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国歌我是五岁那年学会的，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国歌”，更不知道“国歌”什么意思，只听着一个后来不动声色将我的几十本连环画骗的一本不剩的大孩子老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那“炮火”和“敌人”让我这个已经开始迷恋“打仗”的幼儿血脉膨胀觉得十分有趣，于是很快就会唱这歌了。

不知谁在大陆立下了坏规矩，在很漫长的许多年，大陆的国歌好像见不得人似的都是私下唱的歌，无论开什么规模的大会、举办多么重大的活动，一直都是“奏国歌”而不是“唱国歌”。小时候还没觉得什么，有时候从新闻纪录电影里看见外国人一本正经地站立着唱他们的国歌，觉得他们真有点儿“傻乎乎”的可笑。看“奏国歌”时咱们的官儿们板着脸儿的一脸严肃，多大气派呀？再后来……再再后来的许多年的后来，才突然感到老外们情绪饱满地唱他们的国歌是那么一本正经的投入，简直美丽而且动人。回头再看咱几十年“奏国歌”历史，每每“奏国歌”时那一张张显得木讷、呆板的父母官儿面容，才觉得真正“傻乎乎的”是咱自己。

好歹在江泽民那一届国家领导人倡导，咱也开始“唱国歌”了，于是在许许多多唱国歌的面孔看到了也动人的表情。

从共和国之始，本来一切按部就班着，到了狗娘养的母猪疯发作的“文革”，咏唱自己国家最重要的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成了反动行为……有一次记不得为什么歌兴大发，吼着唱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解放军进行曲》《国际歌》等歌后，接着唱：“起来！不远做奴隶的人们……”被伙伴警告：“好你，敢唱反动歌！”吓得我一身冷汗，直至到今天唱起这歌都莫名其妙有点特别不同的感觉，显然我是一朝遭蛇咬，四五十年怕草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携带“反动”因素的媒介，是因为词作者出问题了，这样的事在那个年头多如牛毛，比较著名的还有活生生废止了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事件，也是很可耻、很可恶、很可笑、很莫名其妙的一件恶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故事和《中华民国国歌》的故事一样富有传奇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本是一首电影插曲，落座在抗日题材电影《风云儿女》中。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还连带着一串催人泪下的故事，写完歌词的田汉还没来得及和聂耳交代创作感想就被捕入狱坐了国民党的大牢，为其谱完曲的天才音乐家聂耳年年轻轻就罹难在日本的海水里……后来得知聂耳溺水身亡的消息，田汉悲恸大哭。

“文革”初始，祸从天降，身为著名的“左联”骨干、共和国顶尖戏剧大师的田汉先生因创作京剧《谢瑶环》及《关汉卿》不合某些政治权势人物的胃口开始落难，《谢瑶环》词句中的“为民请命”、“载舟覆舟”之类的内容，更成了“如山铁证”，被江青、张春桥等政治恶棍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所有报刊公开点名批判。接着祸不单行，田汉先生再被一一披挂上“文艺界的黑帮”、反对鲁迅的“四条汉子”、“黑线人物”“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等等罪名，遭受诸多侮辱和残酷殴打后，被捕入狱。在狱中继续遭受迫害和侮辱的田汉先生，最终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那个寒冷的日子冤死京城，终年七十岁。

这里要补充一点：田汉被抓直至冤死狱中之后，他的守寡多年含辛茹苦艰辛了一辈子的贫农老母亲尚在人间，年近百岁的老人家牢牢记着儿子答应她要回来的话，天天拿个小凳子在院门口坐着眼巴巴等着儿子回家，口中念叨着“寿昌，快回来吧，妈妈想你……”直至她百岁之年万分不解地离开这个世界。

谁又能理解田汉被生生剥夺了生命的那个不讲理的时代和那个野蛮世界呢？

再不客气问一句：这块土地上又有几个人比田汉先生更爱这个国家，剥夺他生命的邪恶势力该划入什么阵营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他们做了八万个汉奸想做都做不到的邪恶之事，是一帮子彻底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

既然是坏蛋写的歌词那当然不能唱了，于是许多年——准确点说十二年多大陆中国的国歌是没有歌词的，这也算大陆中国贡献给人类的一件文化大丑闻，我们自己可以既装疯卖傻又装聋作哑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可这确确实实是一件让人嗤笑丢人败兴的事。是混账左疯们制造的无数件够资格挂在历史耻辱柱上事件之一，耻辱柱上会有其闪烁“光辉”的位置。

