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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傅聪“叛逃”的驻外记者胡思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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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6日感恩节的夜晚，我的大叔胡思升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家纽约临终医院离开了人世。对任何人来说，2020年都是一个命运多桀的年头，尤其纽约这个曾经喧闹繁华的大城市，因为新冠疫情和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了天灾人祸光顾的中心。
在细雨蒙蒙的纽约初冬日，我们开车跟随着胡思升的灵柩前往火葬场，内心的悲哀如同冬天的寒气从身体的各个地方向外泄露。宛如一颗星星的升起与陨落，没有人曾预计胡思升会在纽约突然离世，就像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不曾预知他会成为共产党新中国最年轻有为的一位记者，20岁就担任驻外记者这一要职，在东欧各国报道苏联，匈牙利以及波兰的当地新闻。驻扎波兰时期，胡思升结识了比他小两岁钢琴家傅聪，展开了他们之间64年交往的历程。
今年初，大叔病中跟我聊天时谈起了他的过往，上海出生长大的童年，在重庆陪都度过 的少年，以及在波兰担任《人民日报》报社驻外记者的青年。他详细谈到了当初他如何从苏联前往波兰采访当时爆发的波匈事件（中国称谓波兰革命）。在谈起这些往事细节的时候，大叔的脸庞泛起了光彩，久病而虚弱的身躯似乎也瞬间挺拔了许多。
波匈事件的采访奠定了胡思升记者生涯的崛起，让他与当年“叛逃”英国的傅聪成为朋友，也尝到了为政治让路的涉外初恋的悲哀。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胡思升的人生也因为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而形成了他自己后来都无法控制的命运之路。
一 、「波匈事件」的首位采访者
历史的镜头将我们带回到1956年的匈牙利。重新回顾当时的政治事件。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了一段较为缓和的自由化时期。因反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而得到赫鲁晓夫支持、重新上台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纳吉在国会发表施政纲领，提出“六月政策”，要求施行“废止一党专权，实行党政分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纳吉试图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方针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不满，1955年初，赫鲁晓夫结束了纳吉的“新路线”，纳吉被免职。
1956年夏，波兰爆发反对极权统治，要求民主改革的流血镇压事件，导致波兰执政党的瓦解，反对斯大林路线而入狱的的前波兰前领导人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波兰的成功鼓舞了匈牙利人。 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以及学生抢夺电台被武装保卫人员开枪而造成的流血事件，成为了匈牙利革命的导火索。为了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在街头巷尾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为了稳定局势，重新上任的纳吉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举办自由选举。 11月4日，原来已经撤军的苏联军队再度入侵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区。一些匈牙利人坚持抵抗至11月10日。最终，持续了13天的暴力革命以失败告终，纳吉最后也被处以绞刑。这场被苏联以及国际共产党阵营指责为政变的行动结束后，匈牙利2500多人死亡，20万匈牙利人逃亡国外成为难民。
50年代年輕的駐外記者胡思升
