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内江虽然备感寂寞，甚至有几分凄凉感，但是在这里比起在厂里被坏人没完没了的纠缠、欺辱，说打就打，想斗就斗，算是好得多了。

过了几天我才发现，在历史悠久的小旅馆红旗旅馆，住了许多从川东地区特别是毗邻内江的永川地区和荣昌县避难而来的干部——许多还是1949年解放四川是南下的老干部，江津地委和行署、荣昌县委和县政府来内江逃难的大有人在。

我很快就结识了数十个官衔为县委书记、县长、工业局长、文化局长、法院院长，以及科长、部长、处长、矿长、经理等等干部。这些从四面八方不同岗位汇集到一起的干部，虽说职务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也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在不同场合、不同问题、不同程度上，公开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明显错误的东西，也因此程度轻重不同地受到了殴打、批斗和关押迫害，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已经降至自身的客观、具体、实实在在的灾难和痛苦走到一起来的。虽然后来我和这些流浪干部中的许多人成了好朋友，但在当时摸不清他们真实政治态度的情况下，我还是小心翼翼采取少说为佳的政策，不与人密切交往。

我发现，这些干部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议论一下文化大革命，别无他的话题。

到内江不久，就认识了来到内江逃难的荣昌县大石堡煤矿党委书记莫平和同志，以后陆陆续续又认识了荣昌县老县长山东人李明哲同志，还有荣昌县委副书记安徽人赵玉任同志、江津地委组织部科长安徽人孙先铎同志、内江煤建公司的江绍成同志、荣昌峰高镇的贺际荣和区长甘大汉等。这些干部凑在一起，表面似乎都很逍遥自在，时常说说笑笑。实际上，谁的思想也不轻松。看到的，听到的，亲身感受到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让大家无法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

逃出来的干部，经济条件好的，随身带着点钱、粮票，吃住都不是问题；条件差的，有的几乎身无分文，起码的吃、住都有困难。

荣昌县外贸局长段××，他在荣昌县五星煤矿当矿长时，曾经帮助内江掏大粪的农民解决了一汽车煤，从而认识了几个农民。几年后当当年的矿长落难来到内江时，巧遇这位好心的农民。该农民得知段矿长的遭遇之后，把他安排在江边掏大粪农民草棚里食宿。每月住宿不算钱，只交五元的伙食费。

段矿长月工资五十多元，供养六口人生活，加上几个月不发给工资了，已经身无分文。当得知他连五元钱的伙食费也交不起时，我赶紧给了他五元钱，五元钱此时此刻，对段矿长来说又是何等重要。

我在内江红旗旅馆住久了，从杨经理到每一个男、女服务员，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经常问寒问暖，每周定时给我换洗铺盖。他们也经常学习政治，知道我当过宣传科长，每当学习中遇到了不懂的问题，都要请我给他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托洛斯基是怎么一回事？乌托邦又是个什么意思？对于这些问题，我都给他们简单、明了的解释了一下。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来自各种渠道的传单、小报、传说泛滥成灾。到此逃难的干部们凑在一起，对这些传单、传说、议论纷纷、猜测不休。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方方面面都成了这样一个混乱局面，原因到底何在？是否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出了坏人？人们都在这样想这么猜疑，但谁也不敢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每个人们真正的疑虑和思考不得不深埋在心头。此时此刻，干部们无一不希望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能尽快真正落到实处，让国家尽快进入正常状态。大家指望着，期盼着，盼来盼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到任何形势好转的迹象。

1969年春节那天，我早早来到内江火车站，东来的客车到站以后，女儿雪清和大儿子晋生下车了。她们带着酒、肉、鸡、蛋和饺子、烙饼，来到内江和我欢度春节。我将孩子们带来的食物分许多份儿，送给还在此地避难的一些外地干部，让他们多少也感受一下节日的快乐。

春节之后，俩孩子刚刚离开不久，一个小道消息传来，说荣昌县的“二·九”派将组织人马到内江抓干部回去批斗、处置，这个不太可信的小道消息，把荣昌县来的一些干部统统吓跑了，其中有的逃到了自贡，有的逃到了泸州。

难友纷纷逃走以后，留下我一人独自“留守”在红旗旅馆，感到十分寂寞和孤单。红旗旅馆的老服务员赵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主动安慰我说：“王科长、你住在我们这里尽管放心，我们红旗旅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一派，没有矛盾、很团结。从杨经理到每一个服务员都很关心你。你安心在这里养伤，千万别跟他们乱跑，你的安全我们绝对负责……”

