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14日晚上被夺权以后，3月15日上午，我扛一把锄头到管道组参加劳动。每天早上班、晚下班，和新老工人们一起给职工家属区挖水沟。

官被罢了，权被夺了，我天天扛着把锄头挖水沟，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再也不来找我的麻烦了。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了无官一身轻的甜头，管道组一共有三十多名新老职工，不仅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歧视或憎恨，而且一如既往对我尊重，有的称“王科长”，有的称“王师傅”，喊“老王”的是极个别的。管道组长山西人刘蹄子很是热情，一次又一次到总务科忙活我的劳动补助方面的事，到满一个月头上，给我领回来十四斤劳动补助粮。

我被夺权到管道组劳动刚刚一个月的时候，三八三厂实行军管的消息传来，各种议论都有，我并不感到有啥兴趣，未曾正式宣布军事管制之前，军管会的同志对三八三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了一番调查。

4月15日下午，联合总部两个头目李**、齐**来到我家，通知我16日早上一上班到联合总部一趟，有要事商量。16日早我到联合总部时，李**告我：马上就要宣布军事管制了，军管会要你马上回宣传科工作，请你马上到军管会报到。

军管会的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并讲了一些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大道理。紧接着军管会主任魏学平主持召开全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三八三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命令。他强调全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守岗位，坚持日常工作。特别注明：宣传科、运输科和打字室，由军管会直接领导。

从此，宣传科就成了军管会一个工作部门了。我重新上任宣传科长，有军管会做后盾，大事、小事，多请示，勤汇报，很明显，现在的宣传科长比过去好当了，可那些小小野心家们能罢休吗？

随着荣昌县“二·九”夺权派的失败，和“二·九派”关系密切的三八三厂以李**等人为首的联合总部，也被其它组织以犯有“保皇”罪为由被赶下台，并成为刚刚组织起来的多个造反派组织的攻击目标，仅专门批判、围剿他们的大会就开了多次。大会上的辩论充满着辱骂和攻击，绝大多数383能说会道的“名嘴儿”们都粉墨登场显示功夫。这时节，人们光顾着“革命”，文化事业又受无情打压娱乐活动很少，很多男女老少把这样的大会当做娱乐节目来看，不管观点和立场，只要有人说到“精彩”处，或者讥讽、谩骂对方的词语别具一格，人们都会随之奖励一阵哈哈大笑。

联合总部的垮台，三八三厂斗争的矛头一下子由《刘家黑店》转向党委书记张雅和厂长薛耀伦、副厂长许宝海等人。

这时候，厂内数十个造反组织渐渐消融异化，莫名其妙依着乡情之谊、宗派思想和各种各样的共同命运和利益关系的力量演绎、升华，集中形成两大派系，两大组织：一派以北方来的老职工为主，一派以当地轮换工和民工为主。

两大派其实在政治观念上，在价值观取向上并无什么差别，双方都声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种莫名其妙被诱发了的彼此的仇视和蔑视，让双方怎么看对方都不顺眼。这些情况全国都一样，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埋伏下的仇恨，后来在全国许多地方推波助澜了深深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和心灵的武斗，有些地方武斗的破坏性和残酷性一点都不亚于一场战争，我们的党和国家、民族都因此损失极其严重。

管干部、管人事的政治部主任刘光远，一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穷追猛打，他明明是十三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贫苦农家子弟，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冀东敌伪统治区为抗战工作，更是建国前就当了干部的老同志，那些人实在找不到更能直接否定他、辱没他从而打倒他的理由，就蛮不讲理地胡乱抹黑他本来清晰的历史，给他戴上一顶所谓“三假分子”的帽子，既“假贫农”“假党员”“假老革命”。更荒唐地是诬陷他参加了地方上的什么“三老会”，还野心勃勃恬不知耻一心想混进地方政府当一名县委委员——383益民机械厂是地市级的“重中之重”的国防大厂，厂领导的职务远远高于县委书记，这都是很浅显的知识，那些人也未必不知道，为了毁谤人，他们什么下三滥手段都在使用。

就在这个时候，据说外调人员在厂长薛耀伦的河北家乡发现了他的“重大历史问题”。弄不清真假的外调资料一锅乱炖，说1943年薛耀伦曾经在日本鬼子的示意下，带领群众高呼《反共誓约》；说他还曾经充当了日本的情报员；说他还伪造了武委会秘书、中心小学校长、青年干事等革命历史；说他还掩盖了他和日本小队长小文保以及汗奸们的秘密来往。因此，就根据这些并不完全可信、也未经甄别、确定的材料，将薛耀伦厂长涂抹成了三八三厂文化大革命的新的重点对象。

这个时期，虽说我重新恢复了宣传科长的职务，由于种种现象，不能不使我多一个心眼，我要看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野心家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1967年7月31日发生在荣昌县城的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即“七·三一”事件造成的人员死伤恶果，严重影响到本地乃至川东地区和全省的形势，一切都在迅速恶化着。地方的派系斗争也掺合着军队的因素，军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至今不知道，但对383厂实施军管的军人们的诡异行为却让我感到很是诧异。三八三厂实行军事管制也只进行了三个多月，谁也没想到，军管会的全体人员会突然于某日半夜三更不辞而别，悄悄遁去，行动如此戏剧性到秘密，煞是奇怪。

主持383全厂工作的军管会竟然莫名其妙地溜走了，我这个受军管会直接领导的宣传科长怎么办？特别是有线广播，本来就是两派相互争夺，企图作为用以攻击对方抬高自己的工具，在此两派明争暗斗火星四溅的过程中，我这个宣传科长何去何从？

我认为：越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越要坚持党性，按党的政策办事。可事实上，越讲党性越被动，因为那些造反派头头们以及他们的打手们，除个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之外，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给他们讲政策、讲原则，只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我的坚持和认真反而把造反派头头们都得罪了。什么“压制革命”、“不支持造反派”……等大帽子给我戴了不少。

到了1967年底，受全国形势的影响，多数造反派组织又主张重新大联合。经过一连串的明争暗斗，终于在形式上又实现了联合，即成立了所谓大联合委员会。联合过程，实际上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们，争权夺利的斗争。

大联合后，有的满足了，有的比较满足，有的根本不满足。满足的人指望巩固大联合，巩固所得利益。不满足的人，天天评头品足挑毛病、肇事端，希望天下大乱，自己好火中取栗乱中取胜。所以，这样拼凑起来的大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对抓革命、促生产丝毫没起到积极作用。

此时荣昌、重庆乃至四川和全国的社会秩序、政治氛围越来越坏，由真枪真炮的热兵器和化学武器支持的武斗已经在各地蔓延。383厂由年轻的民工组成的造反组织“红总”的头头们也耐不住仅仅是吵吵嚷嚷骂骂咧咧的平淡，社会上武斗的启发，他们的眼睛瞄上了保卫部门管理的十多支枪。于是他们押着政治部主任刘光远四处寻枪，而具体的枪支管理者保卫科的一把手綦殿贵闻讯赶紧逃亡、躲避。没多久綦殿贵就被“抓获”，工厂的枪支被抢后流入社会不知去向，而綦殿贵也成了383厂第一个遭受拳打脚踢的干部。

“红总”的肆意妄为极大地伤害了工厂正式职工为主体的各级干部和广大老工人，因此结下的矛盾恶化成了仇恨，这情绪愈演愈烈，不但演绎在383厂“文革”的整个过程，还影响漫长、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