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点不尊重，所谓“陶老幺”和“瞿幺妹儿”其实都算是我的长辈，“陶老幺”是我妻子的外公，“瞿幺妹儿”是“陶老幺”的堂客——或者说妻子、或者说内人、或者说婆娘、夫人、太太……不管他们之间称呼什么，都是我妻子的外婆，按着我北方老家的习惯我得称呼她老人家姥姥。

“陶老幺”和“瞿幺妹儿”都是四川省蓬溪县县城人氏，都出生在有古老的古城墙圈绕的古老县城里，算是“城镇人口”。

“陶老幺”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或者老末，用川话来说就是“幺娃”或者“老幺”。

“陶老幺”的父母在世的时候，估计他还是多多少少得到过一些宠爱的，老百姓自诩的老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几乎像现实生活中的真理，幺儿不光受父母恩泽，哥哥姐姐给予的关爱也不会少，所以父母之爱、兄姐之情自然福被“陶老幺”，让他有过一些快乐、甜蜜值得回忆的日子，比如他还在古旧的宅院里读过几天之乎者也之类的私塾，学会了拨弄算盘珠子，就这点底子后来给他拼来了二三十年丰满、甜蜜的生活，若非历史被人为的曲扭、玩弄，还险些促成了他多渴望了半辈子的一步步发家的大计划。

可惜老天爷总是固执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他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也懒得细细计算将幸福和祸端平均开来施与每一个人，于是常常将倒霉事晴天霹雳般地降祸于一些不幸人家，于是有一天“陶老幺”就摊上了这灾祸，幸福生活终止在他的九岁童年，这一年“陶老幺”的父亲先去世，紧接着春节到来，母亲闻听隔壁邻居锅铲叮当美食飘香，面对自己破了产家徒四壁的家再没了活下去的信心，于是用一根绳子在在中国人最喜庆的“佳节”日子了却了自己。父母的相继离去，让“陶老幺”从米兜兜儿掉进了糠堆堆儿，成了可怜兮兮的孤儿，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陶老幺”父母双亡后，曾经被亲戚家短暂接济，不知到底是血亲还是家族的什么交易起的作用，他曾经被亲戚代养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还是被抛弃了。据说历史上的蓬溪是个穷地方，苟延残喘在亲戚家的“陶老幺”饱受人间苦寒之后，再度失去那一点可怜的呵护，被推向了“生活的潮流”，靠着自己稚弱的身子骨卖力气养活自己闯荡世界了。

“陶老幺”显然是个脚踏实地人家的孩子，这秉性在他身上依然开放着丰实的花朵，小小年纪仅仅九岁的他被一个动了怜悯好心的盐店老板接纳，他在有城墙围绕有城门洞出的蓬溪古城一家盐店当上了小伙计。

一开始“陶老幺”的劳作是扫扫散落的盐粒，打打店内店外拉拉杂杂林林总总的杂，由于聪明伶俐又多少有点之乎者也打下的功底，再后来就掌秤卖盐，再再后来凭着读私塾时的那点文化底子，再加上自己不断勤奋努力，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流利，后来就成了盐店的账房先生一般的人物，在当时很小的蓬溪老城，这至少相当于今天白领佼佼者的工作，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大街上多多少少也该算个人物呢，被多少眼尖、嘴快、脚勤的诸位媒婆注视过是一定的——想想那时节的盐巴之紧俏，那是国家掌控的重要物资，不用估计，也知道利润丰厚，老板待“陶老幺”不会差。

再后来，已经顶天立地站起来的“陶老幺”到了娶妻生子的阶段，于是他就依着祖宗传袭乡风俗礼按部就班娶妻生子，再度有了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

“陶老幺”的第一任夫人着实不幸，婚后十月诞出一女孩后便因病夭亡了，“陶老幺”抱着吃奶的女儿心情惨淡，苦难日子又折磨他的岁月来了。但此时的“陶老幺”早不是昔日的“陶幺娃”了，能从父母双亡的孤儿奋斗成“账房先生”的人力量自然是强大的，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陶老幺”没多久就再娶了蓬溪城某大茶馆瞿老板貌美的幺姑娘“瞿幺妹儿”为妻，然后很快就生出了自己第二个“娃儿”——一个小小的“川妹儿”，也就是我的岳母娘。

