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看电影，很佩服那些地下工作者撒传单的勇气，很欣赏他们撒传单时的潇洒动作。那时侯可没有现在今天这样多这样随处可见血淋淋强刺激的枪战片、警匪片、惊险片，别说这类片子，就连现在看上去几乎一点都不刺激名叫《飞刀华》的电影，当年还只因影片里有几个江湖艺人甩甩飞刀耍耍把戏的场面，因为有人怕如我的孩子跟着也“飞刀”，还在全国上下引起一片哗然，电影竟然被禁演。想起来儿时那会电影里能让我们觉得刺激并欢呼雀跃的镜头，也就是嘎子哥“打死你这狗汉奸”缴罗金宝和胖翻译的枪、李向阳骑马双枪打死几个鬼子一枪打烂伪军的电筒，赵丹在《海魂》里一脚踢美国佬一个跟头，再也就是这些撒传单的场面了。

　　想想看，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突然钻出一人来高呼几声“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然后右手程序化地一扬，满天都是飞舞的传单，人们拼命地抢着传单，举止笨拙的警察拼命吹响警笛跑来了――前面的人群就是他永远翻不过的三十座大山，撒传单的地下工作者在人群里如鱼得水三下两下不见了踪影，大汗淋漓的警察终于得到一份传单，然后挨长官两个耳光……想想漫天飞舞的传单总带来那样好玩的故事，那是多么够味儿的一刻？

　　想什么是什么，果然心想事成，历史很公正，很快让我过上了撒传单的瘾。

十一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第二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举着红旗游了一回行生活立刻变了样，日子过得历史性、创造性般的快活，不为别的，吃喝拉撒都原样，只是不用背着书包到学校去上课了，也不用写什么作业了，以前常常为欺蒙老师绞尽脑汁设计的计谋也一律退休没用了……快乐！快乐！整整满当当整整三年这样的日子呀，同志们。

不用上学了，大家那个莫名其妙快活，孩子们个个有得是时间在充斥着狂燥激情的大街上晃荡，转来转去看热闹。

弄不清那一帮一帮戴红袖章的大人――戴三寸宽红袖章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戴六寸宽红袖章的“毛泽东主义造反军”脸红脖子粗的吵吵什么，就是喜欢一群一群围着看。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弄不清狗咬了猫还是猫咬了狗谁对谁错，看那些人一个慷慨激昂的样子，反正觉得滑稽有趣。爱看就看，觉得累了就坐着躺着，觉得饿了就回家去吃几口冷饭返回来再接着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革命岁月。后来听说毛主席很讨厌“毛泽东主义”之提法，于是大街上就再看不见戴六寸宽红袖章的“毛泽东主义”的影子了。

　　实际上我们这帮孩子在大人堆里钻来钻去也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目的，曾经有一段日子孩子们期待的一件事，就是抢传单，这几乎相当于压轴、大轴重头戏。有时侯那些在街头高声叫嚷的人，说不定哪一方会从大帆布包里抓出一把红红绿绿的纸张来，动作有些夸张地往空中就那么一扔……这一刻孩子们是最兴奋的时侯，欢呼声四起，个个猴子般的敏捷，兴奋得象在人家的结婚仪式上抢糖果吃。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能耐，往往抢到手的传单比大人手里的还多。

　　别看大伙拼命抢那传单，其实从来没有哪个孩子认真看过传单上写的啥东西，反正上面所说的人和事我们一概不知，所写之事也没有什么能让人回味的情趣，何苦费那眼睛。抢传单的过程似乎已经演变成一种充斥着快乐竞技意味的体育比赛，我们关心的只是比赛结果，看谁手中抢到的传单最多，谁抢到的传单纸张最结实颜色最鲜艳。

　　记得一次从大街飞速驶过的一辆卡车扔下两份传单，我抢到其中的一份，那帮造反派印传单真不顾血本完全想一心搞垮社会主义竞技的架势，用的纸张竟是印画报的那种鲜亮光滑的铜版纸，每份传单四张四开的硬纸叠在一起，沉甸甸落在我的光头上时打得我脑门儿生疼。后来我用那纸作了几本书的书皮，剩下的叠成飞机、大炮、军舰，一并充实到我的海、陆、空军的阵列里去了。

