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做事功利性太强，有的为名，有的为利。至于结果常常不愿意去细想。前些时日，笔者就施舍现象写了《行善为人为己》、《儿童行乞现象的存在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挥霍善良》、《善举与社会问题》《“疲倦”的善良》等数篇文章。许多读者甚至都没有看完全部观点，就拿出传统“不以善小而不为”抨击之。还有的读者立即回帖说那不是他的耻辱。遇到有悖传统的观点不是去反思，而是拿出什么传统来反驳，这样的民族怎么进步呀！人类社会都是在否定过去中发展的。一个一遇到否定传统就不假思索地抨击的民族，只能踯躅在其他民族后面亦步亦趋。

　今天我要对现行的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的方式进行质疑，希望大家共同思考，来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机制，提高保障效率。虽然我们现在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达到欧美一般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水准，可是也绝不是当前社会保障与救助水平所能说得过去的。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适应，方式也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现行社会保障与救助方式，助长受助群体的懒惰与消极意识，不但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还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它必须具有勤劳的风气与创造性的观念。可是遍寻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因循守旧崇尚不劳而获的比比皆是，工作要做最轻的，挣钱要挣最多的。这里固然有传统的因素，但现行保障与救助模式也存在放大劣根性之嫌。

　首先，现行保障与救助模式管理混乱，滋生助长贪腐现象。对于捐助，我们的社会基本还处在无严密机制管理的状态。打着各式各样捐助旗号的搜刮愈演愈烈，各地方全神贯注地关注能够成为捐助理由“灾难”，甚至有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赤裸裸地宣称渴盼“灾害”。变相强行捐助成为一种各地敛财常态。赈灾，这么大个国家，几乎每年都要有灾害发生。即便国内没有灾难，外国的灾害也要捐赈。实在没有灾了，就助残。几乎所有捐款，都是不透明或者只有捐款数没有支出数的半透明。捐助没有文件，却有口头捐助指标与潜规则的惩戒。哪级领导要是完不成捐助任务，那就要领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力度。在官本位的当今社会，谁敢威胁领导的仕途，那必定会被“正法”。所以全国人民“被善良”得无可奈何。笔者多年来呼吁，要依据宪法设置组织捐助罪，捐助必须是个人行为，不能成为集体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介入他人捐助都是非法的，要承担刑事责任。捐助可作为个人隐私，除非捐助者自己愿意公示，否则任何组织与个人无权知晓。所有以捐助为前提条件的行政行为与商业行为都是非法的。

　捐助的组织者，必须是合法民间组织。各级政府直接或者间接介入捐助都是非法的，行政一把手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其上一级一把手必须辞职，并不能再承担任何行政一把手。政府对于捐助的职能，是监督民间合法福利组织落实捐助，依法保证民间合法福利组织落实捐助的透明度。民间合法福利组织必须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关于民间合法福利组织关于捐助的质疑无论属实与否都是合法的，民间合法福利组织只有澄清事实的义务，无权追究质疑者的责任。象中国红十字会那样本来就有着不良信誉记录的组织，对于社会的质疑“报警”、“保留追究法律责任”都是对于公权利的滥用，应该明确为违法行为，任何司法机构应该无权超越法律受理关于福利组织对于质疑者的法律追究。违法受理的，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这本是一个不难做到的事，可是即得利益群体利用体制缺陷从中作梗，使国民的爱心频频受到玷污。一个有社会良知的国民，应该疾呼通过完善捐助机制，保护国民残存的那点可怜的良知。

　其次，现行社会保障与救助方式有放大国人劣根之嫌。许多低保用户，前脚领到低保金，后脚就进了麻将馆。输掉低保金后，使家庭生活无法保障，然后不是到相关部门继续无理取闹就是偷盗公共财物，客观上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危机。这方面的问题早已经不是什么新课题，许多欧美国家的保障都是以生活必须品的形式落实在受保者身上的。比方说发放食品券，提供保障廉租房，以工代赈提供社保就业机会。我们的社会，一方面许多环境保护工作没有人做，公共设施无人养护，养老院、福利院工作缺口很大难以保障质量，市政公共工程层层转包难保质量，出现质量问题问责找不到具体人，植树长期流于形式成活率低得令世界惊诧，这些完全都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起来，作为社保职业提供给受保障的救助对象，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对于参与赌博的接受社保者，查获一次，就记入个诚信档案，就取消其领取社保的资格，由其家人领取。如果家里的成年人都参与赌博，就依法取消其对于少年儿童的监护权，由民政部门将这样的孩子送入公办贫民学校。交由民政部门福利院或者孩子所在学校代为监护。

　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还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质量，减轻政府负担，最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推崇勤劳改善生活质量的观念，表面上看政府可能财政负担大了一些，可是与收效比起来完全是“低投入高产出”，将综合治理与维稳的费用在这上面三分之一就能收到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这种社保就业机会，将使社会公共设施与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市政工程方面的腐败行为。以后，每个市政工程从投料到施工都要留下记录，出现问题逐级追究责任。建立社会诚信系统（现行条件下这很难，建立的诚信系统很难保证质量），每年没有出现福利岗位质量责任事故的，可以得到政府的年终食品与生活用品购物券奖励，并且逐年长工资。每十年没有出现福利岗位责任事故的，可以提高退休后的养老金一个等级。政府设置媒体监督下的福利岗位质量投诉电话与网站，公共媒体（电视、广播、网络）要每天及时公示投诉内容，如果被公示的投诉没有被理睬，或者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出现责任事故由工程组织方承担责任，不能记入个人质量责任事故档案。

