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正当三八三厂现场一区、二区的主体工程和三区的部份主体工程的施工正在日以继夜突飞猛进的时候，正当全厂的主要厂房建设初具规模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关从党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和全国各地揪斗各个级别的领导干部，给所谓“走资派”戴高帽、挂牌子、游街、抄家……等等等等侮辱人也让人困惑的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们工作井然有序的现场，人们的思想开始乱了。

中共重庆市委指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按照在反右派、反右倾，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人们的表现来分类排队。1965年5月我们离开太原七四三厂时，那里的四清运动即将结束，到现在刚刚一年，又要搞运动了？这没完没了的运动有没有必要？自己心里是这样想的，只是不能说出去罢了。

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厂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党委书记张雅任组长，厂长薛耀伦任副组长，政治部主任刘光远任副组长兼文革办公室主任，我和王建章任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委书记岳林、孙先渝的指示传达以后，真是一触即发，运动很快兴起。

那时全国都发了疯似的在一窝蜂批判由北京市委、市政府三高级干部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组成的所谓的“三家村”，而此时，老报人、文化大家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明史大专家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有人宣称：“北京能有‘三家村’，三八三就会有‘三家店’”。

于是，在石*等人的策划下，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一下子把基建科副科长周文标，技安科长金荣生、基建技术员庄畅打包组装一并打进了383的“三家店”。似乎意犹未尽，接着他们又把周文标的妻子、机电技术员彭光鑫打成了“三家店”老板娘……

学建筑的庄畅成了第一个被重点打击对象，盯着他的人说在他的档案中发现了反动诗词，诗词词句有“阴沉沉的天，象扣着一口铁锅”之类的文字。

我不知道党纪国法和档案管理条例哪一条倡导、允许某些人私自查阅他人的档案，借机寻找被查者的历史“污点”，再根据此无限放大对其进行整治打压和肃清，至少这不是光明正大值得肯定的行为。

那些人还揭发庄畅搞哲学唯心主义，说庄畅曾经说过：“毛主席搞一分为二，杨宪珍搞合二而一。我看都不全面，应当是“二斗为一”。此说一披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借势而来，矛头一致指向周、金、庄的“三家店”，更指向了有具体“反动罪行”的庄畅。

就在这一段时间，机关团支部也不甘落后，组织起来忙活着扫“四旧”，立“四新”。有一天他们敲锣打鼓，沿途张贴标语口号、散发传单，成群结队来到附近的大石堡煤矿为文化大革命造势。谁也没想到，他们的传单发生了笔误，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反”这条口号，少写了一个“反”字。这一笔误被大石堡煤矿的工人发现，厂内那些别有用心时时刻刻瞅着机会损人利己的卑劣之人以为机会来了，赶紧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指责党委政治态度不鲜明，要求党委立即揪现行反革命，不断以此给工厂党委施加压力，制造紧张和恐怖。这样一来，一个热火朝天了一年多被国家列为“重中之重国防三线”项目的大厂工地开始乱套了。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莫名其妙的运动仅仅搞了二十天，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发来了通知：“新建三线工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暂停，以后有计划的分期分批进行。”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多数人高兴，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少数人很失望，他们以为可以借机泄私欲获取利益的机会没有了。

我们文革办公室，立即组织力量将大字报登记、封存。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只安排学习和宣传，不具体开展运动，于是建厂工作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从这时起，每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或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评和重要文章，都由宣传科提供材料，分片召开报告会学习、讨论。

到了1966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工矿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的发表，对工厂党委书记张雅来说，压力很大。文化大革命到底搞不搞？不搞吧，《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怎么可能不照办？不搞不行。搞吧，中央有关部门明确指示“以后有计划地分批分期进行”的指示下达也才二十来天，这显然相互对立的上级指示，到底如何具体执行？《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可是一搞就乱，就会影响工作进度，这也是明摆着的事。

在张雅同志犹豫不决的时候，经与刘光远和我三人一起商量，决定由我代张雅同志写个几分钟的讲话稿，召开一次中干会议，由张雅同志向大家讲讲。讲话的中心目的是：第一表明工厂党委拥护《人民日报》“社论”的态度；第二对文化大革命暂不作具体安排。

中干会议刚刚开过不几天，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也发来了通知，大意是：“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单位，一律按《十六条》精神把运动开展起来。”这么以来，刚刚平息的“文革”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到了1967年2月9日，三八三厂有人参加了荣昌县的夺权活动。于是，夺权揪斗干部的歪风，很快被传到了厂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些急于升官发财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招牌组织造反队伍，打着造反旗号向我们的党组织宣战了。

