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间诗话话“教育地位”。
　　
　　2012年中国的教育投入4%的目标终于第一次达到了。那么中国教育地位相应提高了吗？
　　
　　办教育是要花钱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证明，教育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无可替代的动力。只有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才会忽视教育。现在，我们社会对教育忽视产生的恶果，严重制约了时下经济发展的后劲，成为滞缓经济增长的一个深刻意识根源。
　　
　　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用看什么欧美，我们近邻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日本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前还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岛国。可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不是象中国洋务派那样花巨额民脂民膏去购买什么西洋东东，而是倾全力发展教育。自130多年前，日本就每600名人口设立一所小学，而我们时至今日还要每3000来人才能有一所小学。在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将之当作远见卓识炫耀的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就确立了“一般人民者，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教育目标，140多年前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比我们早114年。普及义务教育比我们“中国特色”的“免费”义务教育早一百年。在我们为小学入学率99%自豪前90年，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就与英国比肩达到100%。
　　
　　我们从1949年前的20%的小学入学率，提升到99%用了51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初的1872年低于28%的小学入学率，提升到1910年以前小学入学率100%用了38年。但比我们早了90年。近代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中国输就输在教育上了。因为我们还在为不如日本一百年前的教育成绩而自豪，夜郎自大地蔑视日本。国人心态，似乎要发动一场吹牛战，把日本吹死。甲午战争的赔款，日本除了少部分用来发展海军，大部分用来发展教育。教育是日本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定性因素。日本之所以强大，因为日本人尊重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不惜折节向对手学习，然后超越征服。而我们看不起所有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全民的目光都盯大强大对手不足上，为自己的落后寻找心理平衡。以至于产生超越对手的幻觉，期战唤战意淫战败对手的快意。谁要是一提理性对待战争，就会被汉奸的大帽子压死。教育的差距，国民的素质由此可见一斑。
　　
　　教育的发展程度与人口多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没有必然关系，人口众多是一个为教育弊端狡辩的遮羞布。人口多少是针对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资源多少等因素相对而言的。世界人口密度、人均资源比中国少的国家比比皆是，其中不乏教育比中国办得好的。教育投入比中国高的更非罕见，贫穷的非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教育投入超过4%高于新中国教育投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教育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4％的投入是一个勉强和国际接轨的数字，严格说起来还接不上。占GDP比例4%的目标，无论从哪方面衡量，都是个低水平。联合国建议教育投入的标准是应占国家或地区GDP的6%。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4.1%，也就是说，GDP比例4%的教育投入，不仅距离发达国家非常遥远，而且还远远落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能和非洲国家乌干达这样的穷国相“媲美”。
　　
　　即便达到4%也低于毗邻印度的7.1%，韩国的7.03%。现代世界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中国制造无法向中国创造转变，关键的因素就是缺乏创新性人才。国外转让给中国的技术均是落后（在人家那落后，在咱们这先进）的技术，这种竞争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注定占不到便宜。
　　
　　教育经费利用率不高，对提高教育质量影响不大。重视教育在中国人决不是一个认识问题。看重对孩子的培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的固有观念里，有一个家庭必备开支单，教育开支是除吃喝之外的最大开支。即便穷乡僻壤的农民，为培养孩子，让他们不输在起跑线上，也不惜砸锅卖铁。然而，为什么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偏偏这么吝啬？而且，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还常常克扣、挪用、截留、抵顶教育经费。这完全是竭泽而渔的发展理念使然。
　　
