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7年年初批判《刘家黑店》开始，到1968年年初大联合，在这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基建工程计划，生产装备安装计划，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到后来月月落空，工作几乎全部停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口号，真正成了被人利用的一句口号。

在这样一个时候，厂领导们都自身难保，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不忍心工厂这样混乱下去，建议我以宣传科长的身份，召集两派头目办个学习班，大家好好统一认识，避免内战，安定人心，真正抓革命，促生产，把建厂进度赶上去。

我接受了好心同志们委托，经过几天的准备，参加学习班的人员就要到齐，学习班就要开始，被来自厂东南大石堡煤矿方向的激烈枪声惊散了。地方上的两派为争权夺利的大搏斗，届时进一步迅猛升级，在四川、在重庆许多地方形势急速恶化，相互拿真枪真炮厮杀的大规模武斗愈演愈烈了。

 

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副总工程师马应成同志和一些派头头回厂后，无法传达会议精神，一些为国家为工厂命运担忧的同志再度找到我，要求我能以宣传科长的身份召开会议，以便传达北京部里会议精神，使三八三厂的形势不要继续恶化，力争促使革命和建设都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我尽力去做了，我觉得作为宣传科长，应该竭尽努力把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会议开好。会也开了，会议精神也原原本本传达了，可是今非昔比，这会儿许多干部职工的思想已经彻底混乱，信心早死了，会议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有人公然说：“这会开不开，传达不传达都一样。”

他们说的确实是实情，不仅我，所有心怀责任的人都无力影响工厂的局势了。

1968年早春，荣昌县被去年的“七·三一”武斗击溃、赶走的“二·九”派仗着军队的支持和手中良好的现代武器装备，浩浩荡荡又从外地打回来了，他们迅速控制了荣昌县境内大部分地区，另一派“反二．九派”劣势明显，只能望风而逃，逃到了以省会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一带。

社会上的风云变幻，很快影响了三八三厂，与荣昌“二·九”派同一观点早有密切联系的头头们，他们兴奋不已，跃跃欲试，准备上台了。他们从荣昌县和外地对立的造反派相互恶斗、反复不断的状况过程意识到要掌权，手中没有武器不行。因此他们又盗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口号，拿来为他们的打、砸、抢服务。

1968年4月4日上午，正当我陪同第五机械工业部黄处长等人来到工具车间，准备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座谈会时，突然厂区内几座山头上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我急忙走出车间打问，才知道这是三八三厂武斗兵团成立大会的“礼炮”声。人还未到齐的座谈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散了，座谈会没开成。

此时此刻，一个公然与地方武斗组织结为一体的“兵团”公开出现，让我感到万分不安，情况经一步的恶化、复杂化，三八三厂向何处去，不能不令人担忧。

武斗兵团的成立，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的，在泸化兵团等社会武斗组织的支持下产生的，所有枪支、弹药，都是用消防车的空水箱秘密从泸州运来的。

三八三厂武斗兵团成立的真正目的，是一小撮野心家企图凭借手中的武器，裹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干部、工人和家属，壮大自己的势力，以达到纂党夺权升官发财的目的。他们打着保护工厂的旗号，干着破坏工厂的勾当。他们和大足、荣昌、永川、泸州、中江、凉山……等地的武斗组织，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来自各地的武斗人员，装运武器的车辆进进出出，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武斗兵团的出现，并且迅速地和地方上的武斗组织结成同盟，三八三厂井井有条的原建设计划全部被粉碎了。

1968年5月22日下午，三八三厂武斗兵团一小头目陈**来到我办公室。陈××在七四三厂时，曾是大跃进时代我一手培植的全国先进单位“黄金荣小组”的工人，和我相当熟悉。陈**说是要和我谈心，我知道来者不善，早有心理准备。闲话没说几句，转入正题，事情很简单，只要我公开声明支持兵团，支持老工人造反，当他们下一步夺权时，我可以例外。宣传科长我继续当，只是他们派两个人来，在我领导下工作……

我一听，这是圈套，尽管陈**是老熟人，过去关系也不错，可今天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向我提出的要求也事关重大，事关原则，不可有半点含糊。我稍加思索后，我直截了当谢绝了他的要求。我说：

“我自己学习的不好，跟不上形势，谈不上对你们老工人造反，还是兵团的工作支持不支持”

我刚刚说到这里，陈**插话说：

“你是不是有顾虑？”