1956波匈事件爆发时，24岁的胡思升正担任中国驻莫斯科的报社记者，他那年三月才从北京工作的《人民日报》社赴莫斯科上任。 11月5日半夜，当布达佩斯的混战还在进行中，他就接到北京报社总部指令，让他无论采取任何办法也要从莫斯科星夜兼程赶往匈牙利首都。那天夜里，胡思升通过记者关系想办法在莫斯科的沃努科夫机场搭上一架军用运输机，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一个苏军坦克基地。他在基地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受到基地司令的接见。这个穿着苏军制服、佩戴将军头衔的司令官看到只拎着一只帆布箱，从莫斯科兼程赶来的中国记者如此年轻，表示很惊讶。因为苏联高层的中国人不多，像胡思升这样年轻便做了首席记者，并且愿意冒生命危险前往布达佩斯的记者更是头一次看见。更令司令惊讶的是，胡思升还会俄文，与他的交流不需要翻译。于是，司令跟他说，目前，前往布达佩斯的所有道路都被苏军的包围圈切断，如果想进入市中心，唯一的方式就是跟苏军一个即将开往布达佩斯的市中心参加战斗装甲车队进入。他可以马上安排胡思升随着即将开往市中心的装甲车队一起进去，但是他不能保证，一路上，胡思升的生命安全是否可以受到保障。胡思升正直热血青年时期，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他拎着他的帆布行李箱进入了一辆架着重机枪的军用坦克车，开往布达佩斯。
胡思升当年乘的那辆装甲车没有顶，也没有敞篷，几乎是全身暴露在外。他本能地把自己的帆布箱顶在头上，尽量缩在装甲车的驾驶仓里。一路上，虽然冷枪不断，但他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位于达布达佩斯的苏军司令部。一位苏联将军会见了胡思升，十分惊奇地说：你一个中国记者，怎么不远万里，冒险闯入全部被包围的布达佩斯？将军又问他准备去哪儿采访。胡思升马上说，把我带到中国大使馆去吧。于是，将军派了一辆全副武装的军车护送他到了中国驻匈亚利大使馆。
大使馆门口的街道上枪战留下的弹痕累累，大使馆的铁门紧闭，没有一点人声。胡思升探头往铁栅栏门后边看去，看到门后很多中国年轻的留学生手持棍棒，正在保护使馆。当地的军警系统已经全部瘫痪，各个国家的大使馆也只能想办法自保，中国大使馆就叫上了当地的留学生来保护使馆。看到胡思升突然从街上的苏联军车里出来，学生们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跑来的。胡思升立即报上姓名，请他们赶紧通报郝德清大使。不过半年多前，胡思升与《人民日报》的黄操良副总编辑，作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邀请的客人，来此参加国庆典礼时就来过中国大使馆见过郝德清大使。当时是布达佩斯阳光明媚的美好春季，匈牙利总理拉科西在国会大厦接见了中国代表。如今，不过半年的时光，匈牙利社会主义的面貌已经改变，红旗倒地，成了战争的焦土。想到这儿，胡思升心里忍不住唏嘘。
大使郝德清听说胡思升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大使馆，赶紧热情地接待这位他熟悉的年轻记者。苏联进入匈牙利之时，郝德清就下令断绝了使馆与匈牙利人的来往，关闭使馆大门﹐每天把匈牙利“暴动”的情况向北京报告。毛泽东每天都听取大使馆的报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局势。中共最终判断匈牙利的事件已经发展成反革命暴动，在赫鲁晓夫动摇犹豫的时候强烈要求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事件让毛泽东吸取了教训﹐制定了在中国防止出现类似事件的方针，在1958年推出了反右运动，揪出了50万“右派”知识份子，把他们送进劳改农场和监狱。从这个角度来说，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反右起了推动作用。
正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參觀採訪中的胡思升（右1，右2為《人民日報》主管國際宣傳的副總編輯黃操良）
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中，《人民日报》驻外记者胡思升就冒险前往布达佩斯进行实地采访，已是一段现在不为多少人知道的历史，也是他记者生涯中最值得回忆的经历。 1956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胡思升来自布达佩斯的通讯《在布达佩斯街头上》，对当时的布达佩斯做了唯一的报道。 “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上，战斗的创伤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睛。今年春天我曾经看见过这里熙攘的人群、叮当作响的电车和漂亮的公共汽车，但现在摆在面前的是破坏了的电车轨道和散在马路上的架空电线，断砖、碎玻璃和纸片遍地皆是，闻名的民族博物馆被焚毁了一部分，《自由人民报》和大百货公司所在的拉科兹街，断墙破窗，战火的痕迹到处可见”。胡思升用充满感触的文字写道。他清楚地记得，两天前，他刚到布达佩斯的时候，看见深秋的旋风卷着古老街道上大堆枯黄的树叶，更加深了周边的冷清景象，时不时，可以听见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
