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之前，在我度过童年、幼年的太原那家大工厂——山西晋西机器厂广播喇叭已经密布在家属区，那天天不亮大喇叭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发布了一条消息：上海工人阶级在批判“经济主义”的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建议“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不休息继续工作。

此时山西的“文革”基本上在大、中学生操纵之下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大专院校和各个阶层的学校和社会上的大广场进行着，工厂农村除了极少数的“劳动模范”“先进分子”被冠予“修正主义苗子”批判外，还没有大面积揪斗领导干部，不过在市区的“文革”如北京的翻版一样，已经“热火朝天”好几个月了，打、砸、抢、抄、抓一个不落下，地上文物占全国第一的山西，自然为“破四旧”的红卫兵歹徒提供了做虐的空间，许多延续了千百年的古建筑、古雕塑、书籍、文物、字画……一一惨遭毁灭。

一个大我五六岁的高干子弟曾经夸耀他在城里的耀武扬威：在天主堂大厅两侧跪着两排修女，红卫兵们随时进入都会扬起皮带劈头盖脸揍那些女人一通。抢劫不可避免早已发生，在扫荡天主堂高潮之后，我的另一个伙伴进入天主堂，在被前面不知几波红卫兵“淘”剩的“垃圾”中，还“捡”得了一个红色的不知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漂亮酒杯，据说这“意大利酒杯”“可能是个宝贝”，这宝贝我的伙伴保留了许多年，我曾经拿在手上细细揣摩，猜不出那色调沉稳血色的酒杯用何物雕琢而成。

父亲从遥远的四川回来，接全家到“三线”，离开太原前往老家和北京的几个小时前，看到了父亲以前的同事——昨天还到家来送别我们的子弟总校总支书记严叔叔和山西省、市委，省、市政府的领导人在五一广场舞台上被批斗，这可能是严叔叔一生“最高标准”的政治“殊荣”，这个天天奔波忙活在基层五所学校的副科级干部，在省会的政治中心和省委书记、副书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等数十上百个中共高官在一个台子被批斗，真是一件莫名其妙滑稽又悲哀的怪事。

那天看见严叔叔挨斗我们都很意外，父亲更是如此，昨天晚上严叔叔一点没透露他今天将会“享受”如此待遇，也许他自己昨天都不知道。当看见我见过的几个高中生将戴着大牌子的严叔叔恶狠狠按在卡车上游街时，爸爸的脸色铁青着，因为他知道严叔叔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工作勤奋的人。或许一向“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父亲此时已经怀疑那场“革命”的真实意图和意义，直至后来旗帜鲜明反对所就职的那家国防工厂造反派制造杀伤力极强的火箭弹支援社会武斗，受到残酷迫害。

回到老家井陉微水，老家革命也革得如火如荼，到处插着国旗和红旗，窄窄的大街上有不少戴着各个“战斗队”红袖章的男女老少，让我看着兴奋不已。那时我已经能熟练背诵五六十条毛主席语录，几乎会唱所有的语录歌，小露一首就让乡亲们赞叹不已，于是跟狂热地拥戴那革命。

井陉自古以来就是个穷地方，所有的人家本来就惨淡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被广播里来自中央大肆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的声音一鼓噪，就更惨淡的一目了然了。我们姊妹四人是穿戴着新鞋、新衣服、新大衣、新帽子、新围巾回老家过年的，老家穿新衣服的孩子几乎看不见，我们姊妹们因此显得有些另类了。我能天天厮守着一起玩的二堂哥墨生更是穿着一身破旧的发白的蓝布衣服，让我忍不住问过年为什么还穿破衣服？

东屋的堂叔带着红袖章满面春风回来，俨然参加了“革命”让他心情很好，和我五岁的小弟弟斗嘴时引得三代人哈哈大笑。

读初一的墨生哥白天除了陪我玩，还在忙活着学校红卫兵“革命”的事，那几天正热火朝天砸人家祖坟的墓碑和墓碑前的供桌，谁的都不放过，我家先人祖宗的也一块不剩，只不过是另一帮红卫兵所为而已。真正你砸我家墓碑，我挖你家祖坟，快快乐乐大协作，大家都“革命”疯了。

墨生哥有些炫耀地说他和同学砸人家墓碑干脆利落的事，他说那东西很好砸，一铁锤下去“咣当”一声响，石碑立刻变成两半。

井陉是个有两千年历史的老县，井陉县委、县府所在地微水镇其实就是微水公社微水大队的地盘，微水是个老镇、老村，到此扎根谋生历史最短的也有几百年历史。用老家乡亲的话说“格连格连”家家户户算起来差不多都是亲戚。就此而说，那砸碑真是家家户户砸自己祖宗呢。有人说过让中国人疯狂，远远比发一盆豆芽还容易，真那么回事。

一回老家我就发现，以前每次回老家我都要侮辱一番的“小老头儿”——家家户户院门口都有的土地爷都不见了踪影，当然这是革命的结果了，于是因此我的玩耍项目被迫少了一个内容。

已经是年大三十，去年年底在人民公社生产队“才分了红”不过一个月，老家各个亲戚的穷困潦倒已经一目了然于我面前，大伯家连过年包饺子点儿猪肉都买不起，爸爸赶紧拿了钱，大伯家割回几斤猪肉来过年。

在老家，记不得是大年三十还是大年初一我遇到了一个难题，一向让我敬佩得五体投地的公安局形象突然被曲扭了，公安人员在我脑海里一向只是智勇双全抓特务和坏蛋的好手，可在老家却看见附近的村庄——也是我大姑家所在的岩峰村的村民几乎倾村而出吵吵嚷嚷地在围攻县公安局，我十四岁的三表哥考文也在游行的队伍里。后来公安局的公安员被民众逼屈服了，释放了一个被拘留的什么人，可又听考文哥说那人不是好人，到底怎么回事儿现在也不知道，只是清晰看到“文革”“砸烂公检法”的一个细节而已。

我那年不到十二岁，拿着父母给的零花钱和亲戚给的总共不过一两元的压岁钱买了一支大电筒——这东西已经让我迷恋许久了，晚上，我和墨生哥将红卫兵袖章罩在电筒上遥遥地对着奔驰的列车乱照，想看看红灯能让火车如何，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