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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里不好过，宫廷里也休想太平”【图文】

已有 2011 次阅读2010-12-12 12:10 |个人分类:社会写真分享到微信

“茅屋里不好过，宫廷里也休想太平”

李悔之——答网友东海水手

一、我的“哈姆雷特之问”

东海水手：

李先生，这些天读了您的《王长江、王占阳的改革思路果真“求真务实”吗？》和《再谈“大原则”和“大方向”绝不能错》两文。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思考。不过，也有些疑问想请教您。这里，我首先要对您关于——“我今年五十周岁，为之奋斗十年，到了六十周岁之时如果仍然看不到中国民主转型曙光在即，我将自戕以警国人！因为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条件下，我无脸活在这块土地上。请今天看到此文的中国人记住我的话”这席话表示异议和强烈反对，请您收回这番话。原因是：您要记住鲁迅的话：在中国，可是挪动一张桌子都在流血的。希望在十年时间里看到“中国民主转型曙光在即”，我看极难。改变中国，要靠整体的力量的推动，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微小的。如果您尽了自己努力，到时仍然看不到“转型曙光在即”，您又为何要自责和羞愧？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如果您选择自“自戕”，不但对不能您的亲人，也不对起一直以来支持您的朋友啊。还有，个人的死能唤醒国人，唤醒一个民族吗？——牛虻的死唤醒了他的同胞吗，陈天华、谭嗣同的死又唤醒国人了吗？再者，您这样说，是不是不自信、不成熟的表现？

李悔之：

首先，我要由衷感谢您对我的同胞之爱。这几天，我收到很多网友的留言和来信，他们跟您的观点都大同小异。不过，我说出的话决不会收回。因为我这一决定，是近年来经过痛苦思考而作出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去年我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书面采访时，便说出了类似的表态。同样在去年十月左右，我在给佛山杨河源君的信中，也作出过这样的表态。

东海水手：您能否具体地谈谈为什么要下如此决心的思想经过吗？

李悔之：要谈这思想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这里，我只能简略地谈谈:

再过二十多天，很快我就满五十一周岁了。在这大半辈子期间，“活着，还是死去”这一“哈姆雷特”之问，曾经有三次差点使我最终走向死亡之路。能活到五十岁，自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剩下的，都是“赚”的了。

我是农历1959年11月28日出生的——这一年，我们这个近千人的村里，共出生了四个小孩，我是其中之一。我在那个年代能最终活下来，是一个奇迹。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因为粮食奇缺，我出生后基本没吃过奶水。我之所以最终能活下来，完全得力于生活比较富有的外公、姥姥施之援手。

我的第一次“哈姆雷特之问”，发生在不满十四周岁那年——这一年我初中毕业了，各科成绩一直名列第一的我，视读高中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然而，结果却如此残酷无情：那一年，因受北京中关村小学黄帅的“反潮流”事件影响，升高中取消了传统的考试制度，而采用学校、大队、公社三级“革委会”推荐的办法推荐家庭出身好的所谓“又红又专”的学生直接升高中。而我呢？虽然出身“贫下中农”，而因父亲曾经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响应蒋委员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了中国抗日远征军，在新38师孙立人将军部队服役。在穿越印度野人山时差点丧命。父亲这段光荣历史，不但没有得到“新社会”的肯定，反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理所当然成了“坏分子家属”，诚然也就不符合“又红又专”的条件。所以，我班有五个升高中的名额，最终全给了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当班主任宣布升高中同学名单，和学校“革委会”要其他学生“回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定之后，经受不住打击的我，不禁当着几十名同学的面痛哭失声……

朋友，或许你会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也承认，爱哭的男人是没出息的。但我想解释的是：我那时还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小孩！还不是“大丈夫”！还有，面对当时可怕的贫困现实，我心头一直燃烧着这样一个强烈的理想：我一定要发愤读书，上高中，上大学。然后像成为吃“公粮”的人——甚至幻想将来在“解放”美国和全人类之后，成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到美国和其它国家帮助当地的“贫下中农”搞“土改”……正因为如此，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不但十分勤奋读书，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同时，家庭出身有“污点”的我，响应“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号召，积极“向党靠和政府靠拢”。一直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艺演出队）的主要演员……所以，当得知自己从此不能再上学之时，只是孩子的我，怎经得起理想幻灭的沉重打击？

然而，班主任不但不安慰我，还当场批评我“资产阶级人生观十分严重”、“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流毒”等等……回家后，军人出身，“望子成龙”心切、同时又性格暴戾的父亲，不但不安慰鼓励我，而是不问原由无端斥责我，冲我发脾气……只有忧心忡忡的母亲含泪劝慰我。这晚，我没有吃饭，蜷缩在阁楼的床上痛哭、沉默，然后迷迷糊糊睡去……毕竟才不满十四周岁，没有太强的“忍辱负重”能力。

从此，未满十四周岁的我，便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位“社员”——或扛着锄头下田，或跟着成年人上山伐木砍柴……