11月8日，就在胡思升到达这里的第二天，被中国称为暴动的“叛匪”曾向排队购买面包的妇女开枪射击，五名无辜的妇女当场死亡。他们在这一天四出抢劫和纵火，大百货公司被抢走价值一百万福林的货物，随后被 赶到的武装苏军制止。苏军城防司令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发布命令，给自动缴枪的人以宽大待遇，而“自由欧洲”的电台则传来了匈牙利语的广播，鼓动反革命分子不要缴枪，把枪藏起来。就在这里，胡思升听到了暴徒和苏军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的消息。 11月8日上午，胡思升坐在匈牙利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鲁宾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他看到窗外的外交部大楼前停靠着的许多各种牌号的美国、英国和西德的汽车，汽车上面有的漆着红十字，有的复盖着美国星条旗。鲁宾指着这些车子告诉胡思升说：“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有成百名西方国家的记者星夜赶来布达佩斯，有的匆忙赶到连护照都没有带。而现在，他们蜂拥到外交部的唯一要求是：发给证件，让他们安全回国。离开鲁宾的办公楼出来时，胡思升迎面碰到许多操英语、穿着卡叽布雨衣的人们如没头的苍蝇一样乱窜，寻找着安全回国的途径。
在匈牙利第一线，胡思升写了多篇战地报道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专栏上。这些独家报导奠定了胡思升作为东欧驻外记者在《人民日报》的地位。胡思升从匈牙利返回莫斯科后不久，恰逢1957年元旦。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即将率中国最高代表团访问波兰，《人民日报》社立刻紧急通知胡思升，要他随行采访，并先从莫斯科赶往华沙做准备工作。于是，胡思升在莫斯科一片热闹的过年气氛中赶去火车站前往华沙，展开了他在波兰的记者生涯。胡思升不知道的是，在波兰的临时采访会让他成为《人民日报》常驻华沙的记者，他将遇到钢琴家傅聪，遭遇他与一位华沙姑娘的难忘初恋。而这两件事都给以后的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带来了难以预料的转折。
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苏军的鲁莽镇压给东欧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对苏联的支持，使得原来寄希望于中国劝说苏联撤军的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对中国十分失望。苏军占领结束后，正在亚洲访问的周恩来临时改动行程，亲赴东欧抚平伤痕，稳住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
站在迎接周恩来专机的华沙机场上，胡思升看到了他敬仰已久的周恩来，却不敢趋前打招呼。因为他深知在欢迎的贵宾中，他仅仅只是一名小小的驻外记者，加上出于对一国总理的地位和名望的畏惧，他只能抬头仰望着周恩来疾步走下飞机，马上被前来欢迎的中国使团围住。陪同周恩来一同前来访问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确认出了胡思升，上前与他握手。乔冠华从当时《人民日报》公开的报导以及内部报道中得知了胡思升的名字，现在在欢迎的队伍中见到了他，特意跟他握了手，说了几句鼓励他的话。
胡思升跟随周恩来的团队在东欧各国访问。周恩来的行程很短，不过五天，日程却安排得满满的。从华沙开往罗兹的夜行火车上，当火车上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周恩来却毫无睡意，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了解情况。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是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中方代表。这位资深的外交家非常欣赏胡思升，觉得他年轻有为，对他相当照顾。胡思升与王炳南的交情就从1957年 华沙开始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周恩来离开华沙回国前夕，王炳南告诉胡思升说：“总理太累了，想让他放松一下，本来想举办一个舞会，总理推辞了。现在决定在使馆搞一个小型晚宴，只有几个人，不谈公务，你也来参加”。听到王炳南的刻意安排，胡思升感到受宠若惊。