由于我对抢传单的过程和结果都专注的几乎一往情深，很快手中的传单就聚集得盈尺有余，战绩远不如我的大孩子面对我的那几百份传单时一律假装出表情淡漠，但我依然能感觉到他们无可奈何不服气的心思，他们妒忌我。

这时侯已经在四川“三线”单位工作一年半的父亲回来接全家到四川，同楼住的好友小林的父亲也在那个单位，这次他们一家也要搬到四川去。他是我的喽?，像我的尾巴，对我的话百依百顺，有同样攒传单爱好的我俩有些兴奋，忙活着收拾自己心爱宝贝的时侯，都遇上了怎样处理宝贝传单的问题――虽然他的传单少得可怜。

　　小林是个鬼精灵，他出的主意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建议我们学电影里面地下党大过一回瘾，将那些传单再如法炮制一一再撒出去，我欣然同意。

　　于是我俩开始了撒传单大行动，我们舍不得将攒了几个月的传单一次扔完，计划着在大街上、体育场和电影院扔了几回，看着那些人们疯了一样抢我们撒出去的传单，我们为自己一手制造的狂热高兴得心花怒放，似乎在从事着一件神圣无比的事业。

那会儿，父亲他们工厂有个特殊照顾政策――不仅是工厂是国家有照顾政策，凡从北方搬家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的人家，都给予一项特别优待，可以绕道北京一游后再赴“三线”。

不用说，我和小林英雄所见略同，也不知什么鬼使神差我俩决定把传单撒到北京去。在北京在祖国的心脏撒传单不用说更是一件让人感到兴奋刺激的事，为此重大行动，我和小林自有计划，手中仅剩的四五十份“革命火种”不能因为狭隘利己的“地方观念”全播种在三晋大地，北京人民还是要照顾一下的，一定要让亲爱的它们到北京去革命一番，我们这么决定了。

后来我的这些传单，除了实在忍不住心里痒痒我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路经保定地界时撒了十几张外，全数被我带到了北京。四十多年了，今天我得公开我的秘密，在我从事如此严肃的传单工作时比地下党还坚守自己的秘密，父母亲全然不知――即使今天不告诉他们，他们也想不到十一岁的我曾经在火车上曾经干下那么伟岸的事业，如果当时这“地下工作”被父亲发现，我挨一脚或者一巴掌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各占百分之五十――父亲历来不喜欢我从事过于情绪亢奋的事，我那时却恰恰相反偏好那一口，我的地下工作还是充满了风险的。

　　在北京时住在干净、便宜、服务态度极好的虎坊旅馆，我很快发现北京并不如我想象的无边无际那么大，于是在那帮太原去的孩子没完没了在走廊里的电话上骚扰报时台时，我已经四处忙活上了，在西单商场门外、在虎坊桥、在动物园人多的地方，天空都飞舞过我从太原带去的传单－－山西的“革命火种”。当然遇上有时候没人理我们的传单心里还是很失落的，只能将其捡回来拂去尘土另安排去处。

　　最刺激的自然是在天安门广场了的经历了，这儿是我们最重点的革命场所。在这里眼看着一帮红卫兵刚刚撒出数量极大的攻击朱德和周总理的传单，我藏在棉大衣下已经痒痒出汗的手极庄严地掏出最后一点“品相”有些萎琐龌龊的传单――毕竟小地方来的，北京的风会如此那般它们吗？寒风吹在我的手上让我有些激动，看好了时机我手臂用力一甩，在天安门广场的太阳下面划出一道弧线……“哗啦啦”――当然那“哗啦啦”的声音是我自己感觉着有的，别人听不见。

北京的二月，正是风大的季节，来自西伯利亚和内蒙古草原的大风将我的传单呼啦啦吹到远离我们的地方，不少的人跳着脚嚷着、追着，甚至有俩人抓着一张传单谁也不肯松手，争得面红脖子粗要动手的架势……我快乐得心儿在歌唱，生活真美好！

一下把我们的革命就革到了北京，我莫名其妙地为自己的壮举陶醉着、兴奋着，北京的风是那么大、北京的天使那么蓝、北京的本地人和外地人都是一样的那么疯狂……

　　天安门广场靠近历史博物馆一侧因为我掀起最后一个小高潮时，我的心快乐得几乎要从胸腔跳出来，但突然有个粗嗓子男人骂娘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他ma的！这传单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没告诉他那都是山西的事儿，心里暗暗得意：憋死你，猜吧老哥，你十万个为什么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