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当今的农民的确比过去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了。可是这种幸福却未能惠及所有农民。偏远地区的大部分农民仍未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西部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重庆直辖的农村，有的甚至只距离重庆这个经济发展中心不足百公里，状况就是天壤之别。如今农民幸福不均衡，其主要是靠卖土地来幸福的。而高价位占地多发生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社会主义的雨露很难恩泽西部以及东北、中部的偏远地区的农民。那里的农民生活基本没有与取消农业税之前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少数的甚至还出现了恶化。

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补贴，经过特色体制到农民手里的基本无法对农民生活的改善起到多大帮助。虽然我们国家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了，可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还在世界一百名左右，仍然是个穷国。国家有限的财力无法对贫困地区的农村经济发挥作用，反到填满了公仆们的口袋，拉大了这些地区的贫富差距，激化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那么“发达”地区的农民幸福能够长久吗？我想滋生此种质疑的不会是个别现象。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笔者想起一句新中国的名言：“要相信组织，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走一个坏人。放没放走坏人世人无从得知，可是平反的历史冤案之多至少说明，好人是冤枉得不少。革命早期历次肃反，被以反革命名义处决的，常常超过同期为革命牺牲在敌人手里的数量。当人们知晓历史真相时，方懂得“颜色恐怖”并非是单一的。远的不说了，战争年代斗争残酷，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可是和平时期的诸如文革之类的历次运动中，蒙冤致死的人数之多大概可以与前苏联相媲美了。苏联解体之后，发现前苏联时期的万人坑星罗棋布（见《苏联往事》），远远多于日本人在中国留下的万人坑。以恐怖对恐怖在特定历史时期或许情有可原，可是以恐怖对待没有触犯刑律的国民，却无论如何也与人类文明靠不上边”。当那些相信组织的人被冤枉地定性后，再去找那所谓的组织，才发现怎么也找不到。数十年后，人们才发现原来那所谓的组织不过是某些人的意志而已。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与本文主题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如果大家思考一下时下公信力的缺失，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特定阶段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存在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下，至今广大的农民仍在“被平等”。同样的意外事故，农民得到的赔偿，“法定”的就与同一事故中的城镇人口存在巨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农民在公仆们的意识里已经固化为社会的最底层，牺牲农民利益的发展思维仍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人口大国的现实与日益强化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念也让这种模式成为了不二的选择。改革开放的后期，杀鸡取卵的“土地经济”改变了部分农民的命运，加速了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可是埋下的隐患也时刻在威胁着发展中的中国。

农民问题与当今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三十多年来，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是低科技含量的消耗资源的发展模式。本市的一家木器厂，改革开放之前与改革开放之初，长期亏损。后来一家台湾老板被招商引资来开始经营这家厂子。结果亏损得快倒闭的厂子几乎是瞬间就开始赢利，工人的工资甚至高达本地其他行业最高工资的二倍，政府也有了税收。一时间，曾经清冷的厂子开始倍受关注，进入这血汗工厂成了人们的追崇。许多工人没日没夜地干，常常因为劳累在工作中被机器致残而得不到抚恤。其实就其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而言，他们挣的并不比其他行业高多少，只是其他行业你就是愿意如此卖力气也没有机会挣到这些钱。可是，工人们发现老板让他们生产的家具非常笨重，都是些民间款式的普通家具，只不过厚重粗糙。奇怪的是却能出口到加拿大。后来知情人士披露，当时国家对于木材出口有严格限制，而且税也较重，高档家具出口税也非常高。可是对于普通家具的出口却只有较低的税。资方是把这种厚重的家具出口到加拿大后，再拆为原料，重新加工成高档家具转卖到世界各地。就这样大量宝贵的木材流失到国外。

类似的招商引资，占改革开放后全国招商引资的绝大部分。所谓合资企业，人家用来投资的，大部分是品牌、专利技术等非物质投入。可以说，最近这三十多年，全世界都在用中国的资源发展，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尽管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要改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可是被阉割了思想功能的中国劳动者拿什么来创造？创造性被毁掉容易，想恢复却是一个长期繁重的任务。

儿卖爷田不心痛。这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的许多不可再生资源几乎挥霍殆尽。低科技含量的制造业丧失了资源依托，是很难持久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自杀性发展，已经对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即便没有大量的特色资产流出国外，要治理这种发展后遗症，也会略感力不从心。

中国入世以后，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影响，已经难以再象上个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靠行政手段来独善其身了。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悄悄地丧失，即便靠强权剥夺工人反抗剥削的权利，继续迫使国民作出牺牲，也阻挡不了劳动力优势灭失的大趋势。如今一个没有任何技术的力工，包吃包住日工资也在一百元以上，稍稍有点劳动技艺的如瓦工等包吃包住也得日薪三百元以上，并且奇缺。远远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工薪。甚至超过笔者这个有着二十多年教龄的老九的日工薪。此局面是由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上个世纪末受特权阶层操控的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异军突起，这个行业尽管长期推动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弊端也是无法回避的。房地产业对于土地的需求量激增，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18亿亩农业生产土地的底线频频被突破，大量的农民丧失了赖以谋生的土地。