东海水手：

真是不堪回首的历史。十四周岁不到，便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可悲啊。还有，原来腐败从那时就开始了。

李悔之：

我从小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孩子，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就非常喜欢阅读各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虽然自已家庭有“污点”，父亲经常被批揪斗，但却对共产主义充满憧憬和幻想。因此，在思想上“积极向党和政府靠拢”。然而，无情的严酷现实却过早地碾碎了我的少年之梦。

记得有一次，因为不堪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病倒了。病中，我从一位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查理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几天的阅读时间中，我有时被书中的情境感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又悲不自禁，失声哭泣——不幸的少年大卫·科波菲尔虽然也历经太多不幸，但他身边却有严厉却又慈善的姨婆，善良的辟果提，温柔多情的艾妮斯……等等充满爱心的亲友。正是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和关爱，使一度失学的大卫·科波菲尔疗治心灵的创伤，并在婆姨的资助下受到良好的教育，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虽然这是小说，但极富理想主义的我，却浮想联翩，痛不欲生起来——因为现实反差太大了，严酷的政治现实；沉重的体力劳动；看到不边的苦难生活；父亲不近情理的责怨……除了母亲可怜的眼泪之外，没有任何亲友抚慰和开导我。如此恶劣的“人文关怀”环境，令我大脑中塞满了“活着，还是死去”这一“哈姆雷特”之问——虽然那时还没有读莎士比亚，但，“活着，还是死去”这一点却“无师自通”。为此，有一次我一气吃了一瓶“安眠药”，但“不幸”的是：我“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阴谋”，最后被母亲及早发现而“破产”了。为此又遭到父亲一通严厉的痛斥……

少年时代的痛苦是令我终生刻骨铭心的。上月在北戴河，当我向好友谈起这一往事时，自认为坚强的我，仍然不禁几度悲沧哽咽……

东海水手：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我读过很多这方面的“伤痕文学”作品，对你的痛苦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李悔之：初中毕业的五年之后，又一次严重的打击降临在我头上：在公社的“挖沟改土专业队”里，我与同在“专业队”的一位邻村姑娘恋爱上了。哈，那时的小李已长成一米七三个头，姑娘一米六多，身体匀称，端庄大方。两人站在一起，人人都称是天生一对。我们一度爱得死去活来，并立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然而，因为对方父母嫌我家境太穷，用十分极端的手段棒打鸳鸯。为此，我与她曾经决心殉情自杀。然而，最后双方都经不住各自父母的泪水苦劝，忍痛分手了。结果她被迫嫁给了一位相貌丑陋、但吃“国家粮”的供销社售货员。而我呢？不久与一位比我大两周岁的女人结了婚——原因一是太穷，二是太穷，三还是太穷！

东海水手：为什么你不反对，而是如此迁就驯从父母的意见？

李悔之：在那个极贫穷，连饭也吃不饱的时代，在那个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时代，一位深山沟里的穷家子弟，除了驯从父母的意愿，你能有其它选择吗？你知道那时贫困到什么程度吗？——姑娘明天要来家“相亲”了，我还与父亲同一张床睡——因为没有房子！最后借了我三叔一间房，才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朋友，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你能有更多的选择吗？何况，自从失去上高中的机会之后，我的思想一直处于极度的迷茫和困惑之中，连轻生的念头都有过。再加上初恋失败的痛苦经历，使我在昏昏噩噩之中无条件驯从了命运的安排。

朋友，少年失学，青年被“拉郎配”，还有什么比这样打击更严重的呢？

还有一次“哈姆雷特之问”的沉重人生打击，考虑到篇幅的原因，这次我就暂时不谈了。

朋友：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在这六十年间，像我这样人生遭遇沉重打击之人，在中国可谓数以亿计。而其中远远超过我人生苦难者，更是数不胜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无数可怜的“四类分子”！

从懂事之日起，我不但亲身经历了太多人生苦难，还亲眼目睹了身边发生的太多人生苦难和悲剧。最初亲历这些苦难、悲剧，最初目睹这些苦难和悲剧之时，自己还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总是与太多善良、可怜的中国人一样：制度是好的，上面的政策和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下边的执行者“歪和尚念经”……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已才彻底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歪和尚念经”，而是制度本身之过。

其实，从毛泽东晚年开始，制度必须改变，就成为太多国人的共识。在三十多年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代领导人，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制度必须立即改变，政治体制改革迫不容缓，更成为全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现实的利益关系、权力的利害关系，却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同一位臃肿无比的超级巨人行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泥泞小道上，举步维艰。

为何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会如此荒唐？——一方面，极端残酷荒唐的岁月才过去三十多年，有人竟把这段苦难史当成美好岁月歌颂起来了；另一方面，虽然深深认识到问题出在制度之上，但人们却纷纷作出一副超然的态度。“躲进小楼成一统”，国家事，管他娘！

