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为职业编剧，却很少有兴致将一部电视剧看完。央视一套正在播出的长篇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所以能吸引我一集接一集地看，并非因为它那多少还脆弱的故事，实在是因为此剧再现了新时期以来大陆中国的历史脉络，目睹实实在在的史实再现，让我没法不再度回忆那段历史。

今天调出昨天正式播出的5、6集，这两集故事正是讲述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之初，顶着极左压力大刀阔斧整顿教育和科研两口的事，剧中对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们悲惨命运的讲述既真实也催人泪下。由于剧中邓小平提到了我喜爱、尊重的老舍先生横遭不幸的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位我也爱戴的大师曹禺先生，也提醒我把手上一篇早就写就涉及曹先生和“文革”的文章发出来。

“文革”大面积制造无知和愚昧是确实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文革”整个过程就是一场彻底的“愚民化”运动，是戕害民族智慧和民众智商的一次恶魔运动。

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年1979年，享誉世界的大艺术家、戏剧大师、著名大编剧、梦露的前夫美国的的阿瑟.米勒先生曾经接受大陆中国官方邀请到大陆访问，才才从噩梦中初醒的大陆有关部门，依据国际流行的主宾地位和影响力对等的基本礼貌原则，特意安排了足够分量的大陆中国顶尖级戏剧大师人物曹禺先生以文化人身份接待。

天才、智慧、好脾气的老好人曹禺先生对美国和美国文化并不生疏，他在共和国之前曾经与好友老舍同时被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交流数年，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和风尚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颇有好感的阿瑟.米勒先生作为“文革”后较早进入这个神秘国家的美国人，他是知道创作了《雷雨》《日出》《金子》一系列戏剧作品的曹禺是中国顶尖的剧作家，也大致知道他的一些基本情况的，说不定在来华之前还做足了功课，就像中美建交前那时节，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携妻子访问大陆中国之前，在自己家一半好奇一半考虑礼节狠狠地练习了用筷子夹取食物的本领一样，也做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准备。

无论阿瑟.米勒先生是否准备了应付出访中国时的有关知识，但曹禺先生对在世界都曾经如日中天的阿瑟.米勒竟然一无所知，甚至在接待阿瑟.米勒先生时有些失礼有些唐突更有些荒唐但真挚地问阿瑟.米勒先生：

“你是美国的剧作家？”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可以想象，已经享受世界级的荣誉，走到世界各地都会引起轰动和骚动效应的米勒先生，当时遭遇大陆中国顶尖戏剧大师的如此质疑的尴尬和不快，他对曹禺先生的无理和无知自然不高兴，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他无法想象曹禺先生作为大陆顶尖级的大剧作家，居然对几乎是极其一般常识都不了解，他似乎来到的不是历史和文化都博大精深的古国中国，倒像是飞机失事跳伞落在了非洲的某一原始食人族部落。

一向诚实待人、心地善良的曹禺先生不知是否知道自己的唐突恼怒了阿瑟.米勒先生？总之他无意间对米勒先生自尊的伤害是确实发生了，好在他的好友——同样是戏剧大师级人物的黄佐临先生后来为他弥补、赔罪。黄佐临先生为化解阿瑟.米勒先生心情不快，在上海做招待主人时特别着重地告诉米勒以做安慰，佐临先生说：

“我们很早就介绍过你，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过你的剧本的故事梗概。”

佐临先生的安慰让米勒先生忘掉了一些不愉快，佐临先生接济请米勒先生给中国观众推荐一出他自己的戏，也许此时的米勒先生已经知晓不久前还在祸害大陆中国的“文革”本来面目，他推荐了自己的整个表演时空和戏剧氛围都与“文革”期间的愚昧、诡异的恐怖极其相似的《炼狱》。后来《炼狱》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时更名为《萨勒姆的女巫》，演出取得了极其好的效果，令人不得不再次对邪恶的“文革”反思、声讨。