那个晚宴真的正如王炳南所说，是一个内部的小型晚宴，使馆方面只有大使王炳南及政务参赞余谌，代表团方面有周恩来及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晚宴在一个小房间举行，中间只有一张圆桌，摆放着精美的菜肴。周恩来进来时，围坐等待的几个人马上站了起来，周恩来即刻摆手叫大家坐下。周恩来看上去很疲倦，短短的五天，他几乎没有睡觉，还亲自到波兰新上任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家里拜访。
周恩来刚落座，就目光犀利地环视了一下桌边所有人，一眼就看到一脸陌生的胡思升，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下。边上的王炳南马上向周恩来介绍说：“他是《人民日报》记者，刚从匈牙利赶来报道您在波兰的访问。”
周恩来听闻又打量了一眼胡思升说：“很年轻哟！”
王炳南接着又补充说：“他叫胡思升！”
王炳南是陕西人，乡音浓重，在座的人都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名字，大家面面相觑。
胡思升只得鼓起勇气自我介绍说：“胡思乱想的‘胡思’，升官发财的‘升’。”
周恩来听了，忍不住笑了。看到周恩来的笑意，胡思升受到鼓舞，随即即兴再加一句：“正因为胡思乱想，所以没有升官发财。”
这下，周恩来大笑道：“好！好！不要胡思乱想地升官发财！”
服务员不断地上菜，各式菜肴丰富得让人目不暇给。年轻记者胡思升初次参加这种接待高级领导的宴会，看到所有的菜都觉得相当丰盛好吃。周恩来也注意到了这点，突然跟王 炳南说：“炳南，你们使馆是不是经常这样大吃大喝？我们国家还很穷，要注意节约啊。”王 炳南赶紧解释说：“今天招待总理，是破例。你可以问胡思升，他不是使馆的。”
胡思升听了赶忙接口道，”我平常在使馆搭伙，凭饭票都是两菜一汤。”
二、相识在美人鱼的故乡
出乎胡思升意料，当时他在波兰的临时采访撰写的系列文章得到报社领导的赏识，让他继续留在波兰成为常驻记者。这个改变，开启了胡思升在华沙当驻外记者的生涯，让他有机会与傅聪成为朋友。
1957年的春天，胡思升在华沙采访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留学生在华沙》的报导，刊登在同年四月的《人民日报》专栏上。胡思升在《人民日报》的专栏撰写实名报导的时期，大部分记者撰写的新闻都不能具名，可见当时他在《人民日报》的地位已经与很多老记者旗鼓相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思升在匈牙利和华沙撰写的系列报导奠定了他在《人民日报》的地位。
在这篇采访中，胡思升提到了当时留学华沙的钢琴家傅聪。他们两个人的初次见面就是在 华沙市内傅聪的住所，一间不大的卧室兼练琴室。一进屋，就看见一架钢琴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胡思升在报导中写道：“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会见了在波兰学习的我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一间普通的卧室里，一架钢琴占去了不少的地盘。就在这架钢琴旁边，傅聪谈起他的教授热维茨基。热维茨基是波兰音乐界的泰斗，是波兰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是国际萧邦钢琴比赛的创办人之一和评判委员会的主席。这位六十七岁高龄的学者的“桃李”堪称“满天下”，每次萧邦国际钢琴比赛前三名中总有他的学生。傅聪一到波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就被指定为傅聪的导师。他对傅聪的教导毫不吝惜精力。譬如按规定他每次教授的时间为一小时，但他经常忘了时间，一上就是三小时。他对傅聪的关怀不仅像老师对学生，更像父亲对儿子那样。傅聪每次举行音乐会，老教授比学生还要紧张，一再嘱咐傅聪要睡好，休息好，不要练习过度等等语重心长的话。那时，傅聪还要到波兰石切青、卡托维兹等城市举行音乐会。学生的优异成绩怎么能和教授所花费的心血分开呢！”
胡思升的这篇报导是当年关于傅聪在华沙学习生活的首篇报导，也是唯一的一篇报导。
年輕的鋼琴家傅聰，1954年
1955年3月的傅聪在演出前练琴
傅聪是中国大陆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儿子。 1952年，18岁的傅聪进行了人生第一次公开演出，随即引起国内音乐界的注意，次年，作为青年才俊被国家选派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一曲萧邦钢琴曲让他展露头角。同年7月，傅聪第二次到罗马尼亚参加比赛后，跟随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和波兰，在萧邦的故乡演奏了萧邦的作品，受到波兰的认同。 