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庆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度过的。在国庆节到来之前，夺权后的宣传科长李××给我交代的起草标语口号和国庆会场布置，我都没有给他办；加上我公开抵制私造武器，早已经形成了对立面。王俏安的“反动标语”之事发生后，他们含沙射影对我的威胁也显示了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意图。

国庆放假最后一天（10月3日）大祸来临了——工厂广播站广播员王继红在广播上播报了“在野派”红造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

王继红擅自所为确实有挑衅的意思，意味着她没把夺权者和领导宣传科的人放在眼里。这事立刻在全厂引起了强烈反响，武斗兵团那些头目和打手们，范**、陈**、李*根、孙*……等，一下子拥进了广播室。他们狂叫、恐吓，强行要王继红交出广播室钥匙。

王继红拒绝不让。当那些打手们从王继红手中抢夺钥匙时，王继红发怒说：

“你们们凭什么收我的钥匙？钥匙是你们交我的吗？”

打手们质问钥匙是谁给的？王继红带着火气没经考虑气愤地说钥匙是王科长交给她的。

王继红话一出口知道失策了，可是为事已晚——这事本来和我不相干，却提醒打手们找到了整治我的借口。打手们在已经把王继红的钥匙抢走以后，大喊大叫这“找王科长！找王科长去！”冲我家而来。

严重的后果终于爆发了。

在技术员王**、汽车司机张**、任*民的带领下，乱轰轰的二十多人一下子拥到我家门前。我和妻子知道来者不善，紧闭门窗、熄灯、上床睡觉。

任*民、孙*等人在门外大吼大叫，非逼我到办公楼会议室不可。我爱人隔着窗子告诉他们说，我请病假几天了，有啥事明天再说吧。那伙人根本不听劝解，大喊大叫砸门。最后任*民借用邻居潘文生家的斧头，把我家厨房的窗子钢筋护拦砸开，从窗子钻进把门打开，这一伙人一拥而进，挤满了屋里。

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有跟他们到办公楼去。从我家到办公楼，沿途夹道至少有三、四百人。其中有恨我的，有同情我的，更多的是看热闹的。我爱人放心不下我跟他们走，也紧跟在后面来到办公楼。

一进会议室，打手陈**一伸手就把我胸前佩戴的毛主席象章揪掉了。接着要我低头，我没犯错，当然不从：

“共产党员的头是随便低的吗？”

陈**一听发火了，一下子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按了个九十度，我气极，一使劲又挺起来高呼一声：

“毛主席万岁！”

我这一喊本就是抗议，也有蔑视，这一下自然激怒了他们。陈**、付**、李**等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

我爱人看到我被围殴，赶紧扑到我身上来保护我，并对打手们严厉谴责。这时石**和大*马等几个泼妇女流氓打手狗仗人势，一窝蜂冲上去，把我爱人也打倒在地上……

事到如此，不少围观的人纷纷离去。

从会议室出来后，我问夺政治部大权的政工组长陈**：

“你们为什么随便打人？自从你们夺了我的权以后，广播站的工作与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你们夺权几个月以后，又找我的麻烦？”

陈**说：“主要是你态度不好，让你低下头你就低下头，不是就没有事了。”

和陈**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就因这件事，夺权时留用的广播员王继红，后来也被那些下流、无耻恶棍精心设计的一起“王继红转播苏修莫斯科和平之声广播电台事件”陷害，受尽打骂侮辱，被剥夺了广播员的工作。

这次事情到此才是个开头，一连串的大麻烦还在后面呢。

由于武斗兵团和抓委会那一帮人连续干下一系列恶事，又在厂里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厂里许多原来和他们同一观点的职工越来越看不惯他们的恶行，从而离开了他们。广播员王继红原本也是站在“老工人”一边的，这个泼辣、能干的东北女孩子，也是出于对武斗兵团和抓委会一手遮383的天不满，才故意带着挑衅的姿态擅自广播“在野派”红造会举办学习班通知的。让她悔恨的是，她万万没想到她的莽撞给我带来一系列的大麻烦。

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勇气和品质，就在我已经成为被公开迫害、打击对象时，同样反对抓委会和武斗兵团的恶行、反对私造武器，同样面临随时可能会被土匪们找个借口和由头殴打迫害的老新四军战士王殿怀同志，却故意选择在大白天大踏步前来看望我。他的举动，在关心我的意思之外，也是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和行为发出对那些无法无天土匪们的抗议。

本来一直想在两派之间促成团结的愿望早已破灭，王继红广播红造会举办学习班的通知，给我带来了巨大“冲击”，红造会的头头们觉得这里面多少有他们的责任，于是上门看望并对给我带来的苦难和麻烦进行道歉。

