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间诗话话“真话”
　　
　　最近看到一篇原发于乌有之乡，关于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所谓内幕的文章，文章作者以亲历者身份，抨击北京历史教师袁腾飞对此事的解说。
　　
　　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精华学校教师，人教版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编写者之一，曾参与北京市高考历史命题工作的袁腾飞，因以他幽默犀利灵活多变的授课语言向学生们传授历史知识，并以敢于触及特色禁区被某些大陆网友奉为“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他在公开场合讲述：“诺贝尔奖委员会曾给咱们发来邀请函，让咱们往上报，你有几个人能够获奖啊，应该有几个啊，报几个啊。单项奖，至多三个，我们报了二百多人，我们把研究所扫地的，做饭的，刷厕所的全报上去了。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只有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没有工人给你扫地，做饭，刷厕所，你臭知识分子你结晶什么牛啊你，结晶耗子去吧，就报上去了。那报上去了，那你想人家能批准吗？瑞典国王跟扫地的刷厕所的握手？你侮辱的是瑞典民族！对吧！那咱这事就吹了。”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的薛攀皋研究员，在2005年9月16日的《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的文章，叙述了申报过程。抨击袁腾飞此说：“袁腾飞的说法是对当年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恶意污蔑与诽谤吗？袁腾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根本不能理解我国优秀科学家们的集体主义崇高精神，他的这番谎言只能充分暴露他个人主义的渺小灵魂！特别是他最后那句‘瑞典国王跟扫地的刷厕所的握手？你侮辱的是瑞典民族’，更是对劳动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不可容忍的极大侮辱！”
　　
　　近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原创科研成果只有某些生物技术在世界上还能拿得出手。中国是唯一加入世界基因组计划的发展中国家。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研成果，堪称生物学界的重大突破。也是唯一有实力问鼎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那么袁腾飞与薛皋谁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们太多的国家机密，许多事情我们无法知道其真实的内幕。就让我们就文论文，鸡蛋里挑挑骨头，看看他们能否自圆其说。
　　
　　薛皋副主任说，袁腾飞的说法是对当年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恶意污蔑与诽谤吗？有点头脑的读者会从文中看出，“袁说”是嘲讽至今弊端重重的科研体制，指的是“申报”。那么袁所提到的“报了二百多人”，向上早申报的是谁？是参加科研的科技工作者？当时我们国家还是公有制大一统，参加科研的科技工作者根本没有这个权力，而是当时的领导们。所以即便袁的说法构成诽谤，也不是对参加此项目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的诽谤。而是抨击我们国家至今仍然存在的科研单位外行行政领导操控干扰科研工作，霸占科研成果的现象。
　　
　　许多科研成果，都必须把本单位领导报为主要研究者，真正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至多是个参与者。主要荣誉都是领导的，否则以后你也就不要再想从事什么科研工作，或者有项目也不用想得到科研经费。你不把领导摆在你前面，领导自然不会说你不行，而是会重用你到“更重要”的岗位。例如看个门，这可是关系到全单位的同事生命安全的岗位，多么重要呀！或者调你到某个科研（非你专攻的）项目组充实力量，待到要出成果时，再调你去其他项目组充实力量。压制你晋升职称，你就得不到科研经费。现实中类此事例比比皆是。
　　
　　科研条件是公有的，也就是领导掌控的资源，怎么用谁来用都是领导说了算。你有本事，没有科研条件，你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你不得不屈服。即便本科研机构长期不出科研成果，那也是科研人员本事不济，领导照当，待遇不会有半点减少。再说科研工作本就不是短期内能够出成果的，领导们有的是理由解释不出科研成果的现象。
　　
　　当今的干部体制，说任人为贤，凭工作能力就能晋升为领导，有多少人相信，读者朋友自己理解吧。其实，薛领导的观点是现行社会特权阶层惯用的伎俩。玩一个简单偷换概念的逻辑把戏。用“广大科技工作者”偷换掉弊端重重的科研体制，偷换掉霸占科技工作者辛劳成果的特权阶层，被特色久了不愿意思考的国人看了自然会认为其观点合理，是诽谤。如果袁的观点指的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那是诽谤。可是“袁说”并非针对不谙世事只知道钻研业务的广大科研工作者，掌控科研资源的特权阶层霸占科研人员成果的现象非常普遍人所共知，这是实事求是，还是诽谤？
　　
　　薛说袁的观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袁嘲讽的是“申报问题”，薛所指的君子，显然是申报者。那些利用手中的权利霸占科研工作者劳动成果的人能称君子吗？小人，一般指不道德的人，庸俗的人。袁指责那些利用手中权利霸占他人劳动成果的权贵们难道不道德？既然没有不道德，又何来小人之说呢！
　　