1969年4月，正当我们这些逃难在外的众多干部，日夜盼望形势能有所好转的时候。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一反常态，大会主席台上增加了不少新人物。什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这伙人一下子成了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还不算，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干部们自有自己的想法，可谁也不敢直说。

这个时候，三八三厂的形势越来越糟。两派斗争更加激烈，武斗兵团派，凭借手中的武器，打人成疯。基建技术员庄畅、政治部秘书梁际彬、保卫干事付顺集、外科医生张洪典，被打伤以后，一一逃来内江治疗。不几天，陈龙、王明亮、王继红等一大批人，为了逃避武斗来到内江。人们在想：这有家不能回，有厂不能归的日子，何时是个了？

1969年初夏时节，三八三厂的形势依然不见好转，内江市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天晚上十二时许，内江市市区大街上的有线广播忽然播放歌曲。根据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分析，一定有什么重大事件将要发生。

果然不一会儿，从内江军分区军火库方向，开过来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人员。

这是要干什么？

原来是内江军分区的军火库被此地和外地逃来的造反派抢了，抢劫军火库的一派很多是被重庆和江津地区打出来的造反派，他们发誓凭借手上这些武器打回去老家去。不仅抢了大量武器，他们还有详尽的作战计划，通过安岳进入江津地区所属的大足县，准备在大足一带和对方决战一场，再杀进江津地区。

我不知道这些准备打回川东地区的造反派们，都有些什么足以打败对方的杀手锏好武器，从流传的小道消息分析，他们似乎是信心百倍的。两军恶斗，到底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群众，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眼看情况恶化，眼看着一场大规模武斗就要爆发，我赶紧尽可能警告我所能见到的地方和383的人，告诫他们绝不可靠近这个武斗组织。其中很多人在我提醒下，赶紧离开了可能制造大事端、引发大事件中的心内江。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战火即刻四起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口气更严厉的《七·三》布告下达了，军队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压力，一场即将爆发的新一轮大规模武斗被迅速窒息了，仗没打起来。

《七·三》布告下达后，紧张的形势有所缓和，三八三厂军管会主任河南人王守业要我爱人接我回厂，还再三承诺绝对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爱人立即带着二儿子跃生于8月11日来到内江，转达了王守业承诺和保证的口信。

得到王守业的热情洋溢的问候和承诺，我没有多想，心里还是很高心的，毕竟我天天在思念我一手参与了建设的383厂，想念那里的一切。

8月17日，我们一家三口和付顺集及他的女儿一起离开了内江，在广顺火车站附近住了一夜，18日步行20多里回到工厂。

我一进厂大门迎面碰上了军管会主任王守业，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对我问长问短显得很客气：

“回来就好，你放心，没有事儿。回到家吃了饭先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早上到办公室，咱们好好谈一谈。”

回厂第二天一早，我到了王守业办公室，我前脚出门，后脚就有打手孙*气势汹汹来家找我。看到这种情况，我爱人随后跑到军管会办公室，这时候，那个打手孙*已先到达王守业办公室，我爱人直截了当地向王守业说：

“王主任，是你派我接王竹春回厂的，你说你保证他的安全，你看，他们（孙*）又找上门来了。”

王守业听了这一番话之后，装模作样地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

“老范，我告诉你，王竹春回来了，你们找他谈谈心可以，但不能胡来。”

王守业说完把电话一放，对着我们两人说：“你们看，我给他们说了，没有事儿，放心吧！”

离开王守业办公室，回到我久别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几张办公桌东倒西歪，满地报纸、烂纸、厚厚的灰尘。显然几个月没有打扫过了。

我刚刚来到办公室，抓委会、武斗兵团一个重要头目文**紧跟进来。我知道来者不善，他拉着长长的脸，阴沉地说：

“你到底还是回来了，刘光远就比你聪明，他打死也不离厂。你可好，一走就是十几个月……下午我们跟你谈一谈。”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就要走。我问：

“在哪？是不是就在这？”

他说：“不是，到我们抓委会办公室。”