我在差不多三十年前曾经见过“瞿幺妹儿”，从其的身段、肤色、脸型看，年轻时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的女儿、女儿的女儿、女儿的女儿的女儿显然都不如她。我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七十上下的老太太了，依然皮肤白皙瓜子脸儿端正，面部皮肤基本光滑、眼睛明亮，急性子的个性让她总在东走西走一刻也闲不住，老想着到下一站“耍去”，来去匆匆、奔波忙碌，这也充分显示了老太太旺盛的生命力。

“陶老幺”凭着自己的本分、踏实和机敏，从童年时就开始“个人奋斗”，而“瞿幺妹儿”也和他配合的极好，做为男人“陶老幺”终日在外面打拼，而女人的“瞿幺妹儿”就在蓬溪老城租住的白墙黑瓦的家里不歇气地接二连三地生出一大堆共十二个孩子，于是我借着我妻子的光有了没有夭折于幼年长大成人了的大、二、三、四、五、七一共六个舅舅，加上“陶老幺”亡妻所遗下的大姨，后来出生的三姨，当时的淘老幺和“瞿幺妹儿”膝下一共六男三女，堪称人丁兴旺、红火非常。

说来“陶老幺”到底还是倒霉的命，眼看着在盐店和城里混得如鱼得水，自己的“城里人”身份既不沉也不重，可他这个出生在城里人偏偏眷恋、热爱土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本来和乡下及农田没什么牵挂的他，偏偏在历史大变迁所谓历史关头新社会到来前夕的一九四九年，经不住房子的诱惑，为了自己梦想中的幸福，他痛下决心拿出多年积蓄还借下一些债务在蓬溪城外一个叫竹林桥的地方买了一个低价出售的院子和一些田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陶老幺”买房子是主要目的，土地是搭着来的。

“陶老幺”所购田土数量多少详情不知，据说还“富裕”不过一个“下中农”，那原是一个败了家的周姓地主的最后一点土地，和这几块小片零碎土地一起归“陶老幺”所有的周地主的房子远比那几片零碎的田土优秀，后来听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夸奖,说“那院子好大哟！可摆十二桌同时开席。”可想而知，这远远廉价于城里房价的老屋是如何诱惑“陶老幺”的心的。

本来陶老幺买的那点地连个中农的成分都混不上，但因为身在城里靠“打工”为生的陶老幺自己种不来地，土地不是自己耕种而是出租给别人耕种的，他的家庭成分便几分稀里糊涂几分怪异的成了“小土地出租”。

据说，即使按照当时中共的土改政策，“小土地出租”也远非地主富农剥削阶级，并不在被国家机器政治压迫之列，但多年以来，制定政策的人和执行政策的人往往对政策的构想、制定和执行似乎习惯性地总能弄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来，于是陶老幺和他的家人因为这“小土地出租”的头衔，稀里糊涂被挤兑成了准剥削阶级的一员，后来又稀里糊涂莫名其妙遭受了许多年的政治歧视，俨然就是曾经罪恶滔天的“剥削阶级”，一家子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被“踏在脚下”若干多年。说起来简直荒唐滑稽，可陶老幺一家确确实实因此遭受了许多痛苦。

总之购买土地之举为“陶老幺”自己和家人换来了离开县城来到农村遭受几十年痛苦的成分——“小土地出租”，这些苦难都是“陶老幺”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大半辈子加上美梦的发酵作用一起变换而成的——一切都在他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一个出生在县城里的、苦命的、无依无靠的穷孩子精打细算卧薪尝胆苦苦奋斗几十年，本来已经获得了自己丰衣足食甜蜜、温饱生活，结果却用他的大半辈子血汗和心血一番奋斗，最终为自己和心爱的妻子儿女争取来了乡下人资格，让自己和家人一起再度沦入贫穷、饥饿、歧视和苦难的泥淖，这是曾经的穷人“陶老幺”最大的失算，想起来实在够讽刺、够命运捉弄人的。