　　薛以为袁“不理解我国优秀科学家们的集体主义崇高精神”。所谓“不理解集体主义精神”，就是指不理解领导霸占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的现象，没有人家的正确领导你能研究出来科研成果么！正常有良知人能够理解这种强盗都不如的行为吗？能够理解才是真正的小人。纵然不能说所有科研单位的领导都霸占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可此现象普遍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领导遇到此类荣誉都没有非分之想，都挖空心思把荣誉让给属下辛勤劳动的科技工作者，让荣誉实至名归之间哪个是谎言？袁的一些说法笔者亦不赞成，他的一些观点也确有不严谨之处，可他那种不畏权贵独立思考的精神渺小吗？那什么是高大？是特权吗？
　　
　　所谓“集体主义精神”，无非是对此类特权行为的狡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科研工作需要合作，可不是种地、兴修水利之类的群体性合作。1965年就出来的科技成果，到1978年还没有弄明白谁是主要研究者。纲举目张，倘若真的如此混乱，这样的科研合作怎么可能出成果。上报“二百多人”申请诺奖或许不实，可是在申报的层层筛选过程里又何止二百人。其中有多少人是象“做饭的，扫地的，刷厕所的”与人工合成胰岛素无关之人。不错，他们的服务也是对科研工作的贡献也值得肯定，可那不是科研成果。诺奖是奖励那些重大世界顶级科研成果的直接研究者，你就是有一百人，有一千人，一万人参与，也需要几个主要研究者把这些成果汇集得出结论。把抨击霸占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解释为“不理解”同样是玩偷换概念的把戏。用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合作，偷换掉这种“霸占”，人们自然会支持这种观点，觉袁的说法得不合理了，科研合作难道不是集体主义精神。可袁所嘲讽的是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吗？
　　
　　至于“对劳动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不可容忍的极大侮辱！”是以同样的逻辑在误导民众，“做饭的，扫地的，刷厕所的”是形势所迫使用的借喻。“做饭的，扫地的，刷厕所的”是喻指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的权贵们，嘲讽他们霸占他人劳动成果，沽名钓誉是“对劳动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极大污辱”？那些霸占他人劳动成果的特权群体能代表中华民族吗？但袁对劳动人民的大不敬还是有的，用“做饭的，扫地的，刷厕所的”喻指特权集团，表达对特权集团蔑视，确有对劳动人民大不敬之嫌。
　　
　　笔者不怀疑薛领导所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基本过程的真实性，可是他不可避免地特色掉了其中佐证袁观点的部分。将袁对科技体制弊端的抨击，转移到辛勤工作的科技工作者身上，如果这不是一种故意，那才是真正的小人行为，才是有良知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许多科研领域都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在钻研。科研成果出来不马上申报，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所取代超越。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专利意识，科学技术在相当多的国人眼里，尤其是权贵们眼里还只是一种工具，咱们那现代唯一自豪的原创成果出来后十多年没有总结抢占此领域的世界高地，将有多少新的此领域的科研成果出台！
　　
　　无缘诺奖，是长期“白专道路、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泥腿子们蔑视知识分子观念的结果，是束缚科技工作者创造力的特色科研体制所致。也许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研成果与诺奖失之交臂同“申诺”本身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科研体制的弊端的确仍然存在。每年大量的科研经费不能用在科研上，论资排辈压制年轻的科研人员晋升职称，让许多有创造能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得不到科研经费，宝贵的智力资源被大量荒废。许多教授、导师利用手中掌握的科研资源，常常把自己学生的科研成果窃为己有，而学生们为了能够顺利毕业获得学位，为了眼前利益不得不无奈地为人作嫁。
　　
　　在特色中国，知识与道德往往不能集于一身。许多教授、导师不是“关系资格”就是“资历资格（论资排辈）”，即便有些是凭本事获得这些资格的也往往长年吃老本，多年不再出自己的成果。霸占学生研究成果的现象比较普遍。1965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连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种档次的原创成果都基本没有再出现过。无缘诺奖解释为西方歧视。却拿不出些世界顶级科研成果来印证这种歧视。袁的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申诺”的嘲讽，正是对这种科研体制的反思。
　　
　　什么样杰出的人也无法在特色体制下幸免。钱学森老人回国后就一直对使其成为人类卓越人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教育理念三缄其口，甚至为了迎合伟大领袖在其陌生的农业领域对亩产万斤荒唐观点推波助澜。并在惨痛的历史教训面前为自己狡辩，直到20世纪末还坚持其亩产万斤的推算。他作为一个接受美国系统现代科学教育的科学家，不会不懂得科学的严谨性。即便他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涉猎广泛，也没有理由在全国疯狂以亩产万斤效忠的年代，无视农业的发展水平，公开表达什么“展望”，且事后不能秉承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作“展望”说明。他不会不懂得他所狡辩的“展望”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意为着什么。