一个一个牌号不同的造反组织冒出来之后，都要占一块地盘，都想称霸一方。一场以大字报、辩论会为主要形式的混战开始了。从1967年1月起，建厂计划完成情况一月不如一月。原计划一季度土建工程主体部份基本完工后，二季度主要设备安装、调试计划也算基本完成，但在三季度开始试生产的计划，全部都落空了。

在现场，三人、五人、十人、八人，三五十人，一二百人，规模大小不等都冠着响亮的革命名字的造反兵团、战斗队组织瞬间出现，这些“文革”早期的造反派似乎百无聊赖闲得寂寞，各自为政，互相挑剔互相攻击一番之后，终于在形式上进行了所谓的“联合”，成立了什么“联合总部”。李**之类的官迷们，居然成了联合总部的负责人。

1967年2月21日我和乔达民两家十三口人，经北京来到四川，在隆昌火车站下车以后，在我尚不知道三八三厂已经天下大乱的情况之下，我给我的顶头上司政治部主任刘光远打电话，要厂里派车来接我们两家人。

当晚九点钟过后，不见厂里车来，我们只好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下。当我们两家人一切安排好准备休息时，厂里的大卡车来了。跟车来的人当中，有汽车调度赵四才同志和负责搬迁家属工作的史胡光同志。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的政治部的同事没有一个人来，这时我不能不感到情况有些异常，但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1965年第一批进入三线新厂的，后来每来一批人，我都到隆昌火车站去接他们。特别是这次搬迁家属，第一批回去接家属的陈玉忠、张柏梁、王建章、谭一株、潘**等政治部几名干部，他们回北方去之后，我都组织了政治部的同志，给他们一家一户打扫房间，安置床铺，给他们购买煤炭和引火柴禾。厨房的窗子没有玻璃，我用报纸一一都给糊起来。他们的东西来了，人还没有回厂，我和严克祥给他们昼夜看守，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政治部一根人毛？

半夜时分，我们一家六口人，冒着春节后的寒风细雨，站在大卡车上，颠簸一百多里来到了三八三厂。此时我所看到的除了细雨蒙蒙中的几只昏暗的路灯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我把妻子和女儿、小儿子安排在上边漏雨，地下潮湿旧干打垒临时招待所以后，带着大儿子、二儿子来到办公楼我的办公室兼住房。同屋的王茂林、王俏安已经入睡，叫开门子一看，我的办公桌和放在床上的书箱，都被造反派打了封条。

我们一家六口人的突然到来，王茂林、王俏安、王子和三人都非常吃惊，并暗暗为我担心。

怕动了造反派贴上的封条，放在床上的书箱没有敢搬动，床腾不出来，就把大儿子留给王俏安，同他挤一个被窝。我带上二儿子到隔壁团委、群众科办公室，睡在回家未归的老战友贾振海床上。

一切安顿好以后，王子和乘夜深人静之际，悄悄给了我一份油印材料。上面文图具全。题目是《刘家黑店罪行》。按这份材料所说，刘光远是《刘家黑店》的大老板，我是黑军师。

当我一气看完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之后，很是生气，我知道大难临头。这时离天亮还有三、四个小时，二儿子已经呼呼进入梦乡，我觉还是躺在床上睡一会儿好，就合上了眼睛。

一合眼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家里睡觉，坏人突然从窗户用手电筒向我照来，当我刚一下床，又碰上了几只黑狗拦住了我的去路。恶梦惊醒后才知道是一个梦，我多么后悔，后悔不该把妻子、儿女们接来。她们一进入这山沟工厂，就遇上了这大灾大难，多么伤他们的心呀！

22日清晨，我踏着泥宁小道，来到行政科联系住房之事，沿途看到无一不是《刘家黑店》、刘光远、王竹春的大字报、大标语，内容不外都是什么“刘家黑店的黑军师”，“黑党委的黑干将”、什么“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什么“修正主义、走资派”，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总之，帽子不少。可惜的是这帮造反派头头们，他们并不了解我，他们所说的这些看着吓人，其实不过是想当然的胡说八道罢了。

我把一家人领进分配的才盖上瓦的干打垒住房里，进门一看，没法儿不心寒，两间卧室除了东歪西扭放着三张单人木床之外，完完全全一无所有，三个窗户只有框架，没有玻璃，厨房里没有炉灶，室内四面墙壁都还在往下浸水。加上老天爷也和人过不去，西北风搅着毛毛细雨，下起来没完没了，位于山顶的房子房间特别的冷，后来大儿子说那是他几十年感觉最冷的几天，因为潮湿，盖着湿漉漉的被子比冰雪中北方的冬天还难熬。

这事是有人故意要折磨我们，给三个大小窗户装上十几块玻璃，不过一两个小时的工作量，并不是什么有难度的工作，可他们偏偏就要这样做。对成年人还没什么，对年幼、身体不好的孩子来说，这事做得既卑鄙又无耻，很下流。

