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类的文章说：抗战时期在中共的发祥地陕北延安，因为数万红军和共产党中央政府的突然到来，税赋压榨之下历史上从来就不富足的延安地区雪上加霜发生了严重饥荒，几乎饥馑遍地，民不聊生，因此一个勇敢的延安农民借机一个地方长官被雷电击毙的事件，针对饿死人情况发牢骚恶狠狠地说：

  “老天爷咋没有劈了毛泽东？”

这个农民“恶毒”到家的话震撼了许多人，自然也传到了已是延安王中共魁首的毛泽东耳中，就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和涵养以及地位，他自然不会也不可能无趣到计较一个斗大字不识半箩筐满脑袋高粱花子头上裹着“羊肚肚白毛巾”庄稼汉子对他的恶毒赌咒，这个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的农民发自内心的愤怒，这个庄稼汉子只为一吐为快的大实话加上李鼎铭先生善意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提醒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危机感，后来的“精兵简政”“生产大运动”并驾齐驱于边区，不但多多少少补给了生存依赖的物质，而且最终滋养了中共及中共军队的壮大，直至最后获得全国的掌控权。

共和国之后的六十年代初，一个勇敢的河北农民更是曾经借大饥荒恶况生发的怒火当面劈头盖脸指责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说：“你们胡来下去，最后结果不就是先饿死我们，再饿死你们吗？”

相信当时周恩来听到这样的话一定还是很震惊的，或许说不定在场的那些大感意外抓耳挠腮的地方官儿恨不得当时就“弄死”这个农民的心都有，毕竟在解放后夺得了大陆江山的周恩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十几年来听过太多太多的“万岁”“感谢”“拥护”“光荣”“伟大”“正确”的颂赞声，这冷不丁逆耳、刺耳、赤裸裸的不友善之言，让即使聪明过人、相当富有人性的周恩来心里也绝不会如听了小夜曲一样舒坦美妙。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的双脚没有离开大地，他的大脑没有想入非非自我陶醉，他非但没有驳斥、训斥那个“狂妄”“大胆”的将共产党和老百姓分为“你们”“我们”的人，而且马上郑重其事地要求当地干部不准伤害那个当面训斥自己给自己闹难堪的农民。

后来有消息说，那个勇敢的农民平平安安度过了很快来临的血腥“文革”，在“文革”的刀枪棍棒劈头盖脸横扫全国每一角落的时候，和这个农民同样朴实、忠厚的乡亲们以及周恩来在民众心中巨大人格魅力和威望，保护了这个敢怒吐真言的农村汉子。如果换个地方，如果没有周恩来郑重其事发话“保驾”，在那个走火入魔到为一个错别字可杀几个“反革命”，杀十几岁孩子的时代，这个农民掉脑袋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无论是“大跃进”还是其它过于左的伤害国家和人民的决策错误，推到周恩来身上是不太合适的，那个当面怒骂周恩来的农村汉子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周恩来早在让他痛苦、饥饿、不痛快的时代到来之前，是努力过抵抗过那一切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被扣上了可怕的“反冒进”甚至“右倾”的大帽子，被毛泽东为首的“反反冒进”力量一再打压、刁难的。那火对着周恩来发说起来有些找错了对象的意思，但话说回来这也不冤周恩来，作为一国之总理，眼睁睁把国治理到让老百姓饥寒交迫濒临死地的境界，无论代替谁挨骂也是理所应当的。

  “反反冒进”的势力们为了圆自己的白日梦，对一切说真话、办实事的人实施无情打击，横行霸道、飞扬跋扈之下，周恩来也不得不违心地一再检讨自己的思想“右倾”，这实在是十足的悲哀。

周恩来心里比谁都明白“极左”和大跃进带给国家、民族、老百姓以及自己的党的巨大伤害，不仅仅周恩来明白，许多人也是根本就明白这些并不复杂的问题的，可是在“一言堂”成了定式，个人崇拜已经毒害整个国家的局势和状况面前，周恩来唯有忍辱负重默默行走，忍着不加掩饰泼向自己的“投降派”污水，明目张胆射向自己的“武豪叛变”的毒箭，他只能忍受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会验证自己的从来都正确，周恩来虽然被大小政治流氓欺辱多年，他的忍辱负重感动了全国的老百姓，他最后的死也终于点燃了国人的良知和愤怒之火，促动了“四五运动”的生发，为最终剿灭“四人帮”恶棍集团，助力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及三十年有余，事到今日有些似乎早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变化得越来越不乐观了，压制意见不同者，打击抨击、批评时下的政治和政策者都被视为危险的另类，满脑袋“红歌”“唱红”的权利把持者哪儿听得顺耳其它声音？哪容得下一点坦诚的批评？谁提意见就立马把谁打入居心不良“说三道四”阵营里，把对方定位在“敌对势力”的范畴内，随心所欲完全有如维护自己“码头”的封建把头、首领舵爷。

有一次和一义愤满腔的朋友谈天说地，此朋友把话扯到大陆的贪腐现象时说道：“狗日的们再混账下去，结果不就是先逼死老百姓，逼老百姓八方造反，然后天下大乱，内战处处，血流成河，再然后联合国指导下的国际维和‘维稳’部队进入，再再然后把狗日的们一个个抓住押上国际法庭，中国再从废墟上重新开始！”聊到后面他的意思还有：一旦“帝国主义把持的国际法庭”抓捕狗娘养的贪官污吏，视他们为仇敌的老百姓哪个会保护他们？怕是人人奋勇争先通风报信一起合围贪官污吏吧！说不定直接杖杀的可能性都有。”

毫不讳言，此君这一席话也是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分外刺耳，刺耳到让我几天都极其不舒服，但想想当年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一直呵护、扶持、优待着的钢铁工人会保护落难的自己的齐奥赛斯库的下场，此君所预言未必没有可能。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江西临川县的一个农民就农民一再被盘剥、一再被压榨的问题曾经对上面来的干部说，“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而这个有良心的干部不仅没有视这个说真话的农民为敌人，反而因良知和客观所使心灵被触动，他由此意识到农民的切身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只是不知道这个敢说话农民后来下场如何，但他所言应属逆耳忠言无疑。从共和国前二三十年历史看，政府清醒的时候并不多，很多说过这样话的人或者试图这么说话的人都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因此丢了性命的大有所在。

历史的经验不可忽视，更不可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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