如果“陶老幺”是个花天酒地的坏男人，早早在娼寮酒肆吃喝嫖赌花完了那些数目不祥的银子，或许还成了他聪明的选择了，说不定在解放时已经“成功”地混成了穷人（不知那个周地主因败家和卖田土“不配”地主资格后混得怎么样？）然后成为依靠对象，再凭着他杰出的算盘能力在人民政府大院混得一个科员位子当不是难事，可他偏偏极其不幸地与历史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混成了倒霉的“小土地出租”，在最不合适的时间段给全家准备了一盘最苦不堪言的苦果，以致因此被边缘化最终带着全家离开县城到乡下“支援农业生产”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前面说过，就老天爷那德行，有时真像个爱搞恶作剧的老顽童，他如果今天敢站在我面前，我非冒雷劈之险扇他两个耳光，还呵斥他一句：“哎老兄，没这么捉弄人的哈！这啥规矩呀？”

如果“陶老幺”在那历史关键时刻没有突击完成挥汗如雨从土地播种、收割自己幸福的梦想，如果孤儿“陶老幺”是个好吃懒做的浪荡子早早荡尽了他那节衣缩食攒下买土地的银子，“陶老幺”是没有机会盘下让他成为“小土地出租”的户主的。那么解放后，他或许还会因为无产阶级的资格顺其自然地成为“商业战线”的一名老职工，加入商业工会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他的一家继续住在蓬溪城里享受着城里人“供应粮”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或许他因为可以全报、报销部分医疗费还有望将他那单薄的生命挣扎过上世纪苦难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穿越八十年代，相伴他美丽的“瞿幺妹儿”一直到接近上世纪末再离开这个世界。

可惜一生精明的“陶老幺”千不该万不该在最关键的时刻一步走错，出了张大大足以让他的山河破碎世界崩塌的臭牌，别人的天堂就成了他的地狱，新中国后他连干了半辈子的店员工作也彻底失去，辛勤了一辈子的生命画了一个诡异的曲线，他机关算尽想成就家业崛起在竹林桥，没曾想却再次坠入了儿时失去双亲后那段苦涩、寒冷的日子，还附带着将一家人的命运都尘蒙上一层苦难的颜色。再后来，当妻子儿女们还攀援在漫长苦难旅途的时候，害人不浅的他却支持不住生活的煎熬早早当了逃兵，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饥荒还没有到来之前就早早饿死别妻离子到另一世界寻找他久别的父母去了。

“陶老幺”去世后，家里的大部分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事务都落在了儿时曾经被娇生惯养过曾经如花似玉漂亮过的“瞿幺妹儿”身上，除去已经“参加革命”大女儿、二女儿，她独自一人在乡下带着六个子女惨淡度日。可以想像曾经享受过瞿家茶馆不愁温饱之福的“瞿幺妹儿”吃过多少苦？流过多少泪？埋过多少怨？受过多少屈辱？烧过多少香？磕过多少头？这些都是他人不关心但也可以计算出来的，说苦过黄连当不是夸张。再到后来，顽强的、倔强的“瞿幺妹儿”仅靠着两个工作女儿的些许资助，就艰难地一个不差地将六个子女拖过了1960年前后恐怖的大饥荒和苦难的“文革”时代，付出多少心血和煎熬也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从没有和“瞿幺妹儿”长谈过，也知道她还有相当数量的烦恼来自为儿子找对象的事情上，几个儿子都擅长学习，有两个儿子读完了中专师范，一个儿子技校肄业，两个读师范的儿子还都是正牌公办学校的人民教师。即便如此，我听说“瞿幺妹儿”的一个当教师的儿子和另一个老实种田的儿子跌跌宕宕的婚姻是很让她忐忐忑忑烦烦恼恼了许多年的，儿子婚姻的不幸居然也和“小土地出租”的出身有关。