“倒不是有啥顾虑，是有点看法。”

“你不看人家王明生厂长，他对我们兵团，公开表示‘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支持’”

“那是他王明生的事，他看准了他当然可以表态支持，我没看准，我就不能……”

“我们老职工都非常了解你，希望你拿出58年大跃进的干劲，和我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不行。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自己的主见，从来是听不进劝说的。有人说我“固执”，“死板”，也许就是因为这些。”

“你还是再认真考虑考虑”

“没有啥考虑的了。”

我和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抽完了他带来的一盒好烟，闭门商谈没有成功，陈**只好扫兴而去。先拉后打是他们惯用的两手。这次没有把你拉过来，下次就把你打下去，这是预料中的。

果真不错，5月23日下午刚一上班，兵团一个小走卒牛**急急忙忙来到办公室通知我说：“上班后先不要出去，在办公室等，有事商量……”

事情很明白，尽管话说的客气，婉转，实际上是昨天下午和陈**谈话的继续。

前几天就听到的夺权先从我开始的消息变成现实了。不一会，党委书记张雅被喊到了我办公室，要我们两人在此等候。半小时过后，把我们两人喊进会议室，兵团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欧**、曾**、牛**等，还有宣传科干事王茂林、广播员王继红已到此。

我和张雅进到会议室之后，这里已经摆开一副开批斗会的阵势。他们要我和张雅站在长条形会议室桌东头末端的批斗席上，张雅规规矩矩过去站到了那里，我没有听他们指挥，我和开会的人坐在了一起。他们几次要我和张雅站到一起。我说：“在那都一样。”他们也没有再勉强，宣布开会了。

原来不公开支持武斗兵团的大联委主任，今天撕掉了伪装，他宣布《兵团五号通令》说：

“刘光远一小撮，长期以来霸占宣传阵地，一贯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宣传阵地，已经夺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

欧**将通令宣读完后，曾**立即问张雅有什么意见，张雅马上表示“同意，同意。”

我一听要张雅表态，估计也要我表态，我赶紧思考表个什么态？张雅话音刚落，曾**转过头来问我：

“王竹春你有啥意见？”

我说：“希望你们夺权以后，把宣传工作搞的更好。”

这两问话，不知那几个蠢人听出是个什么意思没有，匆匆忙忙宣布散会，我叫住曾绍荣让他暂时不要走。曾**急问：

“还有啥事？”

我说：“到办公室再说。”

我和曾**、王茂林一起来到办公室之后，我说：

“权你们夺了，就该办个移交，以后的事情我就不负责任了。”

曾**出乎意料地问：“有啥移交的？”

我告诉曾**说：“广播站有王继红负责，图书由张柏良负责；秘书工作由王茂林负责。所有的东西，都有他们几人分别保管。”

曾**说：“这些我们都知道。”

接着我要王茂林把我的私章交我，宣传科公章交曾绍荣。

至此，我作为宣传科长，在三八三厂第二次被夺权宣告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员王继红急问曾绍荣说：“快下班了，广播啥？”

曾**不加思索地说：“按原来广播。”

王继红好奇地问道：“你们不是夺权了吗？夺权了还能按原来广播？”

 

接着5月25日晚九时许，三八三厂办公大楼，突然被武斗人员包围，接着开动有线广播，勒令办公楼各科室的科长、主任（一一点名）到办公楼会议室开会。

我们一家人饭后坐在门口阳台上，洗耳恭听，没有念我的名字。由此可以断定：全厂夺权了。

事不出所料。这次夺权，不只夺了党委书记、厂长的权，科长和主任们的权，就连党委办公室和厂长办公室秘书、干事的权也都夺了。

因为夺权、掌权的大小头目，都是武斗兵团的大小头目，党和国家不予承认，不能打革命委员会的招牌。只好自封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多么好听，既抓革命又促生产。

“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由大联委头头欧**任主任，范**（工程师）、张雅（党委书记）、王**（副厂长）、文**（统计员）任副主任委员；陈**（工人）任政工组长、李**（工人）任前线保卫部长、罗**（保卫干事）任专案组长。李**（支部书记）任宣传组长。

领导班子拼凑起来之后，立即召开庆祝大会。大会专门设置了接待站，接待外地武斗代表的光临，大摆宴席。吃吃喝喝热闹一番。在这个所谓双庆大会上，除了厂内厂外造反派代表人物登台表演以外，原来的车间支部书记李**，厂长办公室副主任***，为了在造反派门下捞个一官半职，不惜出卖共产党员干部的灵魂，还不知耻地跳上台去，吼叫什么“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拥护”，为野心家们造反夺权唱赞歌。