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想上当了，不该听信王守业的谎言。

下午一上班，我来到位于设计为职工食堂的抓委会总部的一个小房间里，欧**、范**、李**、沈**、罗**、孙*、李*根等都已经等候在这里，从抓委会的头目到专案组人员再到打手，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人，桌子上也坐满了人。

谈话正式开始之前，他们自封的前线保卫部长，打手李**很客气地递我一支香烟，点燃之后谈话正式开始了。

抓委会的一号头目欧**，要我谈一谈对工厂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想了一下，一不作，二不休，既然形成了对立，干脆就对立到底。我的谈话没有给他们歌功颂德，我从1968年初大联合解体，一派掌权、私造武器、抢劫驻厂解放军武器装备、抢劫援越军火、抢劫军火库、武斗不息，造成工厂停工、停建，职工大量外逃等等。从这几个主要方面谈了我的看法，也就是我和他们的分歧点，我还告诉他们，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我早已经一一写入报告，寄给了党中央和周总理。

我讲的都是道理，相信也能征服一些人，听着听着，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主要头目了，谈到这里，抓委会的头号人物欧**说话了：

“下午谈不完了，晚上再谈吧！”

离开抓委会，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想：今天下午所谈，是凶、是吉？难以预料，还是作凶多吉少的准备吧！晚饭后，我准时来到抓委会。只有几个老工人，那几个主要头目都没有来。他们要我谈谈离厂十几个月干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们，十几个月我没有离开过内江，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派性活动，更没有干错事、坏事。除了到医院之外，主要是看书、看报、看文件。他们问我在内江见过什么？我告诉他们，我住的是旅馆，到医院看病，到邮局书店看书、看报。我所到之处都是公共场所，所见到的人不知其名，不计其数。不知道你们要我回答什么？

他们话题一转，提出了认识不认识莫平和？我说：认识。莫平和是个好干部，他十八岁当矿长，以后当书记，大石堡煤矿是全国有名的“大庆式企业”，获得这么大的荣誉，和莫平和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我和他常在一起，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又问莫平和在内江干坏事没有，我回答：莫平和干没干坏事，我虽然不能打保票，但我没有发现他干什么坏事。在十几个月的交往中，我觉得莫和平是一个好干部。

谈来谈去，我深入浅出讲大道理，讲是非。我的话把几个老工人也逗笑了，他们说要是这样，你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还选你当宣传科长。

从这次谈话中，我进一步了解到真正的工人阶级他们想的是什么，绝非和那些大大小小一心想当官的野心家想的不一样。

这次谈话谈到这样一步，那些头目们十分不满，因为没有逼出我任何问题来，于是决定将我交给罗**、沈**、徐**三人负责的所谓专案组，天天对我进行逼供。上午提问、谈话、核对问题，下午在家里写检查、交代。

他们运用这种方法对付我，四五天之后的8月24日上午，又发生一件不小的事：已经脱岗或者被辞退退出383一两年日子的民工们，在召集人策划下，试图重新回到工厂工作。不知他们怎么想的，他们似乎对长时间离开的383的整个情况完全不知情，竟然莫名其妙采取这样强硬态度，几百人突然进厂，走到一年多以前各自曾经住的宿舍，在房间早已经另安排其他职工居住的情况，试图强行进屋住下。

他们既鲁莽也不现实更没有道理的粗野、蛮横举动，激怒了早对他们恨之入骨的造反兵团的头目、成员和老职工们，激怒了比他们力量强大远不止十倍的对手们。

一声召唤之后，抓委会和兵团的人蜂拥而至，将那几百号企图强行“复工”的人紧紧包围。刚才还自以为是的他们这才发现益民厂早已今非昔比，他们已经落入了万分危情任人宰割的境地。情况最危急时，不仅上百支新式老式长短枪对准了他们，更有人把自产的王牌武器“90火箭筒”扛来瞄准了他们占据的干打垒单身宿舍。

一阵劈头盖脸血肉横飞的暴打，”红总”派的几百号民工，在付出几个重伤代价后，统统举着手，狼狈不堪地被武斗兵团的武装人员押解到大门口，赶出了工厂。

民工组织”红总”愚昧到家的举动，不但让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还直接把祸事引发到和他们大观点接近又不完全一致，小分歧多多的“红造会”头上。武斗兵团以”红总”强行进厂为借口开始抓人了。他们先后抓了宣传干事陈玉忠、技术员王明亮、医生周国建、工人郭丙周、会计员霍蔼和王明范等人，不分青红皂白对这些人一律严刑酷打，对民工强行进厂一无所知的陈玉忠被打倒在马路上。