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与农业生产力提高导致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使农村土地在被房地产业挤占的同时，还出现了土地迅速高度集中的现象，央视10月7日的《新闻联播》报道了对一个种500亩土地的农民的采访，其自曝年收入20余万。媒体还曾报道某一农民家里种地面积是12000亩，仅仅农用机械的价值就达1300万元。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已经比较普遍，媒体报道有的村子已经成了空村，只剩下老弱妇孺。笔者前不久到本地一种水田的村子，整个村子只剩下十几个老人与孩子，各家都在空着，如果与村里的人认识，住谁家都可以，给看着房子就行，不用交什么房费。

土地高度集中使得由于农业生产力提高而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组成的农民工群体迅速膨胀，除了已经转为市民的农民，实际上的农民工数量仍然数以亿计。这些年由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调整，许多农民已经放弃农转非，发达地区有的甚至出现走后门将自己的市民身份转为农民，以获取土地与国家政策资助的现象。我们国家在统计农民工时通常用铁路春运等高峰流量来计算，可是许多农民工已经在城市有了临时居住地，经济发展导致的节日观念的转变，使得服务行业节假日繁忙，一些从事服务行业包吃包住的农民工为了节日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回家过年，运输高峰流量中的那些农民工多数是从事建筑业等没有技术含量或者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农民工，他们只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一部分。因此有关学者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结合农民工就业状况，估计实际的农民工数量在两亿与三亿之间，甚至更多。

农民工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城市出现过年农民工回家过年，导致服务行业局部瘫痪的现象。城市里的脏累低工薪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大多数由农民工来承担，他们一方面以农民身份享受国家政策补贴，一方面以农民工身份生活在城市抢占就业岗位。

综上所述，资源经济无法持久已经出现低靡状态，缺乏科技含量的中国制造业受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缺乏竞争力或将丧失部分市场或以亏损维持。过去我们在国际上，为了抢占市场多数商品只有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微利，这严重违背国际通行的商业经济规律，在国内这就叫不正当竞争，在国际上就叫中国特色。因此，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后，我们的出口经济缺乏竞争空间，几乎没有竞争力。国际定单的减少与取消，已经让我们许多出口企业倒闭或转行。作为第二产业工业疲软，工人的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第一产业的农业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尽管国家大量输血，短时间内仍无法抹平城乡差别，对拉动内需产生作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基本都是收入最低的群体，近年来工薪虽有所提高，可是去掉通胀抵销也无法促进内需。那么，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为，也必将全行业出现萎缩。

“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业形成了今天的土地经济模式。特权体制使中国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房价飞涨，其使用价值严重背离其自身的价值。这种现象是不可能长久的。一些既得利益阶层，虽然懂得这个道理，可也看出国内经济无法逆转的颓势，于是杀鸡取卵地自杀性推进房地产业在不归路上疾驰，以最后捞一把为自己准备“后事”。国家的调控政策因为实行的太晚，实际上并没有对遏制房地产投机发挥多大的作用，致使房地产业泡沫已经到了破灭后亦将淹没整个行业甚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地步。

目前，中国的市场购买力急剧下滑。通胀速度已经让消费者心理购买力下降到桶底。少数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因为已经改善了居住条件，市区内的密集型建筑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对于生活条件继续改善的需求，城市里的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的空间已经不大，加之看到房地产业的这种颓势，多观望不前。而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民众已无力接受目前的房价，对于非本质性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也不十分强烈，所以房地产业的拐点已经到来。这一点许多有识之士大概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可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随着房地产业泡沫的破灭，数以亿计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就将成为失业者，他们与那些从事城市服务行业的农民工早已放弃农业生产，其土地或被占，或转包，或已卖，已经丧失了依靠土地谋生条件。在城里没有工作，回家没有地种，生活很快会在高通胀面前陷入绝境。

如今已经不是大跃进的年代，宁肯饿死也隐忍不发。想想几亿人没有吃的，没有生活来源，我们这点家底即使都拿来救济，能维持多久？在公信力几乎完全丧失的今天，此危机一但暴发，玉石俱焚。其破坏力要远远大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日前笔者一篇《妥协之于发展》就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警告即得利益阶层，救中国就是救你们自己。搂足了跑路只是幻想。除非你能跑出地球，否则中国以外没有你们的安身之地。能够侥幸逃到国外的无论是贪官，还是暴发户，未来都是暗淡的。贪官们，昨天卡扎菲与他的儿女们被通缉，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明天说不定哪个对民众犯下罪行的人要被通缉。今天的世界，滚滚民主洪流已经势不可挡，与民众妥协谋求共同发展，是唯一的出路。即便你们逃脱了制裁，想与那些暴发户们靠窃取的财富在国外谋生，也是很困难。因为那个世界，中国的特色规则行不通。你们那点外财，甚至不够在文明社会交“学费”的。

农民的幸福只是昙花一现，就是那些靠卖了土地暴富的农民，那点卖地钱也不够你们进城交“学费”的。或许等你们真正融入城市，那点卖地钱已经挥霍殆尽。你们可能成为新的城市贫民，甚至可能贫穷的不如在农村时。所以暴富的农民，尤其靠卖地暴富的农民，你们仍是穷人，政策偏得不过如乞丐要到几顿美味佳肴罢了。可吃过后，又当如何呢。如果你们没有谋生的本事，是甩不掉贫穷帽子的。脱贫致富需要循序渐进。

当经济危机一但来临，国家对于农村的政策补贴即刻丧失（即便仍保留在高通胀面前也形同虚设）。所以农民兄弟们，只有劳动，只有勤奋的劳动才是真正可靠的生活来源。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可这是一个渐进过程，目前失去土地，无论是主动扔掉，还是被动失去，都可能是恶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