李**这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庆祝大会不久，“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宣传科长。

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李**上任宣传科长以后，出风头、赶时髦，积极推广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等愚弄百姓的东西。连一条标语口号都看不懂的李**，如今当上了宣传科长，上窜下跳，夸夸其谈，不可一世。

三八三厂武斗兵团内部，设有一个由五十三个民工组成的专业武斗队，成立了专门食堂，发给专项补贴。这个武斗队在李**、陈**、牛**等人带领下，外出永川抢劫了江津军分区的武器库库。他们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在厂内可以随意抓人、打人，他们为了扩大武装力量，为了巩固夺权成果，为了加强和外地武装组织的关系，他们从秘密到公开，大肆私造武器，蛤蚂炮、九零火箭弹及火箭发射架、手榴弹、手枪等是主要产品。

国防工厂的武器生产历来是按照国家的指令进行的，任何单位和工厂无权自主生产任何武器装备。在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面前，那些野心家、土匪们，还有那些出卖共产党员灵魂的干部们，竟然无视党纪、国法、军法，支持甚至直接参与私造武器的罪恶活动。他们这些罪恶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的抵制，有的公开反对，有的消极怠工不真出力。在他们看来，私造武器的阻力太大，不采取强硬的手段不行。

1968年7月14日，由文**、范**、陈**、李**等人主持召开了“抓管”扩大会，通知全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不得缺席。

为了有效应对这个会议，早晨一上班，对私造武器有看法的周文标、金荣生、王殿怀先后来到我办公室，就如何应对这个会议，三人征求我的意见。

因为时间紧凑，办公室就会议室很近，我们四人不可能展开讨论。我当即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立足于抵制。我们都是党员干部，不能随波逐流，对私造武器这一严重事件应当立足于抵制，表明我们每个人共产党员的鲜明态度。抵制有两种可能：一有风险，二不起作用。当抵制不起作用时，我们只好弃权，将来无论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我们都不承担责任。我的话刚说到这里，好心的宣传科干事陈玉忠匆匆忙忙来到办公室。他说：“会议室人来的差不多了，就要开会了。你们一个一个往外走，不要让人家看到你们在搞什么活动。”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范**像个疯子，一次一次拍桌子、打板凳，质问生产科副科长付振基，为什么不给他们下工作令？为啥迟迟不安排生产？

付振基反驳问：“我凭什么下工作令？生产工作令号是随便下的吗？没有上级的生产令号，材料费用从哪里开支？你们一定要生产，你们就拿个文件来。”

这一下把范**了，拍着桌子，指着付振基说：

“你付振基不干拉倒，离了你付振基地球照样转。”

范**等人压制了付振基的正确意见之后，接着强迫每一个领导干部表态。

压力之下，党委书记张雅、副厂长王明生一看情况不妙，先后发言明确表示支持私造武器。

紧接着李**、刘**、綦**、魏**……等中干一一表明自己支持私造武器的态度。许**不仅表明支持私造武器，而且自报奋勇担任私造武器的调度员。

李**跳出来气急败坏地质问未表态的领导干部说：“你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刘**说：“因为私造武器，文化大革命以后把我打成反革命，我相信老工人会站出来替我说话的。”

客观地说，383厂支持、赞成制造武器的人，有些确确实实是出于保护工厂和国家财产的心。有些人却另有心机，事实上所生产制造的可称大型的、战斗力强大的武器——比如火箭弹，这种爆炸力不亚于一枚100毫米的高射炮炮弹的战争利器，在保护工厂的时候是根本不适用的。而那些本来就心术不正的人极力制造这类破坏力极大的武器，也是完全别有用心，他们后来将这种即使在战争中也令敌人胆寒的武器，一车一车、一批一批运出厂外，送到“前线”，直接支援、推波助澜了社会上的武斗，也换得了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利益。

至于他们送往外地战场的至少数百发火箭弹，到底在哪个“战场”使用过？目标是谁？使用了多少发？到底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这些事他们也一直保着密，后来也未见有关部门调查此事，但这些武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损失是一定的，那些曾经遭受强大的火箭弹蹂躏的县市地区，如果顺藤摸瓜认真调查，是不难查得383厂这伙罪犯的罪行的，他们几乎就是我们共和国的破坏者，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敌人。