1955年，20刚出头的傅聪被邀请前往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获得了第三名和“玛祖卡”特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比赛结束后，傅聪并未回国，而是留在波兰华沙国立高等音乐学校（现为华沙弗莱德里克·肖邦音乐大学）留学，直到1958年底毕业。 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雷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这件事给了傅聪很大的打击，促使他 1958年底结束在波兰的学业后，却没有按照规定回国，而是乘坐飞机出走英国。在那个年代，傅聪的行为被视为“叛逃”，他成为一个叛国者，导致了文革中，他父亲傅雷被批斗三天三夜后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胡思升与傅聪第二次碰面是在华沙他的个人演奏会上。演出结束后，胡思升还与当年因为远嫁波兰而轰动一时的中国女生胡佩方一起上前给傅聪献了花。说到当年不过24岁的胡佩方，她的个人经历在那个时代也颇为传奇。五十年代初期，胡佩方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与一位波兰留学生坠入爱河，遭到学校当局的批评，说她“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般人在那种政治气候下，早就因害怕而放弃了自己的感情，但性格倔强的胡佩方却不愿意放弃。她费尽周折，通过波兰驻华使馆向中方提出 结婚申请。幸好，申请递到了当时兼任外长的总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亲自签字批准了胡佩方的结婚申请，使得她得以于1955年10月远赴华沙与波兰夫婿结婚并移居波兰。 1956年胡佩方到波兰华沙大学教中文。后来，胡佩方坚持用波兰文为主流媒体写作，成为了波兰有名的华裔作家。她于2014年去世。
看到胡佩方和胡思升前来送鲜花，傅聪忍不住笑着跟胡思升说：“你们还真有点欧化呢”。
很快，傅聪与胡思升成了好友。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家庭都来自上海受过美国教育的海派知识分子，年龄相差两岁，同属国家公派出国的青年才俊，又都是一表人才的帅哥，各方面都谈得来。所以，他们两人有空时常常聚在一起，有时候在胡思升的办公室见面，有时候到布达佩斯的餐厅吃饭。傅聪深受父亲傅雷的家教和影响，中文根底很好，唐诗宋词可以随口拈来。傅聪一再说：“中国人学西方音乐，必须先学好自己的文化。毕竟我们的文化是那么深刻和丰富。”
那时，胡思升在波兰工作时认识了一位漂亮的波兰姑娘，两人很快陷入热恋中。用胡思升的话来说，当时他们两个青春年少，在“美人鱼凝视的维斯杜拉河畔，在肖邦旋律永不消逝的土地上”，在波兰夏季气候温暖却不闷热的日子里谈情说爱，沉浸在青春的爱恋中，完全无视从东欧到中国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恋爱中的胡思升对波兰明媚的春天和微风荡漾的夏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每当想起波兰，他就会想到年轻时在波兰渡过的美好时光，想起他的波兰女友，想起与傅聪的交往。当时，中国没有涉外婚姻的规定，因此，中国人无法跟外国人结婚。像胡佩方那样幸运的人并不很多，很多恋人不仅恋爱未成，还会遭到国内工作单位的批评处分。胡思升与波兰女友的恋情别人不知道，但傅聪却是知道的，在他面前，胡思升毫无隐瞒。
1957年夏天，傅聪从外地演出回到华沙，兴冲冲来找胡思升。两个年轻人在波兰气候宜人无需空调的夏日室内开怀畅聊。心情兴奋的傅聪，挥舞着手上的几封信，对好友说：“这一回，我对毛泽东真是从心里感到佩服。胸襟如此开阔，知识如此渊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那是傅聪第一次与胡思升聊政治，让胡思升未免感到有点吃惊。他们两人以往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聊些文学、艺术和生活。胡思升一直以为他不很关心政治。
傅聪将信递给胡思升说：“你读读。这是我父亲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及和各界知识分子座谈时的讲话后，抄录给我读的。” 我拿起信纸，看见这位巴尔扎克小说和丹纳艺术哲学的翻译家，竟如此认真地一字一句地笔录毛泽东的讲话，抄给在海外研习钢琴的爱子阅读，感到非同寻常。
1958年，在苏联、东欧学习文化艺术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傅聪在内，全部奉调回国集中“学习”。傅聪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中，因为不会说假话，加上因为在国外多年被冠以“资产阶级思想浓厚，因而被列入需要“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名单，不准许再回波兰留学。幸好，傅雷的朋友，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出面说，傅聪已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为祖国争了光，中断学习不宜，让他学成后再接受改造不迟。傅聪因此得以回到华沙继续学业。
