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导致两国民众自二战后空前地情绪对立。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感觉到这种民族情绪背后有较重的人为因素。我们姑且不谈中俄、中日历史问题对国人民族情绪的影响之差异。仅就国人对战争的观点做点深入浅出的探讨。
先说好战观念,以在役鹰派为代表的主战派。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有能力以武力捍卫国家主权。因此动辄叫嚣不惜以什么什么代价灭掉谁谁谁。先不说谁谁谁是否那么容易被打败,就说那“不惜的代价”,你征求谁的意见了?那些被“不惜的代价”们是否愿意?即便付出如此代价,能否打败对手?国人向来喜欢意淫,以为有钱了,就强大了。看来“夜郎”的基因仍深深地影响着国人的观念。古今中外,富裕者被打败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最富裕的朝代宋,几乎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说其终结了华夏文明也并非危言耸听。厓山以后无“中国”,只是国人不愿意面对的一种事实罢了。处在原始状态的哥特人打败了具有高度奴隶制文明的富人古罗马,更是一种鲜明的例证。
况且,中国富有吗?中国有钱,中国钱在哪呢?现代战争还是那种节衣缩食能够赢得胜利的战争么。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这两种观念我们恰恰都具备了。可却特色地该硬的时候不硬,不该硬的时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人上了钓鱼岛,日本人抓了上岛的中国人,明确地宣示了主权。可是日本人上了钓鱼岛,“非法”进了中国领土,中国却无可奈何。这怎么在同一层次上对决?国人的“让日本不长草”意淫,毫无意义的防空识别区,只给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制造中国威胁论,废除和平宪法,扩张武力的借口。这岂不是在帮助“中国”潜在的敌人强大。
本来可以通过非暴力形式达到目的的,却非要炫耀武力。日本经济如今已经与中国经济密不可分,我们纵然不能以官方的形式违背在世界上的承诺,可是民众是有选择的。如果我们中国人真的齐心,大家都不用日本商品,比打一场局部战争对日本的打击还要大。可事实呢,一边好战分子叫嚣要让日本不长草,一边日本的商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却稳步上升,赴日本旅游给日本人“送钱”的国人暴增。其中不乏那些叫嚣要让日本不长草的好战分子。真两国开战了,日本商品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就决定了胜负了。
也许有人要给国人算个账,还是不买(买不起与不买是两个概念)日本商品,不去日本旅游的国人多。不错,这是个事实。可是健忘的国人,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数亿中国人,被几个海上漂来的洋人打败的民族耻辱吧。也许你要说那时我们落后,可先进落后由什么来界定?
装备?装备不花钱吗?真要开战,外汇储备你拿得回来吗?指望那些本来可以通过节制个人欲望(不买日本商品,不去日本旅游)就能避免战争的有钱人?他们愿意把钱拿出来去赢得战争的胜利吗?他们的钱都在哪?即便他们愿意,他们的钱还拿得回来吗?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纪念日的国际和平大会,有百余国派代表参加,而中国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目前还只有俄罗斯、蒙古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答应前来(来不来还不确定)。真要一开战,中国的海外钱,中国人的海外钱都要被冻结。谁知道中国的钱与中国人的钱有多少在海外?有多少在国内?就看GDP比国人的收入翻着倍的增长,钱都在哪还用查么。
就算我们是受害者,可客观上绝对不是一个得“到”多助的受害者。人家通行的,我们要反对,岂能不孤立自己。钱虽然能够解决某些问题,特定时间内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可是绝不能在所有时间解决所有问题。要避免战争,就不能搞与世界其他国家都格格不入的“特色”。
战的路不通。如今世界,谁先挑起战争,谁就将“失道寡助”。人类历史上,首先挑起战争的大多没有好的结果。何况“老佛爷似的与万国宣战”。那个咱们视为依靠的俄罗斯,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让中国占过便宜。关键时刻,中国仍将是他们与西方世界讨价还价的筹码。
不想打,打不起。还一个劲地叫嚣要让人家不长草,要不惜什么什么代价。授人以口实,给自己身上平添了束缚的绳索。结果,人家照样挣中国人的钱壮大自己。照样开发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资源,在全世界都唯国民福祉是从的时代,我们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冷战模式上自我陶醉。
不打就和吧。和平向来是势均力敌的产物。可环顾周边环顾世界我们有什么筹码。这让我想起那个“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的大清朝两广总督叶铭琛。主和派有种观点,就是日本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大清朝覆灭一百余年了,客死他乡的叶大总督的幽灵还这么有影响力。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不是民主体制,而是民主形式。不要忘了,民主形式并非民主体制特权。当年希特勒发动战争、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得到本国民众举国认同的。什么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不过是国人的一种自我欺骗罢了。你以为德国与日本象我们天朝呢,几个反战分子就是能代表本国人民。日耳曼人的战车开上他国领土时,没有几个德国人认为有什么不应该;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妇女都积极投入军火生产,老妇人都身披绶带挨家挨户地动员日本男人为日本的未来而战。臭名昭著的日本慰安妇,最初是日本民间的自发组织。在广西,那场被日军人称为“玉碎”的战役中,在场的日本慰安妇拒绝脱离战场,而是裸体挂着炸弹上阵与中国军人同归于尽,为天皇尽忠。