想想我们引以骄傲的戏剧天才级的曹禺大师都会因为“文革”的迫害、剥夺和封锁，完全迷茫了对当代世界艺术和文化状态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导致了先生对当代世界戏剧状况的几乎全然无知，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再想想一生用生命和灵魂拥抱戏剧艺术的曹禺先生遭遇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那些远没有曹禺先生地位的人，许多人由于信息的被严酷阻隔，成为视野短浅的井底之蛙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唯一可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革”对大陆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物质、精神、文化的侵害、压榨、蹂躏都是人间极其罕见的，也是罄竹难书的，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唯一一次。

“文革”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文化的洗劫般的扫荡，仅仅从“文革”直接、间接导致几乎无数有形、无形文化遗产瑰宝的湮灭就可以看出严重性，这也是铁证如山的事。

“文革”在人类史上是邪恶至极独一无二的，“文革”在浩瀚的中国历史和整个人类历史上留下的是最野蛮、肮脏、无耻、低贱、下流的一页，不仅让整个中华民族深受其害，也让整个中华民族从此背负着耻辱直至人类在这个星球灭亡。

可悲可叹的是，即使“文革”罪恶滔天，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无比惨重的事实一目了然，直至今天，“文革”的罪恶还在被别有用心的大小政治恶棍、民族败类偷偷摸摸依仗着权势者悄悄呵护着，蔓延发展着。政治流氓和恶棍们借着恶势力提供的便利，一直在为“文革”招魂，为“文革”发动者惊天、骇人的罪恶寻找托词。这种恶行的效果犹如试图用厚厚的污泥遮掩罪恶血腥的历史，再在污泥上面画上蒙人的美丽图画，虽然他们涂抹历史的目的难以达到，但放纵这种恶行持之以久，必然能导致我们民族的进一步健忘和堕落。

恶搞历史也是制造一大批混吃混喝的白痴对“文革”罪恶浑然不知，甚至听信了谎言，莫名其妙地对罪恶的“文革”暗恋甚至顶礼膜拜起来的主要原因。

许多令全世界羡慕瑰宝一样的文化有形物，文化遗址、文化遗物都湮灭于罪恶的“文革”。

什么叫“湮灭”？“湮灭”的意思是彻底、永远的消失，再不会复生的消失，也就是比一般意义的毁灭更严重的毁灭。

“文革”对文化的毁灭是全面的，整体的文化领域都曾经遭受灭绝性的扫荡，几乎无一漏网。在这个人类史少有的野蛮和疯狂过程中，一个显著的伤害手段就是粉碎、毁灭、割断、扼杀普通人的每一条通往启蒙、教育、学习、智慧、科学的通道。

“文革”最初几年甚至有几年出现及其反动荒唐的文化真空时代，出版社几年不出版新书，全国七八亿人，唯一可接触的读物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林副主席语录》，和“两报一刊”，邪恶势力为了愚弄民众，愚化社会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天下如此而为的无耻行径也是从无仅有，连今天邪恶的朝鲜都不曾有过这样混账到彻底的现象。

毁灭文化，恶搞教育的结果是导致整个中华民族智商低下，这一点每一个有心人在今天随时都可以看到“文革”后患的演绎。

我插队下乡时已经是一九七五年五月，我那灶房、寝室合为一间的干打擂房子里里外外都是泥墙，雨下的大时，外墙的泥墙便会被雨水冲去一些泥土，不过几年功夫，外墙已经沧桑犹如风化了千万年的岩石，斑斑点点千疮百孔。为了让屋里好看一些，我从家里带了许多报纸来，把报纸满贴在犹如屋脸的墙壁上让自己的屋子显得好看一些。就在我忙活着贴报纸的时候，许多社员挤在我房间看热闹，我立刻惊获一大生活细节，我发现许多人对报纸还很生疏，有几个妇女更是奇怪报纸原来是“两边都有字”的。

“文革”的野蛮罪恶不仅仅伤害亟待文化启蒙的普通民众，连一些著名的学者、艺术大家由于被“发配”“下放”“改造”成为低人一等的人，连续多年剥夺了读老书、购新书、查阅资料的权利，也不得不被被那个罪恶时代“愚昧化”，让他们对自己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就拥抱并立志奋斗一生的自己的专业日益生疏起来，甚至到了极其不甚了解的状态，有些人生疏久了，还由于自己的少见、无知闹出许多笑话来——这样的剥夺可以说残暴无比，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一件极其哀伤的事。