在“瞿幺妹儿”含辛茹苦许多年的日子里，我的岳母每月都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寄给她的母亲，用于接济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从某个方面说，是我岳母的几乎倾囊相助，才使那一群一寡母众苦儿逃过了一连串历史性的劫难。若非我岳母在在遂宁的教会学校女子中学读书时，乘着大势所趋的风潮参加了革命，并在胡耀邦主政的中共川北行署大院与曾经称呼为“解放军叔叔”的岳父结婚，靠着岳父较高的工资支撑家庭，她后来也无力拿出一半以上工资救助蓬溪苦难的家人，那么遭遇大饥荒时，挣扎在那个关头五个弟弟一个妹妹肯定不会保全到后来。

岳母确实称呼过岳父“解放军叔叔”，那是岳父骑着自行车从西安随胡耀邦出发，翻越秦岭，一路放马奔向川北政治文化中心南充时，岳母作为当时比较开放的中学生，打着腰鼓欢迎解放军进城时喊出的口号。岳父健在时有时说起往事，还会老话重提这段让他快乐的岁月。

岳母虽然叫过岳父“解放军叔叔”，但其实他们岁数相差并不是很大，岳父生于1928年的龙年，岳母生于1933年的鸡年，典型的“龙凤配”。

“瞿幺妹儿”毕竟是茶馆老板的幺姑娘，小时候在她的多人口的家庭是享过几天福的，被宠爱膨胀过的胃口对美食的熟悉和渴望自然是强烈的，可是后来的苦难生活根本无法保证她拥有品尝诸多美食的机会，她只能在忿忿不平的情绪中平息自己对美食的念想。“瞿幺妹儿”那著名的坏脾气估计都是这种儿时的衣食无愁与后来漫长的苦难生活巨大反差不断交错、冲突而千曲百回锻造而成的。

由于早年岳母寄回的钱是由“瞿幺妹儿”亲手掌握的，于是“瞿幺妹儿”的身上或者床铺地下是藏着有“巨款”的，于是她就有了独自悄悄一人到城里潇洒、打牙祭的特权。她在久不见油腥嘴里淡寡得难受身体不适的时候，就会移动她那双包过的小脚，走上四五华里泥泞的公路，到她老家蓬溪县城大街旁的面馆吃一碗味道确实不错的小面——就是江南人称之为“阳春面”的面条，只是质量更好一些，常年熬在灶头的骨头汤是那美味的中流砥柱。

隔三差五到城里吃一碗小面，这是老太太利己德行极力维护的自己的“特权”，这“牙祭”儿女们是很难靠上边的，“瞿幺妹儿”也遇到了孔乙己一样的“多呼哉”的大问题，既然确确实实“不多也”，也就顾不上那许多了。

虽然那时一碗小面不过八分钱二两粮票，这对“瞿幺妹儿”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面馆除开供应八分钱一碗配有青葱翠绿豌豆苗儿的小面，再加四分钱就可以吃到更美味的有一勺子糯软的碎猪肉铺在面上的“哨子面”，可“瞿幺妹儿”那时节从来舍不得吃这“昂贵”的美食，她心里一定计算得很清楚：四分钱就是半碗小面啊，老天爷，那可怎么舍得？心痛啊！

与我同龄的妻子“文革”时为躲避混账无理已经枪林弹雨起来的武斗，曾经随父母离开被洗劫一空的家到乡下外婆那里避难，后来战事进入僵持阶段，二老回政府大院继续受难，把三个孩子都丢在了竹林桥。

“瞿幺妹儿”不知曾经受了什么文化影响，对曾经羸弱十分当时十二三岁的吾妻格外呵护，反而对另两个更小些的内弟冷眼一些，有时当我的内弟们和他们年少的舅舅们在川北的山上放猪时，就点起柴火来悄悄给吾妻煮个鸡蛋吃。

“瞿幺妹儿”专门给外孙女煮蛋吃的事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饿得眼睛早发绿良久年龄大不出几岁性格敦厚的小舅舅们很快就被他们的外甥教唆得聪明起来，舅甥们发现了“瞿幺妹儿”的“秘密”，于是他们在山上的时候格外留心自家屋顶上那根青砖砌成的烟囱，只要那物件儿里冒出烟雾，他们便飞一样地扑将下来冲进灶房，然后站成一排，眼巴巴等着那一两个可怜的鸡蛋渐渐煮熟，一人分一杯“羹”。