原子弹下无冤魂。如今日本借助广岛原子弹轰炸70周年纪念日活动,把日本打扮成战争受害者,扇动民族情绪。这与希特勒当年扇动德国人雪“凡尔赛之耻”有什么两样。二战前的德国与日本,虽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可是他们发动战争的形式却是“特色民主决策”,德国纳粹与日本军部法西斯真的代表了本国的民意。
民主体制下发生战争的危险取决两种因素,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政治野心家。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很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原动力。不要忘了,二战时的德国与日本都是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走上战争轨道的。所以,民主国家不能发动战争是个伪命题。
民族主义情绪在政治野心家的利用下,即便在民主体制下,也能把一个国家推上战争轨道。这就是有着传统民族文化的民族的魔咒——国家利益。人类历史上,真正能够把国家信仰与国家利益分得清的只有美国。
1839年夏,关着53名非洲黑人的西班牙运奴船“阿米斯塔德号”行驶到古巴海岸不远处,遇上狂风暴雨。黑奴首领辛克带头造反,以武力控制了全船。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返回家园。可是黑奴们不懂得航海,他们强迫奴隶贩子送他们回家,可是奴隶贩子们白天往回返,晚上又开回来。“阿米斯塔德号”在美洲东海岸漂流两个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海岸被美国海军拦截。53名非洲人以谋杀船员的罪名被起诉。
此事件触发了一场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著名官司。这场官司,从任何现实、功利的角度看,那些奴隶都是必输的。国际上,与强大的西班牙帝国的关系是美国当时最需要考虑的国家利益。当时的美国范布伦政府不愿为一艘小船得罪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已经答应西班牙女王的要求将Amistad及船上的奴隶归还西班牙。法律上,几级法院的法官都是总统委任的,理应考虑政府的立场,特别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有五位是南方代表奴隶主利益的蓄奴州的。最关键的是,那些奴隶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任何美国人听的懂他们的语言,就是说,那些奴隶是哪里来的根本没人知道。如果美国人将他们交还西班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整件事情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认真的美国人硬是从大学里找来语言学家,弄明白从一到十的发音,到纽约黑人聚集区不断的念叨这十个数字,找到了会说这种语言的黑人来做翻译,弄清楚这五十三个奴隶是从西非的塞拉利昂来的。美国人请来一位前任总统JohnQuincy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为他们做律师。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为这些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甚至最开始都不知道来自何方的、没有任何地位和势力的陌生人争得了最后的自由,其代价是之后几十年与西班牙帝国关系的恶化,发生战争。尽管美西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但是当时处于弱势的美国,牺牲黑奴的利益把他们送还给西班牙,为美国赢得发展势力的时间,是最高的美国国家利益。
这场完全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官司,却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是如何虔诚地实践其国家理想的。当美国全力捍卫无力自卫的人的自由时,美国同时就向全世界宣示了其捍卫自由的坚定。当美国为无力发声人大声辩护之时,美国无疑已经证实了其国家的道义正当性。为保护善良的人不受欺凌,美国没有以国家利益推卸其义务。这是美利坚主体文明的取向。即便如此,在践行美国国家信仰时,由于具体执行人的素质,背离这种国家信仰的事仍时有发生。其他民主体制尚不如美国完善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人类文明还没有发展到“有理走遍天下”地步。现实中指望靠日本的民主体制避免战争还只能是某些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两次世界大战告诉世人,战争尤其是势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最好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那些大陆鹰派好战分子,根本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利益,不过是其政治“抱负”的反映罢了。平民百姓与他们的知情权不在同一档次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的何止钓鱼岛一处。其有选择地发声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