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在中共外交中，最为西方感兴趣的是“邓小平的痰盂”。西方外交官每有详细记载，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因此称邓为“肮脏小矮人”。

邓小平见外宾时脚下的痰盂举世闻名，西方外交官有详细介绍。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邓为“肮脏的小矮人”。邓小平1977年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每人脚下都有一个痰盂。

　　说到文明吐痰，自然令人缅怀起毛泽东和邓小平那年代在公开场合的那些御用痰盂。

　　曾经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我以为那些在中南海会客室或人民大会堂的痰盂只作装饰用，或作为中国人顽强地向外人特别是洋人宣示“以我为主”的天朝傲慢姿态。我相信这些痰盂只是装饰品，是因为在我从没有在任何媒体上面看过任何人正在使用这些痰盂，其次是因为我非常怀疑那些领导人真的敢在外国元首或贵宾面前吐痰。

　　直到多年后读到国外领导跟毛、邓的会议记录或有关外国领导的回忆录时，才很确定的知道这些中国领导人在公开会客的场合确实经常往这些痰盂里吐痰。

　　与美会谈邓不断吐痰的记录

　　在中美建交前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的其中五次中美会谈中，按照美方相当仔细的会议记录，每次均出席的邓小平总共朝着痰盂吐痰十六次，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会见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一次吐痰最多，总共六次。该五次中美会谈中有关邓吐痰的描述共有以下八种措词：（一）邓往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二）邓再次往盂里吐痰（Teng again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三）邓再次俯身往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again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四）邓俯身大声往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and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五）邓大声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六）副总理俯身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he Vice Premier leans down beside his chair and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七）邓俯身往桌子下面的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next to his seat and spits into a spittoon under the table.）；（八）邓俯身到桌子下面，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beneath the table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

　　邓小平不仅常常吐痰，更多次在对方发言中途吐痰，要对方等他吐完为止。

　　当时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多次参与会谈的洛德（ Winston Lord）回忆说 “他坐在椅子上双脚仅仅及地，他是个烟鬼，并随意使用痰盂。”也曾跟邓小平会面的白鲁恂教授（Lucian Pye）则记载如下：“他坐在垫得厚厚的大椅上……脚勉强碰到地面，当他俯前使用痰盂时，甚至是双脚悬空。”

　　邓小平烟抽不停吐痰技术高超

　　前加拿大驻美大使伯尼（Derek H. Burney）一九八六年陪同当时加拿大总统莫朗尼访华，在会见邓小平时他观察到，“会上邓小平烟抽个不停，偶尔使用痰盂，惟弹无虚发。”一名曾于一九八八年陪同时任菲律宾副总统的劳雷尔到北京会见邓小平的菲律宾官员也对邓的吐痰技术印象深刻：“他烟抽个不停，一支抽完就用余烬来点另一支。他也向着痰盂吐痰，奇准无比。”

　　从若干曾与邓小平打交道的观察家的分析，邓小平的吐痰行为似乎具有一定模式和助语作用。也有参与中美建交前多次会谈、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史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回忆说，“他烟抽个不停，我的意思是指他一支又一支的抽，一支抽完就用它来点另一支。他总会有个痰盂，每隔一会儿，他就会提意见，然后转过身去“咳吐””。于七○年代在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工作的尼克斯（Robert Nichols）也察觉到邓有类似的吐痰模式，“邓小平身边有个痰盂，当他提完一个意见，就会向着痰盂吐痰，响起“乓”的一声。”

　　邓有时也会借助吐痰以示鄙夷，卡特总统时代任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管并亲北京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这样形容邓小平，“他经常吐痰，声情并茂。一次，他为了骂苏联的扩张主义骂得更起劲，就向痰盂吐了一口痰。”一位泰国外交家这样描述邓在入侵越南前夕的表现：“邓对越南恨入心脾，他使劲的向痰盂吐了一口痰，把越南人骂作狗。”从会谈的记录也可见，单刀直入的邓小平并不把油腔滑调的基辛格放在眼内，他经常在基辛格发言时痰兴大作，也可能有恶搞的成份。

　　外国政要深受邓小平吐痰困扰

　　基辛格其后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里，就形容邓小平是个 “nasty little man”（肮脏小矮人）。最近基辛格也再提到对邓吐痰不敢恭维，“邓放个痰盂在前面，并不时向着痰盂吐痰，所以他没有周恩来的优雅……”

　　一九七五年，快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美国外交官万斯（Cyrus Vance）到中国会见邓小平时，就深受邓吐痰所困扰。据国际礼仪专家罗杰（Roger E. Axtell）在其畅销书《世界身体语言之礼与非礼》（The Do‘s and Taboos of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的叙述，“每当邓清喉咙，俯身吐痰之际，万斯都不动声色。但观察家的确注意到，每次邓吐痰时，万斯都本能地把腿移离痰盂六寸，并在邓完事之后，把腿移回原位。”

　　罗杰观察到，中国人原来视在公众地方吐痰是卫生行为，因为这等于清除人体内的秽物。他说，中国人用手指捏着鼻子喷鼻涕，直接让鼻涕射到地上，也是同样道理。他的中国朋友反问他，“这有甚么不妥呢？那你们洋人怎样做的？”罗杰就解释说会用手帕。那中国友人就反诘道，“然后你就把手帕放回袋里，那岂不是说你整天袋着这泡秽物？”

　　要是连洋男士都对邓当众吐痰那样感到不安，那些洋女士料必更感困扰。戴卓尔夫人因香港前途问题被迫要近距离会见邓小平时，肯定如受酷刑。失魂落魄之余，可能与她在会见邓小平后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摔倒有直接关系。英国资深传媒人安妮·罗宾森（Anne Robinson）女士很同情戴卓尔夫人的遭遇，她在自传里说“那个时为中央军委会主席，却实为最高领导的邓小平坚持要在自己和戴卓尔夫人中间放个痰盂。到底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真的不知道他的欧洲客人会对这非常恶心？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据报导他吐了很多次痰就是。”

　　由此可见，我们大有理由假设，不论邓小平是蓄意还是无法自控，其痰盂及其频频吐痰的行为，曾经在中国政治，起码是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作用，就是令对手感到厌恶，坐立不安，神不守舍，进而为减轻痛苦欲速战速决而乱章法。戴卓尔夫人若因而表现失准，以致未能扞卫香港人的利益，也毫不出奇。

　　吐痰改革，只是比李鸿章进步一点

　　邓小平即使在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时也在谈话中间大声清喉咙、往痰盂里吐痰。他访问日本时，据说也一样照吐。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于一九七八年接待邓小平来访时，把一个瓷痰盂和一个烟灰缸放在邓面前，邓居然两样都没有用，在晚宴时也同样两样都没有用。到底是不是因为邓小平觉得在爱标榜清洁而且是华人的李光耀面前吐痰会感到尴尬和自卑？但起码，这说明邓小平的当众吐痰行为，甚至吸烟，也是可以自控的。

　　要是有人觉得邓小平或许多中国人使用痰盂是落伍，但这比起满清重臣李鸿章外访欧洲时拒绝使用痰盂，执意把痰吐在名贵地毯上面，似乎就是进步；李鸿章落伍么？但比起东晋时期的苻朗把痰吐到侍从嘴里（即“肉唾壶”），似乎又大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