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人世上只活了五十九年。在这五十九年中，我只跟他生活了了十七年，其中六年还是孩童混沌无知的时期，真正对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的岁月只有十一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可以重新再过这十一年，我一定会珍惜他在世上的每一天，这样我才不会在他去世后多年一直心怀遗憾和愧疚。

相比起能干、外向、泼辣的母亲，我父亲似乎总是她身边一片护花儿的绿叶，起着陪衬人的作用。因此，父亲在我最初成长记忆的镜头中几乎不怎么存在，印象模糊。我对他最深刻的记忆来自我三岁左右。 当时我在北京对外文委的机关幼儿园全托，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回家。那次，我父亲骑自行车来接我回我们在北京东四遂安伯胡同的家。 到了离家不远的一条胡同，我看到胡同幼儿园的孩子正在街上开心玩耍，便问父亲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每天都在胡同里玩儿？” 父亲看着我问：”你想跟他们一起玩吗？“ 我说是的，我不想去上我的幼儿园了。

当时的机关幼儿园对我来说简直是人间地狱。现在想起来很多镜头都历历在目。幼儿园年轻的老师打骂孩子都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当时最不被人看得起的”臭老九“（知识分子）的孩子们。 我曾惊恐地看着老师拽着淘气男孩子的头往墙上撞，发出咚咚的响声。 我也因为尿床被老师罚站过多次，穿着湿裤子站在墙根不许吃饭。 惩罚孩子，不许吃饭，被孤立，被老师恐吓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我对机关幼儿园的心存恐惧和胆怯，却一直不敢说。庆幸的是，父亲似乎从我的回答中洞察到我内心的怕，居然决定跟母亲商量将我转幼儿园。要知道我父亲是一个性格柔弱到几乎不显示个性的人，家里的任何大事小事都是母亲说了算。当时，我母亲对转园甚为不解。在食物极其匮乏的时代，她觉得机关幼儿园的伙食待遇要强过街道幼儿园很多倍。然而，她并不知道机关幼儿园给我我精神上造成的痛苦。对孩子来说，精神上需求的关爱其实要远远超过物质上的伙食待遇。 我想，父亲一定从女儿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丝盼望解脱的求助，因此跟母亲坚持转园。也许就是从转幼儿园这件事起，我那孩童的心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关爱，因此，我对他有了一种精神靠山的感觉。

我五岁那年，正好是“文革”汹涌澎拜的高潮期。 我姐姐已经上初中，每次放学，她都会带着一帮穿着绿军装的同学回家玩儿。有一次，她们百般无聊中拿我寻开心，把一本母亲给我买的红宝书在他们之间扔来丢去，看着我哭咧咧追着他们每个人在屋子里来回跑，乐的哈哈大笑。正好这时，父亲下班回家看到这个情景，平时一向和蔼可亲的脸上出现愠怒。他把姐姐的同学们轰走，严力地批评了姐姐。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记得父亲脸上的气忿和沙发上坐着的姐姐满脸的不屑。 在那一刻，我明白父亲是一个公正的人，看不得有人欺负弱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他运动中被批也坚决不愿意揭发他人的行为，因为他跟我母亲说：”一切到我这儿为止，如果再这样揭发下去，会伤及无辜“。在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父亲敢于这样做需要相当的勇气。

我六岁时，人到中年的父母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一去就是几年。下干校的第一年，父亲获得批准回北京看病，顺便探访住在姥姥家的我。看到父亲，我拉着他的手不放。于是，父亲便带我一起坐火车回五七干校。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做火车，去火车上的餐厅吃简餐。虽然，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我对初次的火车旅行仍然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干校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对我来说却很开心，因为没人管，每天都有很多小伙伴一起在乡村的田野上撒欢地自由奔跑，饿极了就偷吃田里老乡种的胡萝卜、土豆这样的蔬菜，被举着锄头的老乡在身后追着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给我买了很多连环画小人书， 让我爱不释手。父亲知道我喜欢看书，因此给我买书成了他的一个乐趣。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嗜书如命，工作以来，一直攒钱买线装老书收藏。虽然，这些书在各种运动中都被迫烧毁和扔掉，但父亲在改革开放后重拾攒书的爱好，每个月的工资有一部分就是买书。直到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前夕，我家里沿着墙整整齐齐排着三大玻璃柜的书架，里面满满装的都是父亲文革后积攒的书籍以及他和母亲出版的翻译书籍。