会议上，周文标、王殿怀先后发表了反对意见，对他们的意见，早已得意忘形完全蔑视他们二人意见的文**根本不予理睬。

在全厂领导干部基本发表了意见之后，我知道大势所趋，抵制是无效的，我打算弃权了。

就在这个时候，陈**在干部花名册中查到我还没有发言，东张西望四处找我。当他发现我坐在一个墙角抽烟时，提高嗓门说：“王科长还没有发言。”

因为我早有准备，当即回答说：“要发言。”

我看一下笔记本上我草拟的几条意见后说：

“第一，在任何情况下我不离开工厂。第二，我亲自参加建设的工厂，一旦有阶级敌人破坏，我有责任保护工厂；第三，制造武器是个大事，必须请示上级批准。因为……”

我的话刚刚说到这里，范**马上站起来质问说：“请示那个上级？”

我说：“五机部”

范说：“北京这么远，请示怎能来得及”

我说：“那就请示成都军区。”

范说：“成都也是好几百里，怎么能行？”

我说：“那就请示江津军分区，半天可打来回。”

我和范**你一言，我一语，顶了一阵之后，文**满腹怒气，没有等我把话说完，他抢先进行会议总结发言了。他说：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破坏我们制造护厂武器，经过半天的争论，我们胜利了，他们失败了！”

就这样，在保护工厂的幌子下，私造武器的意见占了上风，付振基、周文标、王殿怀我们几个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定了。我们几人从此成了公开的反对派，被他们孤立起来了。

通过这次会议，在三八三厂私造武斗武器的罪恶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在这场私造武斗武器的罪恶活动中，*长***还给了他们技术上的指导，他们动用了尚未调试的专门设备，动用了大量的金属材料和专用化工原料。

1968年7月16日晚上，三八三厂“抓委会”派出武斗人员，开着八辆大卡车来到位于隆昌境内成渝铁路线县上的石燕桥火车站，参与拦截开往越南运送“援越物资”弹药的军火列车。抢劫过程中，他们还打伤了押运军火列车的解放军战士，一共抢回来八卡车子弹。

从此，三八三厂经常枪声不断。

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口口声声自称革命派的人，竟然干出反革命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他们是什么人？历史终将作出正确的判决。

尽管在7月14日讨论私造武器的会议上，文**、范**、李**、刘**一伙占了上风，但在私造武器的具体过程中，有形的无形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有的公开反对，有的消极怠工。在这种情况下，私造武器指挥长李**出谋划策了下一步计划：

“一、以“抓委会”名义发个通令，给不赞成私造武器的人一点压力，通令说：“凡不服从工作分配的，均以旷工论处；

二、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由“抓委会”副主任、原党委书记张雅作动员报告。”

张雅同志知道这是李**的一个圈套，把私造武器的活动搞上去，是他们的需要，出了事将来一旦追查责任，自有张雅负责。张雅为此昼夜不得安宁，悄悄托通讯员小杨约我夜深人静时和他秘密见面，商量对策。

当我悄悄来到张雅办公室兼住房时，张雅从床上爬起来，向我一一叙述，张雅告诉我“许多坏主意都是李**出的。”要我给他出出主意。我劝他近日身体不好，干脆就不起床，顿顿饭让通讯员小杨到食堂把饭打回来吃，拖一天算一天，私造武器的动员报告无论如何都不能作。

张雅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接着继续养病。

看来，三八三厂的形势发展越来越严重，由于我旗帜鲜明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成了他们的反对派，我知道自己站在矛盾焦点的风口浪尖处，处境十分不利。

在我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向党中央、周总理和四川省党委报告这里的情况：

一、一小撮坏人篡党夺权，破坏国家重点建设；

二、组织武斗队，雇用专业武斗人员（五十三人），开办食堂、滥发补贴；

三、拦截火车，抢劫援越军火；

四、抢劫人民解放军驻厂护厂部队的武器装备，打伤解放军战士；

五、抢劫军分区军火库；

六、私造武器，支持社会武斗……

为了安全、保密，写材料的时候，把家里门倒锁起来，我和女儿钻进蚊帐里边写，边誊清。

信写好以后，不敢从邮局发出，正在这个时候，大足空军基地文化科赵西江科长派两名战士，以出差名义前来看我。我就此机会把写好的信包在水果糖里带给赵科长，由他设法通过军队的信件渠道投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