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需要为孩子们争取哪些受教育权利？这绝不是你花钱把孩子送入重点校就能办得到的。即便你花钱把孩子送入重点校，也根本无法保证，你的孩子就一定不会成当今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是以牺牲大多数孩子为代价来培养少部分精英的，重点校亦如此。我们拿什么来保证我们的孩子就一定是那一少部分的精英中的一个？

　今年高考招生生源大战硝烟尚未散尽，一个新的问题却非常现实地摆在了基础教育面前。有消息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招生仍连续生源递减。与去年比高考报名人数比少了30余万，仅河南一省就比去年减少10万名左右。而且正呈现加速递减的趋势。这种形势，一方面是国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青少年人口数量显著减少。中国人口的拐点即将来临。由于计划生育，使中国目前的人口出现结构失衡状况，人口老龄化比重显升，劳动力数量将在消极观念的助推下出现下滑。农民工行业呈现的用工紧俏，工薪攀升，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信号。

　人口变化最显著的将是青少年阶层。这如其说是计划生育的功劳，不如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产业结构转变的结果。过去计划生育难点在农村，是因为农村传统产业的结构与计划生育之间存在着矛盾。计划生育要减少农村人口，而农村的传统产业结构需要劳动力。因此农村计划生育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作比较难开展的领域。可是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速提高，国家农村政策的改变，产业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许多农民看到把土地租给种田大户由其规模化耕种，得到的租金虽然比自己耕种要略少一些，可是自己却不用再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利用全部时间出外打工，会大大增加经济收入。于是农村的新“地主”产生，零散的小农生产方式正在淡出中国农业生产领域。农民工阶层的壮大，说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已经过剩，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变革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工业化进程大量占有耕地，农村土地骤减，造成的生产力相对过剩等等。

　中国农村土地相对于人口来讲是比较少的，而且成片的大面积耕地也比较少，除黑龙江、新疆、东南沿海一带外，大多是零散的不利于规模化耕种的土地，可是近年来小型农业生产机械行业发展迅速，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机械租赁服务，大部分的田间劳作都可以接受这种服务，这就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加之中国人对于子女溺爱的传统与期望改变命运的“幻想”促使，许多农村孩子上到大学基本都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即便不上大学，也多向往城市生活，成了进城打工族。

　青少年人口数量减少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下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巨增，体制弊端让农民靠培养孩子改变命运的幻想破灭。残酷的现实，让农民的养儿改换门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农村计划生育的压力极大地缓解。现在处于生育年龄的正是改革开放后独生子女一代，他（她）们在父母的宠爱下成长，只懂得索取，没有付出意识。强烈的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让他们不甘心为孩子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父母虽然期盼孙辈心切，可是面对高昂的养育费用，也往往望而却步。这就使青少年人口总量已经连续数年呈现下滑态势。许多城市、乡村不得不合并学校，许多既得利益阶层也盯住了学校这些公共财富，地方上更把压缩学校数量拍卖校园当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造成家长们舍弃普通校，集中挤向重点校，地方势力出于觊觎校园的目的推波助澜，以致于重点校人满为患，班额七八十人的比比皆是，六七十人成为常态。懂得教育的行家都知道这种规模的教育，必定是要以牺牲大部分孩子为代价的。因为教师的精力是限的，无论你多么优秀，都不可能照顾过来这么多学生。教育行政机构出于经济缘故，对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也多漠然视之，甚至成为背后的推手。

　这种教育，就是以牺牲大部分孩子为代价培养少部分中国特色“精英”的模式。被牺牲的大部分孩子已经成了当前社会的沉重负担。他们作学生时的选择就是上大学，否则就放弃学业。没有第三种选择。上不了大学的，基本就成了文盲。想学点产业技术，作个产业工人都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文化素质，根本无法学懂现代产业技术。这也就是国家重点推动下的高职屡振不兴的缘故。孩子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一切期望都化为泡影。虽然对于职业教育国家有补贴，可是大多数被各种势力侵吞，孩子仍然要花费相对昂贵的代价进这种学校，最后学无所成，同没有学一样，成了第三产业大军中的一员。所以许多地方，孩子们上不了大学就直接外出打工。职业教育同基础教育一样，呈现生源紧张的形势。许多地方，要以给中学班主任人头费的形式，一个个地买学生。否则学校就很难支撑下去。本地一个最低救助工薪标准才只有950元的城市，每招一个高中与职业学校的学生，就要给其原班主任千元以上的人头费。