在“文革”中后期，大陆的民众出于对“文革”的不满，已经在大肆传播对“文革”风云人物不敬的谣传和笑话，这些在暗地流传极广的谣传和笑话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瞬间走上了台面，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制造快乐的素材，有的还被“铅印”成册四处散发。

“文革”后期比较流传广泛的是某工农出身的女副总理的故事，说其在一次医药会议上听到“李时珍辛苦尝药、采药先进事迹”之后，曾经拿着领导做派热情地问道：“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让李时珍同志坐到前面来！”

还有一个是讥讽“四人帮”时期《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的，嘲笑老革命的他有如蛮夫出身的文盲，竟然贻笑大方地把“墨西哥”读成“黑西哥”……等等等等。

上面两例笑话这八九成都是胡扯，不说李时珍几百年来就已经深入人心，鲁瑛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文人、文宣高官，即使水平再差，也不至于不知道墨西哥是美洲的一个国家，再说墨和黑的识别或许对初学汉字的老外有一定的迷惑性，这迷惑性对国人并不存在。不过当时出于对“四人帮”的厌恶，我还是曾经调侃此事说：

“若这墨西哥哥不幸走失，按着鲁大主编拟出的寻人启事都没法儿将这哥们儿找回来，说不定会找到黑人故乡非洲去。”

当然不管那位被“伟人”和阴谋家当成玩物戏耍了一场的“工农出身的副总理”，还是“文革”得势坐了《人民日报》的主编，怎么也不可能蠢笨到那种程度，这些段子或许不过是当时寂寞、难过的大陆人制造的聊以自慰的几个笑话而已。

公正地说这种讥讽和调侃对他们都不够公正。特别那位副总理，毕竟人家本来是个勤劳朴质的好女工，在基层踏踏实实诚实劳动工作着、生活着，没招惹谁、也不欠谁，是某些野心家为了他们的阴谋私欲非要拿她和他们来点缀自己的伟大，愚蠢、丑陋该讥讽的是这帮混账。

罪恶滔天的“文革”推波助澜于“砸烂”教育界、文化界，鼓励全民造反运动，所谓“全民”实际上仅仅是社会上无法无天有机会就作乱天下的无耻混混儿和政治二百五，这些混混儿和二百五与无耻之极地制造“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上层上下结合，一起践踏人类基本常识和良知，确确实实曾经理直气壮地打造了一个愚昧直至的不出书、不读书、无书可读的荒唐时代，恶行的结果至今还在延误国人的福祉和国家的前行。

“文革”十年对文化、教育的轻慢和恶搞，让至少上亿的青少年失去了正常学习文化、接受知识和得到各种文化训练的机会，还无需往深远的、未来的话题上说，仅仅我自己就不幸地在“文革”结束20年后多次亲聆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者、佼佼者因文化的不足制造的大大小小的笑话：

某最杰出的某话剧演员***在央视一专访节目把“对隅”读成“对偶”；

某文化馆长把“踉跄”错读成“langcang”;

某顶尖级的大歌唱家**在某广播电台互动节目把“惬意”念成“侠意”；

某一流女作家把“沆瀣一气”读成“杭非一气”；

某著名主持人把“女娲补天”读成“女锅（guo）补天”；

很多文化、科学方面的大人物多次把“挟持”道白成“夹持”，把“徜徉”读成“堂祥”……等等等等。

其实“广泛的读错别字”不过是“文革”那个可恶时代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留下的一点痕迹，一点时常泛出的点缀而已，但仅此已经可以看出“文革”对每一个个体人的具体伤害。

“文革”对民族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是对历史的恶搞，政治恶棍们别有用心故意颠倒黑白随意涂抹历史的行为，给接受教育者灌输无耻涂鸦的历史常识造成的结果要比错别字严重得多。犹如白痴的“爱国中老年”基本就是这些谎言和邪恶政治毒素受害者，可悲的是这些被“文革”彻底剥夺和侵害过的倒霉蛋儿，一生尽被扭曲，却被作了蛊一般多年痴痴呆呆昏睡不醒，至今还茫然无知常常与侵害自己一生的罪恶沆瀣一气，十足的为虎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