那时虽然还没有开始大张旗鼓“割资本主义尾巴”，鸡也是不准农民多养的，此时“瞿幺妹儿”一个屋檐下一个锅里舀饭吃的共五人，按规定只允许养三只鸡。即使这三只鸡都是生蛋母鸡热情高涨有如“英雄母亲”天天生蛋，产量也是相当惨淡的，何况那时的鸡都是当地土鸡，能连续下蛋的杰出者几乎没有，每天收获一蛋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就此而言，狗娘养的“文革”如何侵害中国苦难的农民血泪斑斑一目了然，那些得了疯魔怔一般天天为“文革”叫好张目的歹人不是丧尽了天良还能是什么？

苦难生活造就了“瞿幺妹儿”的火爆脾气，“瞿幺妹儿”至少和她也长寿的姐姐关系极其不好，其二姐住在蓬溪城内算个城里人，每月有二十五斤供应粮吃生活自然好些。其二姐个子瘦小、性格较“瞿幺妹儿”不知温和还是暴戾，总之“瞿幺妹儿”每每进蓬溪城去，只要在城里撞上她的二姐，无论何方哪地，两人必定战事顿发开口便是一通相互臭骂，似乎那一切都是早早排练过准备好的，犹若两只善战的老母鸡，召之即来，来之便能投身激战。有时候“瞿幺妹儿”莫名其妙的窝囊气憋在心头，她绕个圈多跑些“冤枉路”也要到二姐家门口完成了那个程序，才肯回她的竹林桥去。想想真是不幸，何苦呢？谁都不容易。

“瞿幺妹儿”晚年得了糖尿病，嗅觉、味觉和对温度的感觉几乎丧失殆尽，但儿时对当地代表性美食的渴望依然充盈在心里。上世纪末，吾妻再回竹林桥看望她老人家，身材苗条的“瞿幺妹儿”的食欲依然惊人，农村人自家自制的拿来袭击面门足可致人以昏迷的大汤圆一次能吃十五个，本来包的尽是糖的汤圆还嫌不够甜，逼着家人再加几勺白糖进碗里去，否则就要冒火发脾气摔碗打筷子。于是孝顺的儿子们明知几乎是毒药，也任她大口大口地消耗那白糖，还自我宽慰自己：“也是现在了嘛，以前想吃也没得呀！”

以上这个场面我闻之都心酸，如果当时我在场看着八十高龄的老人大口饕餮汤圆，我那脆弱的眼泪自然是强忍不住要流下来的。

上世纪末，就在吾妻看过“瞿幺妹儿”后不久，老人家去世了，84岁的高龄在那种苦难重重的条件下终结也算奇迹一般的很不错了。

好歹“瞿幺妹儿”在邓小平思想主导的新时期之后是吃了一二十年饱饭的，即使后来搭着三轮车进城，消费对象也早不仅仅是当年解馋的“阳春面”，川地多肉的抄手、美味的烧腊、快炒的肉丝儿、肉片儿、酱肉包、小笼包、羊肉汤、火锅等等都不在话下。

能挣扎到84岁是“瞿幺妹儿”大大的幸运，在品尝美食方面，她儿时、青年、中年时的梦想早已经实现，而且远远超越了。她更不至于饿着瘪瘪的肚子去会面分别四十年的“陶老幺”了，应该说“瞿幺妹儿”的晚年多多少少还算幸福美满的，除开一两个儿子婚姻极其不顺利、不如意折磨她许多年，别的都还好。

祝福遥远之地的“陶老幺”和“瞿幺妹儿”了，他们曾经的快乐、苦难、奋斗、丰腴、贫穷、屈辱、期待和甜蜜都会复活在我的文字里的，包括早已经消失了的蓬溪古老城墙和城墙内外的古老传说，还有竹林桥那一大片光名字就诗意盎然的美丽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美丽故事——虽然那古老的竹林桥早已不复存在，连那一片土地也早已面目皆非，可我所知道的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命运大跌宕故事却活生生在我心里演绎着。

祝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