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8年8-9月，三八三厂的形势急剧变化，有的人兴高采烈，有的人忧心忡忡，有的人携儿带女远奔他乡，有几百人到成都去吃“一·二五”（政府每天发给每个避难者一斤粮票、二角伍分钱，保证饿不死）。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西南国防三线建设“重中之重工程”的土建工程、设备安装、生产装备全部被迫停工了。当时拥有一千五百多名职工的工厂，一下子少了五百多人。

1968年9月中旬，夺权上台的宣传科长李**，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要我给他起草举办学习班的标语口号，我当即拒绝了他。尽管李**反复动员，我还是没有答应给他写。后来，李**把起草标语口号这件事，交给了干事王俏安。

王俏安是个非常老实、忠厚、善良也秉直的人，但对李**这伙人夺权前前后后的一系列露骨的丑恶表演，同样是厌恶是不赞成的，对全国各地已经遍地狼烟的武斗现象更是忧心忡忡，希望祸国殃民的武斗和无序状态早日结束。

当时全国的武斗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有军队参与搅合的各地武斗已经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毛主席也预想不到的恶况已经搞乱了整个国家，即使毛主席连连批发了数十上百个口气、措辞都很严厉旨在制止武斗的“中央文件”，武斗的战火在仇恨的作用下依然在不断蔓延扩大着。

王俏安在起草标语口号时特别注意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武斗持否定态度精神的宣扬，在他草拟的几条标语口号中有这样一条：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都是专门为制止武斗而发的），是射向阶级敌人的一支毒箭！”

李**尽管他野心勃勃，不过是个缺德无才之辈。对政治理论、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个十足的门外汉。虽说他夺权以后自封了宣传科长，可他连一条标语口号也审查不了。王俏安起草的标语口号中明显不妥的错误，他居然没有发现。他拿到王俏安拟定的标语口号草稿之后，翻过来倒过去，一连看了几遍，十分满意地大笔一挥，签发了“同意”。

李**审阅签字之后，紧接着打印、张贴。

大标语张贴出去之后，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如上那条标语口号的问题，指出这条标语用“毒箭”两字是错误的，“毛主席射毒箭？”“毛主席放毒？”“什么东西才能放出毒来？这是把毛主席比喻成了什么？”……他们这么想，于是闹腾着要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

此时此刻，好一个“红色政权”的宣传科长李**，对标语口号中的错误，一推六二五，说他审查标语口号时，只审查了标点符号，而没有看内容。

李**这一手不要紧，一下子把老实巴交的王俏安打进了现行反革命的队伍里。

李**一伙面对这个本可经批评、解释、检查、处理的情况，故意把问题严重化，他们一方面急急忙忙兴冲冲以“现行反革命罪”将王俏安上报地方公安局；一方面召开职工大会，匆匆忙忙宣布王俏安现行反革命这件事。

开会时，由谭**、李**、范**一伙打手，将王俏安一阵拳打脚踢，把喊冤不止的王俏安五花大绑了起来。接着范**在大会上讲话，他含沙射影地说：

“现行反革命王俏安，昨天晚上还不认错，今天早上得到了他后台的指示，才勉强认错……”

范**说的“后台”就是我。看来，这伙人想要对我动手了。因为今天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遇到坚持不认错的王俏安时，悄悄告诉他所写标语用“毒箭”二字为什么是错误的。几经举例解释，王俏安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错了，决心检讨改正。

我们两人边走边谈，这一切，偏偏就被宣传科干事***看到了。范**在大会所指“请示了后台”的狂叫，就是从此而来的，这又是一个信号。

王俏安被捆绑押送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拒绝将王俏安收监，让工厂自己在单位处理。于是王俏安被清理出宣传科，和另一个消防队张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后勤部门放了三年鸭子。

王俏安一直是单身一人在南方工作，同样老实巴交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都在遥远的山西忻县老家县城生活，这三年他带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寄人篱下，遭受的凄风苦雨的晦暗压抑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向远方的父母、姊妹、妻子亲人们通报自己的情况的，不知是不是一直瞒着他们。

“文革”时代是个制造无数无妄之灾的年代，本分、憨厚的老实人不过千千万万被无妄之灾煎熬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