顶撞了他们，建议他们先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说清楚。

似乎意犹未尽，宣传科干事张**、叶**和办公室朱**、徐**四人，又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地在食堂门口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篇幅很大的也十分引人注目的大字报，这张完全凭空“创作”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联络图”，标示着从中央的肖华、杨成武、付崇碧、余立金——四川省的刘成挺；张西挺——荣昌县的李明哲、李康兰、李文琼、桂永厚——三八三厂的刘光远、王竹春以及下属几十名“五·一六”反革命份子的名字和所组成“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整个内容幼稚、可笑，有如一个哄孩子的童话版把戏玩意儿。

李**、罗**、陈**等人，依然不择手段地对我无中生有，恶毒攻击，目的就是企图阻止我出来工作。

我在三八三厂大修车间从事锯床下料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完成锯床下料任务之外，我还代替被停职审查的工程师马杰管理了三个月半成品，在此期间，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通过开大会、办学习班等方式，三次安排我出来工作，三次都没有成功。

在1972年春节前，在最后解放我出来工作的会议上，二车间工人段**一进会场就大吼大叫，不让我坐着检查。接着段**又几次打断我的发言。当我谈到“一小撮坏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段**马上大吼大叫要我揭出“一小撮坏人是谁？”

当段**的大吼大叫受到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从望江机器厂调来的老革命李培桐同志的批评之后，一下就蔫了，再没有敢大声吼叫。

当会议进行到我的检查作完时，现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管会副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宣传部部长张大千同志讲了四点意见：

一、王竹春同志原来是宣传科长，工作面广，和全厂各单位都打交道，所以解放王竹春同志的会议，请各单位派代表参加，以便今后更好的工作；

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干部的问题搞清楚了就得解放，出来工作，如果干部的问题搞清楚了，还不解放，还不让出来工作，那就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

三、王竹春同志的历史问题，我们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王竹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问题，我们也查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四、大家都听了王竹春同志的检查，对检查的广度和深度这方面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张大千同志讲完四点意见以后，接着又说：“大会就开到这里，大会后分小组讨论，晚饭后还在这里集中，各小组派代表发言，重点是对王竹春同志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希望。”

晚饭后，我来到组织科等候通知。不一会，忽听会议室大吵、大闹，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时过一个多小时，组织科杨瑞庭进来通知我说：

“你回家去吧，会开不成了。”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大会的矛头指向了张大千副主任，有人说：

“你当着王竹春的面，说他历史上没问题。”

“你当着王竹春的面，说他现实也没问题。”

“你敢担保吗？”

“……”

抗战老八路出身的张大千胸有成竹地进行解释和反驳，张大千说：

“王竹春同志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的现实，都是经过反复调查的，调查结果就是没问题。你说王竹春同志有问题你提出来”

大吵大闹两小时，大会不欢而散，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第三次对我的解放又告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1972年4月19日，三八三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从前三次解放我的实践中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之后，果断决定：不再召集会议，不履行任何形式，不办理任何手续，由政工组直接通知王竹春同志回宣传科工作。

当天下午，大修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接到厂政工组织通知之后，立即通知我交代锯床下料工作，明天（20日）一早到厂政工组报到回宣传科工作。

20日早一上班我来到了政工组，接待我的是张天礼同志，张天礼同志说：“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要我们通知你今天回宣传科工作。”

我问：“核心小组领导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说别的什么，只说要我们通知你回宣传科工作。”

我又问：“赵凯代表和张柏梁同志知道吗？”

张天礼同志说：“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十分欢迎你回宣传科工作。”

1972年4月20日上午，我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宣传科，这是不寻常的五年，这是经历了严峻考验的五年，这是重新学习的五年，也是永世不忘的五年。

从我的亲身经历中，可以这样说：在劫难逃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