屋里又寒冷、又潮湿，弄几张报纸把窗子糊一下，前边刚刚糊上，后边一阵风又吹掉了。只好用小儿子的毛巾被吊起来挡风避寒。

在这样寒冷的季节，这样的住房条件，一家人的行李、用具、铺盖还没有到来的情况下，一家六口人挤在一起等天亮。看在这里，想到太原，在太原我们一家人住的是二层楼房，有暖气、有阳台、有自来水、有厕所，倒垃圾不需下楼。国家经济暂时困难已经渡过，形势越来越好。吃饭，只要有钱，有粮票，到哪里都不成问题。可是现在，1967年的二月，在三八三厂都成了问题。我办公桌里有五十斤全国粮票，办公桌被打了封条取不出来，不能使用。行李未到，行李里边装有的粮票也远水不解近渴。一家六口人，只好多买菜吃，度过这暂时困难。

这些困难对我们夫妻二人来说，都能忍受。可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们，像一群疯狗，不时在你身边转来转去，不让你安神。一家六口人远行数千里，起码生活条件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马上通知你开会，什么交代问题，接受批判，什么低头，九十度弯腰……要你爬着你不能站起来。

联想我们一家人2月5日离开太原时，路经“五·一”广场，亲眼看到陶鲁笳、王谦、王大任、苏平等熟识和不熟识的省、市委领导，在那里弯腰九十度接受批斗，接着挂上黑牌子在太原城游街示众。连卫恒——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被造反派批斗、禁闭、关押，自杀在第十三冶金公司。想到这里，看到这些，自己也就想通了。那么大的个个功勋卓著的人物命运竟然如此，自己还有啥说呢？随他们的便去吧！有时又想不通，我在炮火连天的岁月参加革命，不怕苦、不怕累，辛辛苦苦干革命，全国解放后，从山沟进入大城市，因革命的需要，又从大城市来到这山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即使没有苦劳也不该有什么罪过吧？一股闷气涌上心头。

在第二次批斗我的大会上，当主持人牛**宣布开会时，我抢先问道：“今天的会，我有没有发言权？”我这个问题提的突然，一下子人们都愣了，稍停片刻之后，牛**看了看会场上无人反对，转过头来告我说：

“有，有，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嘛！”

接下来乱哄哄吵嚷嚷的揭发、批判开始了。

“你老说注意节约油漆，实际上你是反对我们书写毛主席语录！”

“你不给每一个民工发一本毛主席语录，目的就是反对民工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

“你胆敢纂改林副主席的指示，你就是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

“你为什么重用地主子女，重用坏人？为什么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附级反动路线？”

……

既然他们说我有发言权，我就要充分利用这个权利。于是，我对那些造谣诽谤、有意陷害，无限上纲的小丑们，有理有据的一一反驳，寸步不让。

既然大家都承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不讲理，我也不客气。就这样的会一连开了四、五次，使得一些别有有心的人恼羞成怒。他们一面张贴大字报，宣布开除我党籍和撤销宣传科长职务，一面串通联合总部，在1967年4月14日晚上，召开全现场职工、民工大会，又一次对我进行大场合、大规模的批斗会。

在这次大会上，李**、潘**等野心家们又一次公然跳出来表演。嚷嚷的还是那一套，什么“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用人不问政治”“几任党委书记的红人” “爬得快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尽管如此，他们对我的攻击也没有把我压服。我有前几次会议的经验，我一气之下，干脆走到麦克风前一一反驳李**、潘**一类小丑们的无稽之谈。

我这次行动，更加惹火了他们。他们不得不拿出最后一张“王牌”，当场宣布罢了我宣传科长的官。

我从会场到回家的路上，一方面觉的这家伙们愚蠢、可笑；一方面较得一阵轻松。一个国防工厂的宣传科长，并不是一个多大的干部，没有啥了不起，可是在李**这类野心家眼里，却是个了不起的事。今天我这个宣传科长的官被罢了，或者说宣传科长的权被夺了，而且是三八三厂被野心家夺的第一个权。在我王竹春身上，再无油水可捞了，他们和我之间的斗争，也就暂告一段落了。

我今天昂首阔步走出会场，心情格外愉快，回到家以后，陈玉忠、王中和等同志怕我想不通，不得不避开耳目前来看我，对我进行一番安慰。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说：“现在的问题是野心家有意整人，不是帮助干部。与其这样没完没了纠缠，宣传科长要我当我不还不当呢！贺龙能两把菜刀闹革命，我王竹春也能一把锄头干革命，说得严重一点，不当干部，离开工厂，回农村老家去，到那里也照样能干革命。”

我是三八三厂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夺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