1973年，我父母从干校被调回北京工作，在煤炭部的干部学院教授英文。因为学院在郊区，他们每天的教书工作繁忙，因此，我仍然住在姥姥家。 几年后，我父母被调到文联工作，在东四十条二十九号分到了一套住房，生活开始安定下来，才把我接了回去。 我回到父母身边的第一个跟着他们干的工作就是盖小厨房。他俩拿出在五七干校学到的一套盖房子的技术，用水泥和废弃的红砖盖房。 我记得父亲自用绳子在每一道要盖的墙面上拉出直线，然后用水泥和砖沿着直线一块块地砌墙。

八十年代初，我父母重新被重用，开始从事外国电影和戏剧的研究编辑工作。我父亲担任了《世界电影动态》杂志主编一职，每天忙的根本没有时间跟我说话，因此，那些年在我的印象中永远只有几幕镜头：父亲要么就是埋头伏案工作，要么跟来家里的同事，导演和演员谈事儿。而我也开始上中学，每天都跟好友一起玩，很晚才回家，因此，父亲与我几乎没有什么思想上的交集。也许因为内心敏感，我父亲平常话不多，很多事宁愿藏在心底，也不随意讲出来。因此，跟我坐下来谈话的次数屈指可数。 但有一天晚上，母亲不在家，他忽然坐下来跟我谈及他初次在上海沪江大学认识十八岁的母亲时的情景，以及他与母亲间的感情。那是懂事以来，第一次听他讲述他内心的情感。感到震动的同时，我也直觉到他内心深藏多年的怀旧与孤独。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边的灯下，夜幕四合将我们包围，宛若孤岛。父亲带着深度近视镜的面容在暗夜笼罩的灯光中显得如此苍白。我一边听他讲述往事，一边忍不住默默泪流。那个夜晚，我第一次感到父亲与我的感情距离是那么近。多少年来，那个夜晚灯下的一幕都印刻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每次想起来，还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刻的沉甸甸压在心头。

上高中时，我开始进入青春反叛期，喜欢留长发，穿牛仔裤。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引起一个当时被称为”小流氓“的小青年的搭讪。那个小青年一直跟着我，走到我家住的院门口附近便拦着我不让我回家，非要让我答应跟他交朋友才行。正好，父亲出来找我，到院门口一看我被一个青年拦住，便马上大声呵斥那个小青年，吓得他一溜烟不见了。 那是我一次看到父亲提高嗓音大声呵斥人。说实话，父亲的做法与他平日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形象不符合，但却让我记忆犹新。

高考时，我因几分而落榜，可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打击。因此，我整天萎靡不振，以泪洗面。父亲看到我沮丧的情景心如刀绞，跟我谈话，让我看开，不要以上大学为终身的目标，因为生命中有很多比上大学都重要的经历等着我去体验。我记得那也是个华灯初上的晚上，虽然，我依旧沉浸在自我失败中，听不进父亲的劝告，但我对父亲焦虑的眼神以及语重心长的话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多少年后，当小儿子心情沮丧流泪的时候，我跟他说“生命中有很多更重要的经历等着他去体验“时，忽然想到了父亲那个晚上的苦劝给我内心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多时候，当时孩子不觉得重要的话语其实在他们心中都留下了痕迹，多少年后再想起时，才体会到与父母的交流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劝告在孩子未来人生中起的作用。

现在想起父亲，我眼前出现的就是他生前的形象，穿着80年代流行的深蓝色制服般的衣裤，拎着一只人造革的黑色手提包，里面装满工作用的文件、杂志和稿纸。他个子高，人又瘦，加上个性谦逊，似乎总给人一种赢弱感。然而，在工作上他却一丝不苟，坚持己见。那时，他是外国电影研究方面的专家，常常撰写电影的评论工作以及翻译专业著作。为了少犯专业错误，他甚至背下了整本的牛津英文字典，同事们有任何不懂的英文词句问他，他都能准确说出意思和用法。久而久之，他的名声远扬，连外号成了“活字典”。我记得有次某出版社寄来一本他们出版的中英字典让他提意见，他居然花了很多时间无偿修改，密密麻麻地标出所有的错误。不久，中国大百科全书进行编纂工作，邀请父亲担任外国电影部分的主编，一直到他突然去世为止。

