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我十岁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们那片被密集的白杨树遮蔽的工厂宿舍区躁动起来，大我二三岁的孩子们捣蛋基因――荷尔蒙的兄弟猛烈爆发，摸鱼、打仗、剃光头、踢足球、光脚运动、组装矿石收音机玩得不过瘾，不知何人倡议又发起了一场上房顶掏鸟窝运动，于是我们那一带多年来筑巢于楼顶瓦缝儿、墙洞的众多麻雀窝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大灾难。

那横扫鸟窝的过程对鸟儿来说，一点不亚于日本鬼子对给过侵略者痛击抗日村庄的血腥扫荡。只记得当时许多只老雀漫天飞着，凄惨地在空中“叽叽喳喳”抗议不止。它们的抗议和哀号丝毫引不起作恶孩子们的怜悯和顿悟，对它们家园毁灭性的侵害直至彻底。

其实大孩子们掏鸟窝的初衷只是猎奇心理作祟，不知谁先知道了别人煮食鸟蛋的事，于是如法炮制想掏回鸟蛋来大家快乐一场一起煮着吃。行动只“可惜动手晚了几天”，掏出的鸟蛋不多，倒是掏得了数十上百上几百才出壳不久的雏鸟，那雏鸟我们称之“光屁溜儿”，一个个有如才出生耗子般的德行，粉色嫩红的肚皮薄得能看见雏鸟的内脏。

才出壳的雏鸟样子古怪、难看至极，缺乏美学效应的长相很快促动了孩子们来源于不待见不喜欢的杀戮之心，于是屠杀开始，孩子们嘻嘻哈哈笑着、闹着，一脚一个踏死那些不幸的还不会鸣叫――连挣扎都不会的雏鸟。

我没有上房掏鸟窝的胆量和本事，但借助友谊，和我关系密切的孩子头儿为显示“大哥”对我的厚爱，还允许我处置了三四只雏鸟，我快快乐乐一脚一个将它们踩死，像踩爆了几个爆出血水的爆竹，脚底下都是鲜血。

即使那些掏得的鸟蛋也少有可以煮着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成型即将出壳的雏鸟，得不到鸟蛋吃的孩子们因白辛苦一场失望而恼羞成怒，又一场屠杀开始，被踏死的出壳未出壳的雏鸟在地下变成一片血糊糊的泥泞。而执行屠杀的每一个孩子都快乐无比，有如参加了一场别致有趣的游戏。

我参加了对雏鸟“屠杀”的恶事，至少踩死五只雏鸟，因此已经忏悔许多年了，直至今天。

有一点情况需要说明，1958年将麻雀作为“四害”之一进行全国性的灭杀之后，虽然有专家为麻雀喊冤，但七年后的此时，麻雀“害鸟”的恶名依然朦朦胧胧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也是铸成此次“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可怜了那些不幸的雏鸟，它们祖祖辈辈本来一直好好活着，“大跃进”恶行之后，又平平安安过了七年了，如果再有十来天时间的成长，它们就可以长全了羽毛和翅膀自由飞翔在天空，再凶残可恶的掏鸟窝孩子也拿它们没有办法，只可惜它们差了十来天的好运气。

就在我们在不知什么邪恶教育培植的无知和野蛮作用下兴致勃勃踏杀雏鸟的时候，有一个不知是否得到过别样爱的教育的孩子却没有参与我们的屠杀行动，他将一只难看得稍微好看一点的“光屁溜儿”带回家去，放在一只垫了棉花的鞋盒子里精心照护细细养育。后来那雏鸟很争气，长出了羽毛，长出了翅膀，飞上了树端、飞上了房顶，反反复复回过几次“家”后，后来顺利融入那许许多多叽叽喳喳的鸟群里，再后来……那鸟儿再没回来，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它已经成了那个集体世界的一员了。