红造会无论是出于义愤还是歉意，如此鲁莽前来看望我还是考虑很不周，他们前来看望和道歉，恰好给那些费尽心机寻找迫害我理由的人提供了理由，似乎这一切已经表明我是站在红造会一边的，是他们的同路人。

客观地说，对武装到牙齿天天耀武扬威的抓委会的一些头目我是厌恶的，对被他们打压、欺辱的在人数、实力都弱小许多的红造会我是有同情之心的，但绝非和他们同样的观点，在“文革”自始至终，我从来不赞同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在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国家制造混乱“造”什么“反”。

果然红造会头头们前来看望、道歉之行，再一次刺激了那些土匪的野蛮——被那些坏头头蒙蔽的许多群众并不知道我一直对两派的态度，对我也产生了误会。第三天（10月5日）的晚上，他们在露天剧场召开所谓批斗“国民党王竹春”大会，不知道是谁的主张，我一下子就被他们弄成了“国民党”？

在露天舞台上，李**、孙*、李**、王**等几十名打手一拥而上，几下把我打倒在地，打手向*林恶狠狠地一脚踢在我的右肋上，踢断了我三条肋骨。

在我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时候，护厂部队、208安装部队、202建筑工程部队三支解放军的队伍高举着毛主席画象，高呼这“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整队进入会场，一下子把正疯狂的打手们冲散了。

我受了重伤，伤处疼痛难忍，女儿雪清冒着风险将我扶回家去。我爱人见状大哭一场，大口大口吐苦水，一家人整夜无眠……这就是我携全家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一心前往大山沟建设“国防三线”，应得的“奖赏”。

这一次，由于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的一些群众组织的带头人李太贵、郭炳州、孟吉印、易铭焱……等七名职工也被他们拖到台上给予一顿殴打。另外还有，冒险保护我的和抓委会同一派的陈培楠同志也挨了打。

我伤情严重，不能躺卧，只能靠墙坐着。在我一家孤立无援，妻子不知所措，年幼孩子惊恐万状的时候，楼下邻居马玉玺的爱人郭延华医生在危难时刻闻讯来到我家。

五官科的医生郭延华看过我的伤情，立刻显示了她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医务工作者的高贵品质，个头不高的她吃力地用大块的橡皮膏胶布将我的伤处固定住，稳定了伤情也减缓了我的疼痛。

土匪们意犹未尽，决定10月6日晚再在露天剧场召开批判大会。这次大会变了个花样，一是批斗对象除了我以外，还拉上了政治部主任刘光远和不知为什么被仇视上了的副总工程师张永均陪绑；二是主持大会的不再是那些凶神恶煞老想动手的打手们，换成了沈洪智和次福成两位参加革命参加工作多年的老工人——显然有许多老工人也不赞成打人。

因为我昨天晚上被打断肋骨，身受重伤，九十度猫腰实在疼痛难忍，腿麻、脚胀，几次晕倒在地。

大会过程，打人成性的魏**、王**等恶棍凶手几次冲到台上想对我动手，都被主持会的老工人呵斥、制止了，只有段**冲上台来，用手中的小板凳在我们三人屁股上各重重打了几下。

10月8日傍晚，我爱人扶我到厂医院治疗，刚刚来到医院，就听到我多年老部下严**在喇叭里大声吼叫广播开会通知：

“今晚八点，在露天剧场召开批斗王竹春大会……欢迎广大革命群众踊跃参加……”

开批斗大会的通知刚刚广播完三、五分钟，突然一阵大风狂吹，紧接着是闪电雷鸣倾盆暴雨大作。我躺在医院的检查台上接受医生的检查时，站在我身边的宣传科干事陈玉忠说：

“好！真是感动了上帝，今晚的会开不成了。”

根据当时我的重伤情况，医生医嘱：厂医院条件有限，必须尽快离厂到大医院治疗。

为了解决送我外出治疗的救护车，我爱人一次次冒雨山上、山下来回不知走了多少趟。找了救护车司机闫**，找了医院当时掌权人母**、郭**，他们也许都有难言之隐，他们推过来推过去谁，也不敢答应为我派车。

没有办法，后来我爱人只好找到医院支部书记李小河同志，李小河同志急急来到我身边看望我，说了一些宽心安慰的话，谈到了要车问题时，我说：

“老李，你别为难。这事能办就办，不能就别勉强。……

李小河闻言马上说：“你看你老王，怎么能说这话呢？”

