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所谓“中国风格歌剧”《江姐》一剧中，最精彩一节要算是《绣红旗》那一段，这段脱胎于川剧音乐川味十足的歌曲旋律婉转、高昂、优美，是一首被人们广泛喜爱了几十年的名歌，即使是在那个把歌剧《江姐》和小说《红岩》以及电影《烈火中永生》统统打成“毒草”的“文革”非常时期，这首歌依然被人们所热爱，时常有人冒着风险放声歌唱，并以其歌词中的傲雪“红梅”精神鼓舞自己不甘与社会同流合污的信念。

“文革”开始时我十一岁，虽然知晓在我喜爱的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之外还有一部脱胎于《红岩》的歌剧《江姐》，也会唱其中的独唱《红梅赞》，但第一次听到《绣红旗》这首歌已经是1974年，当时很是震撼并深刻喜欢。

"绣红旗"一节戏并非创作者妙笔生花的杜撰、创作，在当年国民党治下关押着许多政治犯的重庆歌乐山的监狱，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只是当年绣红旗的人并非以江姐为首的女牢中的“女政治犯”们，而是男牢中的几个“男政治犯”，歌剧创作者是遵循艺术表达和传播的特点及美学指向规律，特别将其移花接木在女性身上的，事实上这样的演出效果很好，如果如实而为，让几个男性为这段戏的主要角色确实要逊色许多。

真实历史中的“绣红旗”情况是这样的：《红岩》作者之一——或者说主笔的罗广斌很年轻时置良好家境和哥哥是国民党军队高官的优异现实于不顾，几分勇猛地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后积极活动，一心消灭反动派，推翻国民党。终于有一天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被关押在歌乐山白公馆的男牢里。

得知罗广斌被捕入狱，疼爱其的父母和家人很是着急，此时正是共产党蒸蒸日上，国民党日落西山的时刻，家人都担心这爆脾气的年轻人有个三长两短。心疼小叔子罗广斌的嫂子——就是率二十万国民革命军的罗广文将军的年轻夫人更是担心小叔子在狱中受冻着凉，凭着丈夫威望和关系，给坐牢的小叔子罗广斌送来一床崭新红色缎面被子。这被子平时被罗广斌用来御寒，再后来就用其“绣”了那面想象中的五星红旗，所绣的五星的大小和位置都与国旗上的图案相差甚远，但那心迹依然是感人的。

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既然有信仰，就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该适时张扬自己的信仰和主张。

罗广斌和同牢房的难友们绣过红旗不久，血腥的大屠杀就开始了，幸运的是由于智慧的罗广斌和他的一些难友曾经做过一些看守人员的工作，抓住一线生机逃过了必死的死劫活了下来，因而后来才能凭着自己清晰的记忆和激情写出来创下大陆小说出版销量之最的长篇小说《红岩》。

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在重要关头率重兵在川西起义，这也是国民党武装力量在大陆最后一个大规模集结地，自此以后，国民党在大陆就“彻底失败”逃到台湾去了。

罗广文将军作为一个对共产党坐江山立下大功的人，在共和国期间任一厅级虚职混着日子，不幸早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罗广文去世时年龄并不大，令人为之惋惜。

不幸的不仅是罗广文过早离世，他那给罗广斌“绣红旗”创造了先决条件的年轻夫人也命运极其不济，这个我想象中生气勃勃、能说会道、善良、可爱、美丽的女子后来落得精神错乱下场，命运自然悲惨。

共和国初期，罗广斌罗广斌废寝忘食和杨益言一起创作长篇小说《红岩》，后来他就成功了，大大成功了，《红岩》不仅拥有数量及其大的读者群，这本书还历史性地创造了大陆中国小说销售量最大的记录，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这记录至今没人能打破，看今天纸质书的命运，这记录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打破了。

《红岩》的成功，让罗广斌成为大陆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

罗广斌是用整个身心拥戴他的许多战友、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新社会的，但集理想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为一身的他，有些事情做得确实出乎意料的粗鲁和不人道，在对待自己的亲身父母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罗广斌曾经在民国当地方官的父亲下场如何不得而知，但他的母亲活到了新社会并与新中国相伴而行了许多年，不幸的是这个善良的母亲养育了两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儿子，却没出儿子那里得到太多的温暖。

罗广斌大大成功之后，他年迈的老母亲已经是一个失亲离伴生活在川西的孤身老妇了，按照一般人之常情，罗广斌这样著名的大作家、大功臣母亲自然是应该得到善待的，于是上级为了老人晚年生活得好一些，就她掌握一点传统医疗知识和技艺的能力，把她安排在儿子身边重庆的一家医院做了医务工作。

相信那个步入黄昏的老妇人，在自己老年后尚能自食其力而且和儿子生活在同一城市是非常高兴和满意的，在上世纪相对于战争年代平静许多的50年代，罗家母亲这个似乎和大部分人的母亲没有什么大区别的老女人，在衣食有保障的环境里安度晚年心情一定是愉悦的、满意的，加上为儿子的成功而喜悦，按捺不住的骄傲和喜悦促使老人很愿意他人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红得发紫大作家罗广斌的母亲。