“文革”制造的气氛不光邪恶还很诡异，在那十年国歌成了国家对外活动事务专用的“物件”，和老百姓几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种明摆在那里的丢人败兴的尴尬事就那么坦然自若地存在了四千多个日日夜夜。

在“文革”时，国歌—或者准确点说叫“国曲”被“假、大、空”搅合得成了彻底的边缘角色，根本比不上《国际歌》的地位，记得我参演过—估计那时候是个著名又流行的因人多而“大型”的舞蹈——这个动作简单的舞蹈的音乐就是唱一遍《国际歌》，场上的的黄脸儿和抹成白脸儿、黑脸儿、红脸儿、咖啡色脸儿的“全世界受压迫的奴隶们”或作战斗受伤状、或作受欺辱状、作武装斗争拼命状……其实整个节目表演过程也没有什么舞蹈动作，大家站立如雕塑，唱完三段《国际歌》歌词拉幕了事，但那个场面宏大、“壮丽”、洋溢着奇异色彩的氛围还是很唬人的，特别是因为有花花绿绿的“亚非拉阶级兄弟”白、黑、红、咖啡脸儿助阵，老百姓挺喜欢看。

《国歌》没有《国际歌》那样的待遇也罢了，其实它的地位连许多歌曲都不如。当时的八大样板戏，基本上都有著名的革命歌曲暗伏在其的背景音乐中，《智取威虎山》是《解放军进行曲》，《红灯记》是《大刀进行曲》，《红色娘子军》是《红色娘子军连歌》，《沙家浜》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海港》是《国际歌》……国歌显然是不够做背景音乐的资格的，它从来就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出头露面过。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共和国国歌的历史要从一九四九年讲起，这年六月，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首届政协筹备会把制定新中国国歌的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随之成立了“国歌初选委员会”，广泛征集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后来在临近“开国大典”前几天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全体代表又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听过许多国家的国歌，共和国的国歌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不得优秀，不客气点说还多少有模仿、剽窃之嫌，但由于是“我们自己的国歌”，一直喜欢着它：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国歌没有歌词的日子，已经习惯了饿着肚子饿着脑袋混日子的老百姓也没觉得什么太大不便，倒是国家有点尴尬，不过这也是无人可以干涉的内政事，反正大陆中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稀里糊涂惯了，过了十好几年国歌没有歌词的日子，照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全当没有过那么一回事。

到了一九七六年，一连串的大事接二连三发生，先是周恩来离世，再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矛头直指“四人帮”和毛泽东，再再是超大陨石雨密集落下唐山大地震发生、朱德逝世，再再再是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一切都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按不可抗拒的计划操纵着，大陆中国三步并作两步，很快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就正在那年，政府有关部门面向全国征集国歌，我的一个朋友还得到了北京寄来的“征集邀请”之类的文书，看到“国家如此器重”他，把已经创作上百首歌曲的我震撼得几乎妒忌不已。后来知道，那所谓“邀请”就是那时代的一个惯例之举，几乎就是全民大动员、大运动，如果我也斗胆给北京的音乐杂志多寄几首自创歌曲，也立马会得到“国家邀请”。

据说那年一共征集到新国歌数千首，但结果让负责选歌的各界专家大失所望，没有一首能打动他们让他们满意的，于是到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五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依然继续沿用老国歌，只是将国歌歌词全部另写，歌词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就这么着，寂寞了十几年踉跄行走的国歌终于有了新歌词，爱国爱到想高唱国歌的夙愿终于得到满足，可以开口大唱国歌了。

不过国歌的新歌词命也不长，仅仅唱了四年半多一点，随着田汉等等等等被践踏、被冤屈、被消失的人陆续得到平反，以前见不得人的国歌老歌词再度粉墨登场了，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决定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并正式将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直到今天。

    再补充一点，田汉和聂耳联手完成《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后面的配器、演奏指挥都是一个外国人操办的，这个老外叫阿龙·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ff）是个犹太人，一八九四年出生在中俄边境中国人称之为庙街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受华人影响从儿时就酷爱中国民间音乐和京剧表演艺术，后来定居上海在大陆生活近二十年，加入了中国国籍，与聂耳等中国文化杰人物都是亲密的合作者。一九四八年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到美国联系演出他创作的中国题材的歌舞剧《孟姜女》时，因连续不断的内战和接踵而至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中美关系延误，再没能回到他念念怀想挚爱着的中国大陆，直至一九六五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