说罢，李小河起身找管事的人去了，不知费了多大周折，等约半小时后，李小河同志回来了，他说：

“老王，救护车解决了，明天早上一上班就送你到荣昌县医院”。

第二天一早，雨没完没了地下，我爱人和女儿把我架着送到救护车上。陈玉忠、王继红和郭太和等人也赶来了，他们随车一起把我送到了县人民医院。

县医院的医生待我非常好，由于我一方面咳血，二方面经过常规诊断和拍片检查，确诊了我的右肋三条（6-8）折断的伤情，他们说情况不可大意，要求我马上住院治疗。

县医院医生接下来立即开始的护理处理，证明了郭延华医生给我处置伤情的正确，这里的医护人员使用了更多的胶布、更厚实的纱布把我的整个前后胸、腰部位都紧紧捆扎了起来，这有助于被打断肋骨的复原。

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疗伤的消息不知经由什么渠道传了出，我在民工大队担任教导员时候认识的许多民工都闻讯前来看望，其中还有我并不想见的“红总”的头目——几年前从海军部队转业的李正军等。

在天下大乱之前，在383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身高体壮的小伙子李正军不计报酬不怕艰辛劳苦，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重活就抢着到哪里的工作态度已经引起我的重视，我很欣赏这个才从部队回乡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加上李正军还是一个有一定文化水准，在文艺范畴多个方面具备才艺本事，他也是我心目中觉得有潜质，有培养价值和前途的优秀年轻人之一。但“文革”越来越乱之后，李正军积极参与了造反，并成为抢工厂枪支的主谋之一，也是红总的主要头目之一，因此我对他已经另有看法，并比较含蓄地批评过他——当然，我不知道那时呼风唤雨处在不可一世亢奋中的他听不听得进我的话。总之，我对他和他手下的人一直是敬而远之避开的，但事到今天，我不好表示自己真实的态度，他们毕竟是出于善意想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的。

就在县医院的医护人员抓紧给我治疗的时候，383的土匪恶棍们还在策划着对我的进一步迫害，不知他们是否有如我的老部下陈玉忠和霍霭等人担心的那样，曾经想从县医院把我揪回厂里批斗？这里的实情是，由于有多人昼夜不离保护我安全，没人敢来骚扰我。

敬重我关心我的同志们，考虑到荣昌县城医院离三八三厂只有三十里路，那些土匪们随时有可能开车带人来抓我回去，住在这里治疗实在不安全，于是商量后一致意见要我转院到安全地带治疗。

哪里是“安全地带”？

重庆是383武斗兵团们一派的天下，许多要害处早打烂成了一锅粥，肯定不适于我前往；附近的因为有所医学院医学水平较高的泸州是省内武斗比较严重的地方，也无法前去。成都到是“安全”的，因为那里是383武斗兵团的对手稳固盘踞之地，他们根本不敢往那里去造次。但如果我一旦前往成都，就几乎算公开要和“红总”和“红造会”站在一起了，这一违背我的“不站在任何一派”的原则，二我也担心将来运动后期说不清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我从事了二十多年政治工作，亲历多次政治运动，深知共产党最终会使用的整肃“王法”，对此我是非常敏感警惕着的。

后来陈玉忠、霍霭等人决定让我转院到既离成都较远，又不是383厂那帮土匪同一派势力范围的内江去治疗，似乎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在四五十个民工护送下，我躺在担架上上了开往内江的火车。

到达内江后，下了几天的秋雨还在下个不停，陈玉忠、霍蔼、王继红和我爱人，冒着凉意明显的蒙蒙小雨，抬着担架把我送进内江市人民医院。

医生们得知我是被坏人打伤的领导干部，非常明显地表示出十分的怜悯和同情，在已经没有床位的情况下，立即动员出一个床铺留我住下，又挤出了一个床铺让我爱人也住下陪我。

此时内江的社会秩序显然比四川省内许多地方都好许多，不仅看不见打人、斗人、两派打派仗的情况，市面上各种商品和物资供应也很好，远不是荣昌的那副乱哄哄，什么都供应不足，什么都买不到的状况，

内江毕竟是有十八万城市人口的城市，是地区行署所在地，各家市一级的医院水平都还不错。在医护人员的热心、细致而周到的治疗护理下，仅仅一周，我的伤情就有了明显好转。在我的伤情稳定下来之后，遵照医生静养的嘱咐，我办了出院手续离开了医院。

在霍蔼的帮助下，我住进了内江市中区最热闹的市中心附近的老旅店——红旗旅馆，继续在内江市医院门诊和内江市中医院门诊治疗。

特变难忘的是，在内江疗伤期间，我结识了市中医院的老中医杨雨时医生，这个身宽体胖心地善良、医术高明的医生，为我顺利恢复健康付出了心血。

我们夫妻两人突然离家出走，留下四个孩子，尤其在那暗无天日、坏人当道的年代，我们实在不放心。于是，我爱人将我安排在红旗旅馆住下之后，立即匆匆返回了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