　畸形的教育体制与残酷的教育现实，造成两个结构性浪费。一是基础教育精英化，为培养少数大学生，牺牲了大部分孩子；二是城市教师形成相对过剩，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再从事教学工作，而同时农村学校的老师素质普遍较低，严重制约了基础教育职能的履行。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免费师范生，在残缺的体制面前成了尴尬的群体根本达不到预期。这种态势与美国上个世纪的教育形势有点相似。

　上个世纪中叶的美国，优质教育资源就显著失衡。可是一场由政府与社会精英共同发起的“教育平权”运动，使强势群体为弱者做出牺牲，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平等的梦想，并为未来的美国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在纪录片《等待超人》中，来自美国洛杉矶市的西班牙裔小女孩黛西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她梦想成为一个兽医，这个梦想要从学好8年级的数学开始——然而在她所在社区的史蒂文森初中，只有13%的毕业生数学是合格的；而在史蒂文森的直升高中罗斯福中学，只有3%的毕业生成绩可以达到申请四年制大学的最低标准，57%的学生甚至无法毕业（中国目前的教育，如果严格起来不会比这更好，在我们自己放宽标准的情况下，这个比例仍然比较高）。

　类似的命运不只降临到黛西一个人身上，这是美国当时教育的真实写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拜耳凡斯将像罗斯福中学这样，有40%以上学生不能按时毕业的高中称为“辍学工厂”，这样的“工厂”当年在全美有2000所以上。

　那时的美国同我们现在的许多城市一样，你所在的地区哪怕有100所公立中学，却只有几所“明星学校”。假如你不在那个学区，父母又没钱送你去私立学校，就只好困在自己学区的中学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你就是属于名星中学的那个学区的也必须经过考试，交纳巨额学费才能进入）。在这里，要与那些家庭背景良好、享受优越教育资源的孩子公平竞争上大学，几乎难于上青天——这就是美国“穷二代”被复制的逻辑，与世界任何地方并无二致。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在复制当年的美国教育，甚至实情比那还要惨。

　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美国的政府与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教育平权运动，为让落后者先起跑创造了条件。刚刚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时常提起他的早年经历——1968年，他从西雅图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考进了耶鲁大学。对他而言，这个转折有改变命运的意义——他出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50年代，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却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骆家辉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可好运降临在他要考大学的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骆家辉进入了耶鲁大学。而我们今天现行体制下的高校是根本没有这种文明程度的。唯利是图几乎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写照。

　当时的美国基础教育，就同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即使给了弱势群体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文化基础受中小学教育资源水平的制约，很难在高校学有所成，进而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我们的普通高校，为了生存实际上的招生水准一降再降，只要你有钱就可以进来。因此表面上看我们的高校录取率比一些发达国家的还要高，可是被录取的来的孩子，受文化基础限制，根本无法在高校学到真本事。家长的一辈子血汗积蓄，最后只买回个没有任何用的中国特色文凭，幻想破灭，不得不回到残酷的现实中面对贫穷。针对这类现象，美国当时的作法是，创造条件“把帮助的起点再提前”

　造成当时美国弱势群体无法享受高等教育优先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公立中学的低教学质量。虽然弱势群体的学生可以因为“优先照顾”进入大学，但他们此前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强势群体——要实现真正的公平，帮助的起点就要提前。

　1989年，一对美国夫妇发展了公民组织“美国援教”（Teach For America）。力图改变美国出身决定命运的现实。

　在二十多年间，“美国援教”共有过14000多名成员，他们大多和这对夫妇一样，在签订2年的服务合约之后，自愿到教育质量最差、最贫困、社会问题最多的社区任教。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给信心低落的“辍学工厂”带来了希望。尽管2/3的人会在2年服务期满后离开，进入其他行业，但他们以其他方式继续贡献——现在，“美国援教”每年接受来自高盛、谷歌、盖普等众多公司数以千万美元计的捐赠；还有1/3留了下来，成为教育改革的推动者。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形式，可是从来很难落到实处。基于体制的弊端免费师范生基本对于落后地区的教育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况且这种形式的救助周期长，难抵体制缺陷的冲销。因此，根据中国目前的城市生源骤减的现实，国家可以从公办校教师中择优到贫困地区与教育落后的地区支教2年（过去这种形式只针对西藏、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教师的工薪由原单位按本单位最高工薪待遇对待。没有经历过支教的教师，不得晋升为高级教师。此后，高级教师晋升接受社会监督，如果被举报查实哪个学校出现未支教就晋升高级教师的，当事教师取消晋升，并终生不得晋升为高级教师，当事校长，从此不得再担任任何政府部门的领导与公办校的任何领导职务。发现收受贿赂的，依法处置。