　　
　　钱学森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力学与航天工业的奠基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倡导者，其对祖国与中华民族的功勋是卓著的。可是在特色中国他也无法洁身自好。他本可以一个严谨科学家的境界，用一个伟大的道歉为其壮丽而伟大的一生续写一个圆满的结尾，然而他终未能跳出人性的局限。在临终前，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他才表达了他对美国创新教育理念的赞赏与对中国教育的期望。他讲到他的导师冯•卡门的观点：“有没有创新，取决于有没有创新的思想”。美国之所以创造了二十世纪绝大部分科研成果，是与美国人的创新理念与美国科学先驱的胸怀分不开的。
　　
　　当科学发展滞缓，当一个社会陷入困境，这说明现有的观念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了。能够促进发展的只有新的理念。所以，一个因循守旧排斥新观念的社会，是注定没有活力的。在我们的社会，年轻人要是提出否定成论的观点，就会被普遍视为不知天高地厚，被视为幼稚，被视为不懂得尊敬师长的道德缺失。国人长期复述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却始终无法真正理解这句话的真谛。即便有点修养的，也得在自己的行为与观点被充分肯定后才能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更多的人将会把这视为叫板污辱，然后会不择手段倾力打压。因此面对师长，往往明知不对也得瞪着眼睛说瞎话。
　　
　　某校长到美国“考察”，亲眼目睹了一次美国人的选举与讨论，参与者都面对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争论之激烈毫不逊色于华人。可是会议结束后，其中两位刚才还观点对立，给对方投了反对票的美国人参与了接待考察的活动，中方代表介绍他们二位是好友。两人在接待活动中自始至终都笑容可掬，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惺惺作态来。会上的那脸红脖子粗的争论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后，此校长对在美国多年的中方代表说：“美国人太能装了，明明势不两立，却装得那么友好，演技高超得天衣无缝”，中方代表告诉该校长，美国人就这样，他们不是装的，他们观点不同，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许多同一个家庭的美国人，观点也不一致。在选举中因为选举对象不同时常争论，可是生活依然和谐。在美国从政只是一种工作，而且不是很令人羡慕的工作。做不上这个工作，还可以做其他工作。不同于在中国，从政有许多岗位利益与灰色收入，你不赞同对方的观点，给对方投反对票，就等于剥夺了对方的切实巨大利益。所以彼此间会从此形同陌路势不两立。此校长回国后感慨道，去了趟美国感受最真切的就是美国人的真实。过去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一下子都明晰了。
　　
　　一个问题严重的社会，没有哪个领域能够独立于这个社会之外。狭隘、愚昧、自私的观念更是无孔不入。孩子们从小就锻炼说假话，长大了就把假说得炉火纯青了。比方说迎接上级检查，明明刚收过不该收的费用，明明许多该上的课都没有上，连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都不用教就会对检查人员说从来不收费，没有上的课都在正常上。至于敢怀疑老师那就更被视为大逆不道。即便老师在课堂上讲错了，学生也不敢直接讲出来。否则大多数老师会恼羞成怒，轻则辩解，重则给学生点欲加之罪严惩不贷。
　　
　　一次课堂上，有位同学问教科书里有没有假的（内容），笔者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其他同学就七嘴八舌嘲笑道：“教科书里怎么会有假的呢！”。这个同学说他在他父亲用过的历史书里看到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总是节节败退，不抗日只打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正面战场，更没有什么台儿庄大捷，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可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却来抢夺共产党的抗日果实。到底是咱们现在的教科书里说的是真实的，还是以前的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其他同学听了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现在的书里讲的是真的了。这个同学不服气地说，那就是说教科书里也可能有假的了。
　　
　　那堂课学生们争论了一节课。在学生期盼的目光下，笔者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能告诉学生什么呢？告诉学生不能说实话的苦衷，那还不如以实相告呢。可要是如实相告，学生继续问下去该怎么回答呢！临近下课，笔者对学生们说，这位同学能够冲破书本的束缚独立思考，说明他有着强烈求知欲，老师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骄傲。待老师课后查阅资料，再与你就此问题作私下里的进一步交流。
　　
　　可能许多老师都面对过这种尴尬。给学生讲特色观念，过不了心理这道坎。直言相告，若传到上级耳朵里，遇到一个进取心强的领导，轻则会让自己再上不了讲台，重则可能会丢掉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