重新回到华沙的傅聪变了。胡思升察觉了他的细微变化，觉得傅聪变的沉默寡言，很少再像以前那样与他有话必说了。据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回忆说，傅聪那次回国，只在北京接受了思想汇报，并没有时间回上海家中。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楼适夷，说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楼适夷替他去看一下傅聪。就是那次谈话中，楼适夷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在闲聊中还谈到了苏联和波兰存在的问题。楼适夷当时就劝告傅聪说：“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楼适夷遇见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他一顿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
这件事对傅聪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他无法想像自己下乡到农村劳动的情景。他深知，一双弹钢琴的手一旦拿起锄头干农活，那他的艺术生涯就完了。当时的傅聪全身心的努力都放在弹钢琴上，那是他毕生所爱所求，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他对钢琴的热爱。回到波兰继续学业不久，傅聪就接到让他提前毕业回国的通知，那时离开他毕业还有半年。
与傅聪一样，胡思升在个人生活方面也遇到了麻烦。他与波兰女友谈恋爱的事情不胫而走，传到了国内的报社。一名公派记者与当地的外国女孩恋爱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不被容许的。于是，报社以开会的名义，紧急召回波兰的胡思升。
胡思升回国前，傅聪到胡思升的住所来看他。看到胡思升办公桌上放着的波兰女友的美照。傅聪说了一句：“她很漂亮！”就没再说什么。以往，他们两人相处，总会谈天说地，聊个尽兴。然而此刻，两人都各怀心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胡思升并不知道傅聪心里正在酝酿着一个即将决定他此后一生命运的机密计划，而这个秘密一旦泄露，不但牵涉到他自己的个人前途，也会给朋友带来麻烦。因此，傅聪只能保持缄默，无法对胡思升讲他的心事。傅聪的沉默在胡思升看来或许是好友分手时的感伤，正如他的波兰女友得知他即将回国时的哀伤。胡思升心里明白，他这一走，肯定会给他们的恋情画上句号。然而，他无法违抗上级的命令，必须回国。当时，胡思升的心里也沉浸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中，并未顾及傅聪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那是他们两个人在波兰的最后一面。华沙一别，胡思升回到北京，明则开会、实则接受批评教育。傅聪则踏上前往英国的叛逃之路。此后，他们断绝音信23年。
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打算采取措施。但人算不如天算，使馆还未动作，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乘坐的飞机还在空中时，西方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闻讯而来的外国记者便团团围住了他，准备进行采访，但傅聪拒绝接受采访，直接进入事先安排好的隐藏地点，除了第二个星期到皇家节日大厅演出之外，一直深居简出。据当时的英国报纸说，中方安排了人试图在伦敦一家酒店绑架傅聪回国，但被他从侧门逃脱，因此，英国有关机构为了保护傅聪的人身安全，曾一度把他藏匿起来。
传闻傅聪之所以能够顺利逃离华沙，是得到英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帮助。波兰也属“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不能随便与别国使馆联系。傅聪从未与英国官员有任何交往，但关键时刻却能直接投奔该国，让中国的反情报机关措手不及，只好在国内进行了严密的追查，从傅雷周边的亲朋好友开始调查，追究傅聪逃亡的始末，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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