提到父亲，我总是想到他生活中与别人不同的点滴。我曾好几次在街上远远地看到他蓝色的身影站在马路边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来往的车辆。问母亲，她说，车子是父亲的爱好，他能说出街上跑过的所有车名。他五十年代曾经考过驾照，但因为他开车太小心谨慎，甚至给公共汽车让路，引起考官不满，觉得他不自信，没有让他通过考核，成为父亲的一大遗憾。后来，我在纽约考驾照时，就想到父亲的经历，即使内心再胆怯不安也装出自信满满的样子，得以通过路考。 在纽约每次跟母亲一起开车，她总是感慨地说：“你爸爸活着就好了，看到你开车一定开心极了，他最喜欢的就是车”。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我每日生活中的温暖，因为他总是能够看到我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有一次，母亲抱怨我没有姐姐聪明，父亲却说：”她不是不聪明，而是不在乎很多小事儿，她是大智若愚啊“！从此，“大智若愚”成为我的座右铭，让我更多关注思想与创作，不喜欢生活中的计较和盘算。

记得有个夏天的下午，在海淀区北太平庄的一个闹市区，我刚穿过马路，就听到身边有个人跟我打招呼，我扭头一看，居然是父亲，仍旧穿着身蓝色的制服，拎着他的手提包，面脸浮现着惊喜的微笑。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刚下班出来，就在马路对面就看到人群中有一个朝气气蓬勃的女孩子正在“跳跃式”（一蹦一跳）前进，马上被吸引住了。定睛一看，那不是自己的女儿嘛！ 他笑着跟我说：“平常在一起不觉得什么，现在忽然觉得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女孩了，有光彩了“。那是我父亲一生中唯一表达的一次对我的欣赏。即便是1985年，我获得全国首届英语演讲比赛冠军后，各种赞誉如雪片飞来，父亲都没有跟我表示过什么赞许。也许，在他看来，女性最美的就是智慧和光彩。每次想起来那次街头意外的邂逅，我眼前仍会浮现出父亲的笑脸。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形象也越来越模糊，但是，那个场景却印在我心中，永生难忘。

1986年，我刚刚分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不久。下午还在上班，我就得到了一个电话，说我父亲出事了，让我赶紧赶去北京协和医院。一路上，我换了几辆公共汽车，心里不安地思忖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是否平安。心急火燎中好容易赶到医院，才得知我父亲早上参加了一个他主讲的讲座，发言后，他忽然感觉头晕就躺了下来，谁知，这一下子就起不来了，因为他是突发性脑溢血。我出现在急救室中时，他头脑还清醒，但已经无法言语。我记得他两眼定睛直勾勾地望着我一脸的焦急，试图想跟我说些什么，但却说不出来话了。 我握着他的手，看着两行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无声地滴落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我心如刀绞，毕生难忘那个情景。记得那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还扭头看了一下开着灯的书房，看到父亲在伏案整理他发言稿的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是那样，埋头在书桌上写稿子，翻译东西。我看到的他永远是一个个伏案的侧影。我不知道，那天早上的一个回看，竟然是我跟父亲此生的永别。

父亲去世后整整一年时间里，我每天都在伤痛中挣扎，脑中不断闪回他临终前看着我的两行泪，想知道他到底要跟我说些什么。那种哀伤的感觉就像突然失去了阳光之后才倍觉阳光的珍贵，丧父之后才觉得精神靠山的重要。父亲去世前段时间，母亲曾几次跟我说：“你爸爸最近很伤感，认为他觉得的孩子大了，不愿意再跟他谈话了”。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还觉得父亲无端瞎敏感。等他突然走了，我在错愕中回不过神来，极其懊悔再没有机会跟他说什么了。我多么希望，我当初能跟他多聊几次天，更多地了解他内心的想法，以及他对生命的认知。如今，三十多年过去，父亲的样子已经逐渐模糊，但他精神上留给我的形象却异常清晰。父亲的基因已经融在我的血液中，每次经历人生的一个起伏或坎坷，我都会想到父亲曾经历或者感受到的一切，觉得了解他更多一点儿。 “人本来就不是活一辈子，而是活在若干难忘片段里，就像矿层深处的棱形结晶，零碎而闪光“，这句话贴切地形容了我对父亲一生的记忆。

幸好，痛失父亲造成的心中那个充满歉疚、遗憾和痛苦的空洞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藉着信仰得到了填充，我终于有了一个了新的精神靠山。为此，我感谢我的父亲，我绵延一生对他的怀念和歉疚让我在一个对的时刻感受到造物主的大爱。我虽然失去了肉体上的父亲，却得到了灵性的在天之父。 

2020年12月2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