　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的救助形式，可以提高社会保障质量。现在许多地方出现领取社会保障金的违规现象，一些生活富裕本来不够条件享受保障金的人员通过不正当渠道窃取保障金。真正困难的往往很难领到相应的保障金。改善后保障模式可以将食品与生活用品购物券与社保职业捆绑，不参加社保岗位的，不能领取食品与生活用品购物券。为了弥补可能存在的客观上不能从事社保职业的困难公民，政府可以开设公共食堂，对无能力解决吃饭问题的困难公民可以申请在公共食堂排队就餐（也可委托民间福利组织，利用部分民间捐助）。但这种食堂的伙食只能是一般地温饱与人体基本营养需求。伙食标准太高，将助长一些人占公共资源的便宜。对于完全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的公民如果骗取公共食堂的食物，要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将来在银行贷款、社会救济（再享受食品与生活用品购物券的发放要每周提供一次资格证明，并且接受民政部门与民间福利机构、媒体的联合的随机抽查）、社保就业都要受到限制。建议政府按城市方位建设廉租房，然后由民政部门与民间福利机构联合组成物业部门，物业管理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民政部门承担，人员由福利岗位上人员中选取。对于不符合廉租条件的要责令迁出或者取消廉租资格，收取惩罚性租金，并作为不良记录记入个诚信档案。没有不良信誉记录的，可以不用担保得到银行小额贷款。可以凭身份证从固定超市赊取一定量的食品等，以鼓励整个社会崇尚诚信。为防止相关部门滥用诚信侵害公民利益，诚信不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否定，一定是在明知故犯的情况才能记入个人诚信档案。比方说拖欠电费，必须是在当事人亲自接到通知（有当事人签字），又没有不可抗理由仍不能按时交纳的，方能作为不良记录记入诚信档案；

　调谐救助模式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中国人的纯朴是几千年的传统，只要生活上过得去就不会铤而走险。吃住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如果再配合相应的教育与医疗救助，会是极大缓释社会不良情绪。被戏称为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之一孩子的教育几乎影响到每一个家庭，而且耗期长，并日渐加重。工薪阶层如果不靠老人一生积蓄养老钱，或者灰色收入，根本无法同时承受这三个方面的压力。媒体中频频出现儿子遗弃重病的老人，父母遗弃久病的孩子等人伦惨剧，在“体制”二字犯忌的时代，这些悲剧根本无法唤醒国人对于社会深层次原因的反思，只能为大多数国人提供一种道德意淫的谴责话题，谴责的结果是人伦惨剧日渐增多。

　所以社会保障必须配套医疗与教育。至少我们现在应该给老人（60岁以上）与孩子（18岁以下，高中没有毕业的可以延续到高中毕业，复读时间不能计算在内）提供免费医疗。这不仅是发达国家，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做到的。中国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有世界奢侈品市场数一数二的消费群体，没有理由做不到。暂时做不到全民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应该开办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在内的贫民免费教育学校，国家要保证这类学校充足的教育投入，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如果孩子在受教育阶段，家庭条件有所改善，超过了国家救助标准，可以补交剩余学时的成本教育费用（因为刚刚改善的家庭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强势）继续就读。也可以转入其他学校的相同年级。分层次分步骤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与全民免费教育应该是中国继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不推翻“新三座大山”，十年内这两个目标实现不了，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改善救助模式旨在提倡通过劳动改善生活质量，摒弃落后的懒惰观念。个人所得税本来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社会，没有个人所得税的调谐，窜高的物价会抵销任何保障措施（国家应该对于奢侈品课以重商品税与进口税）。可是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完全违背国际通行的个人所得税初衷，将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纳入征税范畴，那些鹦鹉般的“喉舌”专家，用他们窃取的专家头衔欺世盗名，使时下中国专家的含金量降到国际上独具特色的冰点程度。把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挂在嘴边的专家们在个税改革方面却一反常态不与国际上向高收入阶层征重税接轨，大谈什么扩大对工薪阶层征税比重，降低对最高个人收入群体的税率，难怪许多专家言论的帖子后面经常出现“请说人话”跟帖。

　2011年5月18日来自中国人大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5月17日，已经提交的个税修正意见超过22万条，创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可是征求意见后和基本没有修改，只是把初级税率由百分之五改为百分之三，还弄出个什么公式，计算比原来的百分之五少交多少税。这不仅是一个征收多少税的问题，而是一种理念问题。个税设置的国际通行初衷就是减小贫富差距，将收入最高的群体作为主要征收对象，课以重税，也就是“杀富济贫”。可是我们的个税却始终不放弃将大多数工薪阶层作为征收对象。征求的意见中的绝大多数认为3000元的标准过低，可是最终标准仍然没有改，修改的百分五的初级税率根本就不是那22万条意见的主流。这种结果，极大地伤害了国人情感，使相当多的国丧失了对生活前途的自信心。

　一周立波秀节目中周立波根据石油涨价举的例子告诉国人一个道理，“国际惯例、中国国情”八个字几乎可解释所有中国现象。这样的社会怎能不滋生懒惰！现在全国正在大规模的调资，3000元的个税标准很快就会使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成为被征收对象。日渐炽烈的通胀会使实际贫富差距巨幅度拉大。也许那点税额真的对于工薪阶层没有多大实际影响，可是压在工薪阶层心头的精神负担却远远大于那几个税钱。征求意见而不一定程度地采纳对于民众的伤害是无法估算的。

　大家知道中国最早改革成功的深圳等特区，就是从特殊税收政策开始的。免税是养鸡取卵，可是现在的“个税”是等不及鸡养大就要连鸡带蛋一起吃掉。这对于国人通过勤劳改善生活质量的信心是毁灭性的打击。改革社会保障与救助方式最重要的是恢复国人勤劳改善生活质量的信心。只有从精神上唤醒国人，促使中国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