下午一上班，我准时来到抓委会和兵团的总部，看到范**和两个打手正忙活着打扫一目了然在地上的大片血迹，看见我来，他们急急忙忙扫过来一些尘土盖住那些片片血迹，借以掩盖他们的罪行，可这一切偏偏让我看到了。

范**抬头看我来了，狡猾地说：“你先回去，等有时间再和你算账！”

就在这一天的中午，郭丙周的四肢打断三肢，王明范的屁股上捅了几刀，地上的血大都是王明范流的；霍蔼也被打成了重伤。这就是人们所说的383的“八·二四”事件。

我在被罗**等三人专案组非法审讯期间，他们不时对我实行体罚，让我弯腰九十度，背上再放一块木板。为了恐吓我，时常派一些打人成性的打手，如孙*、魏**、杨**、钱*柏之类，突然进来对我拳打脚踢一顿。

在这段时间对我的审讯过程，我据理力争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的讲述打动了一些老工人，有些人渐渐明白我的品质和所坚持的原则，逐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

有一次一个经常擅自钻进来打我几下的打手在折磨我时，被一个老工人发现，老工人厉声训斥，并差点将那个打惯了人的打手揍一顿。

罗**三人为了查到我离开过内江的证据，进而查到离开内江后的活动，他们将我在内江住宿发票一一核实。

有一次罗**三人把发票摆在桌面上，摆来摆去，把月份摆错出现了几天空白，自以为抓到了我离开过内江的把柄。那天上午，罗**等三人气势汹汹要我交待离开内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摆错了月份，经我重新一摆，住内江的发票一天也不少。这一下，他们三人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这样一来，罗**等三人自知在我身上挤不出任何问题来，天天的审问老调重弹索然无味，我心中无鬼，坦然看他们如何结束？

正当“抓委会”在我的问题上，骑虎难下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208安装部队得悉三八三厂有一位宣传科长被造反派所关，而且不时受到人身摧残，于是208部队一些指战员向厂军管会主任王守业提出抗议，指责他没尽到军管会主任的责任，放纵了坏人。

王守业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物，他立即把208部队的行动，通报了“抓委会”头目。这一下激怒了范**、文**等人。他们立即作出反应，他们在公众场所、路口贴出海报，召开批判“国民党王竹春”大会，“要求全厂职工一律参加。”

这一下我再度被范**、文**们“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当他们把我带到没正式使用的食堂大饭厅时，我扫了一眼会场，少说也有两千人。事到如今，我知道这伙土匪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决定干脆再来一个一不作，二不休，当着数千职工的面，说个明白，即使死也死个明白。

大会由范**、文**主持，要我交代问题，我就在数千人的会上，和前几天一样，一针见血地把那几件严重事件一件一件端出来，并丝毫不掩饰我的看法和态度。

当我刚刚讲完时，会计员余**站起来和我辩论，不一会，工人杜**也站起来和我辩论。乱轰轰的辩论声中，人群中有人把石头、砖头向我打来，打在我的腿上、脚背上。乘此混乱之机，文**也打了我几个耳光；范**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按倒跪下，木工梁**冲过来，打了我几个耳光。

大会结束我走出会场时，尽管耳边充斥着各种污言秽语，张牙舞爪乱七八糟的吼叫声也一阵高过一阵，但我心里却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

虽说我又一次受到了野蛮摧残，但我毕竟已经把心中想说的话向众多职工意义讲明了，我相信总有些有良知的人能明辨是非的，我的心血不会白费。

走到家门口时，我就门前自来水洗洗手脚，此时才发现，我的两腿、两脚的鲜血混搅的泥巴都已经干成块了。

晚饭后，我又反复考虑了下午会场上的情况，我觉得这伙土匪们，决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还会进一步施害于我，于是我决定重返内江。

我初步安排，要女儿雪清和大儿晋生，乘夜幕和小雨掩护我，把我送到双河后，我化装成农民，挑一担箩筐沿铁路步行到广顺火车站，然后再乘火车前往内江避难。

正在我准备出行之际，一阵大风吹过，雨过天晴，一轮明月明晃晃把地面照得有如白昼，即使想走也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