虽然当时许多参与屠杀雏鸟的孩子笑这个把雏鸟养大、再失去的孩子傻，让他成为新笑话中的一个被讥讽的人物，笑他白费劲得不偿失，当时这个孩子的行为除了让我觉得奇怪、另类，他的做法还是冲击了一下的我的心灵的。后来再回忆起这事，冲击力度更是大出许多。我甚至很长时间都妒忌那个大我两岁不像我爱爬树、打架的孩子，妒忌他当时别于我们的无知和野蛮而拥有的那份金子一样宝贵的爱心，在他生命中这份爱心给他带来的快乐和美丽不知多出其他孩子多少倍，就此而说，他太幸福了――他在我们这偌大一群孩子根本不知善为何物、爱为何物、呵护弱小为何物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已经那样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做了一件可以辉耀亿万人心灵美丽的事，他绝对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幸福的人，至今我对他一直保持着敬意。

回想四十六年前那场杀戮，是觉得那行为有些可耻，但我觉得我和我的伙伴们并没有什么更多的被指责的理由，我们所处的那个独特到有病――还是严重的不治之症的时代，父辈、师长、社会根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能力对我们施予真正的爱和文明的教育，而文明的最根本却是以爱为基础的。共和国之后，我们的教育给予受教育者爱的培养极其的少，给予阶级斗争旗帜下的莫名其妙的仇和恨却极其的多，这是导致中国几代人价值观、思想混乱不堪的最重要原因，欠下的历史大帐或许我们这个民族永远都还不清的。

再回想我的那些父辈个个都是老革命的伙伴们，在快乐的少儿时代还未结束的时候，就迎来了炼狱般的“文革”，这些昔日既调皮、捣蛋也天真可爱的孩子因父辈的关系，基本经历了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命运，先是成为首批红卫兵，乘车串联、步行串联、到北京见毛主席、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于天下，紧接着随着为共和国建国立下累累功勋的父辈转眼间几乎百分之百都成了比“黑五类”还不如的“走资派”，个个都遭受了“文革”的摧残。而他们的出身好的、父亲职务低或者没职务的同龄伙伴们有的成了后来武斗时期的武装“战士”，有些随同自己嗜血的造反派父辈无法无天残害罹难者，恶行有如践踏那些无辜的“光屁溜儿”雏鸟，并且乐在其中――有些已经修炼成“歹徒”的恶棍至今还在回味自己当年“天上的日子”，期望昨日再来。

等到“文革”完结，新时期到来，我的那些昔日伙伴已经长大成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些还是级别不低的干部，但根植于没有爱的教育童年的蛮荒之心，加上“文革”和新时期“商品时代”的扭曲和冲击，理想、梦想、责任心早已被埋葬，剩下的只是混世、贪婪、无耻和野心了，在这样的人群里不出几个――不接二连三地出一些腐败分子那才不正常，那真对不起恶文化的培养了。

剿杀麻雀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嗜书如命的孩子，可我的那些大哥哥们几乎个个都不喜欢读书，因此即使在一些书中潜伏着许多培养爱心和正常人生观、价值观的因素，这条路也被他们用厌恶读书而堵塞了。

即使我嗜书如命，少儿时代的读书史也惨淡、苍白，“文革”开始后几乎所有的文艺类图书全部成了禁书，等我读到本应是所有孩童精神食粮的《安徒生童话集》《普希金童话诗》等等先人、智者呕心沥血为人类所有孩子贡献的书籍时，已经是七八年后的事了，我已经是一个自己觉得能顶天立地的青年了，那些出版于五十年代，初侥幸逃过“文革”灭杀没头没尾没封面的残破书籍带给我的也仅是一些不太丰满的快乐，若它们能更早来到我身旁，来到我的那些以踏死雏鸟为乐的伙伴心里，我相信它们就是一缕、两缕……许多缕阳光，或许那场血淋淋杀戮也不会出现。如果我们全民族的孩子大多数在童年时代能得到基本的爱、善、宽恕和诚实的教育，我们的今天或许就没有如此百孔千疮狰狞的丑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