当严于律己的理想主义者罗广斌知道他母亲“所作所为”的时候，竟然火冒三丈严厉地训斥了母亲，不准她再和他人谈论自己儿子的事。从所查阅的许多材料分析，彻底忠诚着自己的理想和党的罗广斌也是个性情刚烈，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可以想象当时已经苍老的母亲在儿子训斥下不知如何是好尴尬的样子，这事，今天想起来，我都觉得寒气袭人，很为那老妇人哀伤和鸣不平。

作为一个侥幸逃出必死杀戮的“革命者”，罗广斌知道自己的生命来之不易以及肩膀上所担负的义务和责任，他必须为那数百殒命于血腥屠杀的“政治犯”们代言，阐述他们的思想、理想和追求，这是道义也是责任，都是必须担当不可推卸的。

罗广斌早年倾向中共、“参加革命”都受到后来的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影响，可想而知，罗广斌在完成了《红岩》之后有多少创作计划在酝酿中。我们从《红岩》铺陈、叙事、描写、刻画的功力，可以想象随着阅历进一步的增长、对历史和往事的梳理，所掌握的资料也进一步丰富，他以后的作品或许会更精彩更具有厚重的文化、历史价值。可惜的是他和许多许多人都万万想不到的鬼门关时刻降临了，他没有再继续自己的诸多构思、构想的机会了，一场难以想象的滔天浩劫阻断了这一切，“文革”爆发了。

“文革”到来时，罗广斌和许多党员干部一样，也积极投身参加这一运动，那时节他因了自己和众多烈士战友的盛名还被推举为重庆文化口某一“造反”组织的头目。就在罗广斌怀着纯洁的心灵和理想，跟随着他的统帅奋起革命的时候，他自然以为自己是肩负着死难同志的遗志，有责任站出来冲到最前面英勇维护他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信仰的主义和理想的时候，一个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万物的恶魔已经盘旋着靠近了他的头顶。

罗广斌对自己党的忠诚和信仰都是坚定、无可置疑的，即使在大牢里他也没有忘了作为党员对党和自己信仰的事业应该尽的义务，作为熟知重庆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全过程的他，在得到痛心疾首深刻教训之后，在狱中拟写了一篇很多年后著名起来，旨在揭示腐败和叛变的辩证关系、提醒党从生活着手强化党员的思想纯洁维护党组织战斗力的文字，也就是所谓的“狱中八条”。

即使罗广斌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忠诚无可置疑，到了狗娘养的“文革”时代也挡不住疯狂的恶棍们无端质疑，在那个既不讲理还血腥、更凶残时代的某一天，一心为自己忠诚的事业奋斗的罗广斌万万想不到他自己突然成了被“革命”打击、被批斗的对象，甚至连他和活下来的战友侥幸九死一生逃出死难的经历也成了嗜血歹徒们百般挑剔、质疑、指责的罪行，罗广斌因此被打成“叛徒”，被批斗、关押、受尽侮辱。

脾气火爆的罗广斌无法忍受打着革命旗号的恶棍们乾坤颠倒的恶搞，但在那个不讲理的时代，愤怒至极的他连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罗广斌到了这个地步确实没有了任何机会，只有以死抗争，于是他就这么做了，他选择了跳楼自杀。

我的一朋友文革时在重庆当兵，文革后期他对我讲述看到跳楼身亡的罗广斌的情景，他曾讲述那个脑浆遍地的惨烈场面，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心头发怵。

前几年曾受某大公司之邀请改编真实的“绣红旗”素材为电影，“某大公司”的旗帜人物接受的是某“副国级”“政治大人物”的委托，出于对“某大公司”和委托者的尊重，我接受了此事。

当我在查阅自己收集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数百万字史料之后，刚刚有了用别致的影视手段整合、重述、酝酿“史实版”《绣红旗》故事的情绪，却又意外知道了我这个“绣红旗”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那“红旗”的提供者，当年那个关心着狱中小叔子的美丽女人后来在“新中国”精神错乱的史迹，读那文很震撼也很痛苦，眼泪顿时汩汩而下，毕竟这个女人是率领20万国民党大军起义的罗广文将军的夫人——罗广文将军的起义直接导致的是大陆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结束，“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命运至此告一段落。

我想象中的那个昔日活泼、小巧、能说会道、美丽的川妹子——那个身为统帅20万国民党大军起义将军的夫人、太太、妻子、爱人、老婆、“亲爱的”的女人，我无法想象她和她与罗将军养育的四个子女后来是如何走过那漫长、恐怖的岁月的。

无论“绣红旗”的史实如何“感人”，和“绣红旗”有直接关系的罗家人明显是几个是悲剧角色，有良知者恐怕没有将其改成“弘扬主旋律”的本事，因为决定这一切的是罗广斌及家人的故事太是一出令人泣泪的悲剧了，而且这悲剧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一手制造的。

罗先生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