　想让每一个孩子接受公平的教育，改变出身决定命运的悲剧。就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对待落后地区的救助机制。如果说公立学校系统是“穷”孩子别无他选之下必须要吃的“大锅饭”，特许学校的设立就是给了他们选择“开小灶”的权利。在美国这类学校虽由政府按人头拨给教育经费，却交给私人经营，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据我国国情，这种学校应在社会监督下由民间福利组织经营，作为中国社会保障的补充，国家也可以按学生人头补贴，但除制定实际高于公办校教师待遇的规范化教职员工待遇标准外，不得进行行政干预。并由政府出资为每一个这种学校的教职员工购买最高标准的社会保险。让这种学校的教师退休后享受公办教师相同的退休待遇。

　这类学校的学生客观现实决定，他们不能按通常孩子的培养方式进行教育。之所以摆脱官方行政束缚，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就是要让这类学校进行行之有效的教育。美国的KIPP学校就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在休斯顿大本营的KIPP学校，见诸者会觉得这里更像一座“军营”，而不是公立学校：学校里井然有序，安静得出奇；教学楼里的柱子上写着“没有捷径！”的标语；不同肤色的孩子穿着统一的T恤，上面写着“2024班”——那是他们将进入大学的年份，从进入KIPP小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告知自己一定可以进入大学。中美国民素质虽然存在差异，可是教育模式还是可以借鉴的。每座城市（大城市的每个区）都应该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姑且名之曰：“砺志”学校。

　穷孩子的成长，受家庭影响的非常大，要扭转“穷孩子”的恶性循环，就要让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家庭的影响，通过“砺志”学校得到更多资源。

　美国的这种教育是成功的。“穷孩子”的命运确实被改变了：根据KIPP2011年4月发布的报告，89%的KIPP学生进入了大学。这些孩子大多是自己家庭中几代里第一个上大学的——KIPP的学生有95%是黑人或拉丁裔，85%来自低收入家庭，而全国平均来看，这样孩子100个里只有7个可以从大学毕业。中国有限的社会保障资源，投入在这上面，才是最能发挥效应的。

　“美国援教”和KIPP带来的“鲶鱼效应”，已经冲击了陈旧的公立学校体系，并引起联邦政府的行动：布什在2002年签署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要求各州政府追踪每一个孩子的阅读、科学与数学成绩，确保在2014年之前达到熟练水平，“没有一个人掉队”；而奥巴马上任后，干脆将联邦政府对于特许学校的拨款增加了一倍。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就是缺少这样的“鲶鱼”，靠自身自我割除毒瘤，没有点外部促进力量是很难奏效的。办好这种特许学校，也是对于公办校的一种鞭策，哪所公办校，要是还不如这样的特许学校，那校长就不能再在任何学校作校长，甚至不能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在更大的背景里，“让每一个孩子上大学”的目标正应对了美国人在全球分工时代的远大预见——公立学校系统曾经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劳工阶层，而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早已被转移出国，未来美国年轻人的目标应该是政治、商业、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在奥巴马上任之后，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在向新总统的联名信中写道：“奥巴马政府应该有打破成见的目标：在十年内让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上大学或获得职业教育，这将会给他们带来非比寻常的人生机会——在这样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我们中国，在叫嚣取代美国的同时，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教育的改革，完全应该应对这种发展方向。中国虽然不能保障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但却可以确立保障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有效的教育的体制。

有网友曾经劝笔者，你的这些想法虽然很好，可在严格排斥社会监督的体制下根本没有实行的可能。而实现有效的社会监督，必须取消新闻检查制度。最近我们对于一些传统媒体放开了一些，可是唯独明确时政要闻不在此列，必须继续接受官方严格审核。

　有效的社会监督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让所有公民对在公私单位领导岗位上的国民的违反政务公开程序行为的举报与评论享有刑事豁免权，不会因此再受警方任何形式的追捕，不再因此承担任何刑事责任。任何公私单位的领导，都必须正面回答舆论的质疑。没有阳光政务任何教育措施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