　　2008年，审计署公布了对16个省份的54个县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审计情况显示，有46个县大量挤占挪用教育经费，这还不包括掩饰得好未被发现的。这些年利用教育乱收费要挟各级各类学校，“克扣、挪用、截留、抵顶教育经费”现象愈演愈烈甚嚣尘上。学校因为有乱收费的短处攥在上级手里，校长们的仕途命运受控于上级，也只能用乱收费维持，不敢追讨不到位的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的相当一大部分是用来改善增添教学设备。各级教育行政装备部门，利用手中权利，从中谋利。拨给学校的装备，常常不能如数到位，差额部分另作私用，由受拨学校报损。你不认同顶这个黑锅，就迟迟得不到装备。因为装备数量与学生实际数量不匹配，许多学校的实验室、语音室、微机室、阶梯教室只能妆点门面，应付检查。在择校造成学生相对集中情况下，许多学校演示实验都无法保证，只能用多媒体视频演示。
　　
　　助学补助成了社会救济。近年来国家投入相当数量的助学资金，用这部分钱救助困难学生没有错，可是在助学资金无法全覆盖的情况下，应该侧重“助学”效应，择优补助那些勤奋学习的学生。可是相当多的学校，按困难程度发放补助，许多学生虽然困难，却根本不学习。每天上学常常就是为了混学校补助的几顿饭，混学校的那几身校服，住学校的免费宿舍。一些努力学习的学生，虽然没有这部分学生家庭生活困难，但拮据的生活严重制约了孩子的学习效果，影响其成才。
　　
　　教育投入不稳定，难以产生持续的积极社会效果。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在本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可这个比例却在“八五”期间严重下滑。1995年滑到谷底，只有2．41％。成为世界上教育投入最低的国家之一。到2000年底开始缓慢爬升到2.87％，每年增长不到0.1个百分点，不足1995年GDP增长率10.5%的1%，1999年GDP增长率的七十分之一。1995年在10.5%的高GDP增长下，教育经费却下降到2.41%。1996年GDP增长9.6%，1997年增长8.8%，1998年增长7.8%，1999年增长7.1%，2000年增长8%。可教育经费投入却在国民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于2003年降为3．28％，2004年下降到2.79％。
　　
　　2010年发布的，有着“新教改”纲领性文件之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一次规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表态，要在自己任期结束之前“还上4%的账”。于是，过去两年，成为“4%”达标的主战场。在行政压力下，4%难免存在含金量不足现象。
　　
　　有迹象表明4%的教育投入可能存在空头支票现象。中国大陆的教育经费分两部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而地方财政除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达到或者超过标准外，其他大部分省市达不到。4%的目标里有相当一部分属地方财政的空头支票，在审查过程中玩特色游戏蒙混过关。教育的财政投入不稳定，增长缓慢，时常出现大幅度下降。这种缺乏连续性的增长，严重影响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2012年达到4%，不等于2013年也能达到。在达到世界先进国家学校的标准前，教育投入应随着国民经济保持同比例增长，这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目标。即便将来达到这个目标，也应该从提高教育质量的角度保持较高教育投入增长。
　　
　　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在本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到2000年达到4%的目标由此产生。提出这一目标的那个年代，曾有联合国教育官员说，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如贫困的乌干达”。
　　
　　中国教育的地位，反映着中国的发展潜力，决定着中国的发展方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政府都非常注重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在日本中学与小学建造，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几乎每所学校都是按着统一规格和标准来建造的。学校间的硬件、软件设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学校的教育经费完全是按照学生数量来折算的，校园设施也是按学生数来配备的。日本是一个人口密度大超越我们中国大陆的国家，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我们。可在日本成立学校的最低标准，是要有国际标准的足球场、蓝球场、网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那怕只有几个学生的学校，也必须具备这些设施才能够成为一所学校，公立学校差什么硬件设施，只要向政府申请，立即就可以批下来，日本学校的硬件设施可以说是世界一流。
　　
　　反过来看我们的社会，任何部门都可以挤占学校校园。中央关于禁止挤占校园的政策在利益的驱使下形同虚设。整合教育资源，本来可以利用学校间的兼并与国际接轨改善学校的低标准校园，可是却成了特权集团拍卖校园谋利的途径，甚至为了占据商业价值高的地段，以整合校园为名，强行把学校迁走，致使学校分布不合理，个别校园人满为患，七八十人的大班额现象在普遍存在（国家规定45人），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保证。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只是一个美丽的“海市蜃楼。教育的“战略地位”实际上是“略占（战）地位”。
　　
　　中国大陆的教育地位如何？反映着怎样的发展潜力？决定着怎样的发展方向？不言自明。这实在不能算是诗话，之所以用诗话来话，就是期望这些问题得到改善，给国民以希望，还孩子们一个合理的受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