为何我们能容忍如此现实？——三十年前，一小部分人打着人民革命、主义、祖国、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将整个国家和民族带上无边的苦难之中，而他们却成了“穷庙里的富方丈”——普通老百姓每天辛苦劳作，只得两毛、三毛钱一天，县处级干部，月薪在二百元以上；省部级以上官员，月薪在三百元以上——还享受无所不包的生活福利；三十年后，他们对曾经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沉重苦难毫无反思、忏悔之意，仍然摆出一副永远正确的姿态。更具“中国特色”的是：一方面，他们将自我纠错，将不再折腾当成是伟大的创举和恩典；将人民不再受饿视为“世界奇迹”；把得益于市场经济的繁荣认成是自己创造的“春天的故事”……另一方面，在让人民吃饱饭的同时，自己却将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率先成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的群体。为了使这种“特色”政体永远“稳定”下去，他们不但像伟大的诡辩家列宁同志一样，制造出种种“特色理论”，还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刚性维稳。真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所以，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矛盾和冲突，与信仰、主义、理论无关，而是现实利益之关的矛盾冲突——既得利益群体与普通国民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换言之，是一小撮毫无信仰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打着主义、理论的旗号来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利和既得利益。

为何我们能容忍如此现实？甭说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民族相比，纵然在我们的邻居——充满刚烈血性的韩国人面前，一身阴柔之气、在z制猛兽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唯唯诺诺的中国人也会无地自容！

除了制度原因之外，我们是否还应当从我们民族的缺钙、失血方面去查找原因？

为何我们能容忍如此现实？为何我们会如此缺钙、失血？先祖的刚烈血性为什么在我们身上荡然无存了——我们的民族，本来是一个充满血性与刚烈、敢爱敢恨，个性独特，民风悍勇的优秀民族， “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刑天舞干戈”等神话传说，其实就是我们民族先祖男儿血性与刚烈精神最光辉的显现。如果这些神话尚有“纯属杜撰”之嫌的话，而春秋战国之时知耻不苟活的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三壮士，“此头须向国门悬”的伍子胥，在易水旁边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以及秦汉之间“力拨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在东海海岛上杀身成仁的田横五百壮士，却是我们民族，我们先祖刚烈血性的真实写照！然而，自秦始皇以降，我们就成了九斤老太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了。

在二十一世纪——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转入民主体制的历史大潮流下，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却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仍然实行党国体制的几个国家之一。究其根本原因，普通国人的落后、愚昧、麻木、冷漠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犬儒、怯懦、自私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些，黑格尔有言：“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犬儒、怯懦、自私，更使专制统治者们高枕无忧。

两千多年漫长的专制政治，造就了无数的麻木、冷漠民众。也使极端实用主义理性在我们这个国度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们的民族，既是一个严重“贫血”的民族，又是一个失却信仰、极端实用主义至上、没有终极价值追求的民族。极端实用主义理性，已牢牢地主宰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原则——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百姓，都没有明确的人生终极追求。人们每天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盲目地奔波、忙碌着――普通的百姓，每天为了温饱和最终跻富人阶层而忙碌，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时事，成为世界上最驯服的被统治者。我们的社会精英、知识精英为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没有原则，没有价值坚守，沦为权力的奴仆或同谋；使我们的政治精英，沦为没有信仰、没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客。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今天已经是处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之外。

面对上述这些令人窒息的现实，作为一位“生在‘新社会’，长在苦水里”、大半辈子受尽专制之苦的过来人，心中如何感想可谓不言自喻。——如果再奋斗十年，就是六十岁了，到时仍然看不到民主曙光在即，中国仍然笼罩在Z制的黑暗之中，这时再没有人出来“殉国”以唤醒国人，这个民族颜面何在？更重要的的：我们能忍心自己的悲剧一再在儿孙们身上重演吗？

愚昧是可以谅解的，而失却血性的冷漠与麻木却是不可原谅的！

二、最值得唤醒和警告两个群体

东海水手：听了您前面一番话，我觉得您是否有些激进？

李悔之：

作为一位思想上皈依了基督教的思考者，我绝非是一位激进之士，更非极端之辈。而是一位持“温吞水”立场的改革倡议者。我在前年“出山”——在国内各网站开设博客之时，就在新浪博客亮出了自己的“座右铭”：“用爱心传播福音；用爱心弥合分歧；用爱心填平隔阂；用爱心化解仇恨；用爱心消除暴力；用爱心融化坚冰。”在今年七月一日执政党生日之时，我连撰多篇文章规劝执政党：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必须改变僵硬的思维模式，转变立党理念和执政思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政党改造和转型的同时，制定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日程表，然后马上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民怨，争取民心，化被动为主动，为多党政治条件下的政党竞争创造有利条件。然而，现实如何呢？大家都有目共睹了：近年来，不但经济上“国进民退”，政治上也事实上倒退了——舆论管制竟越来越严了，“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主流媒体的“敏感词汇”了……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不能不揪心。

东海水手：您认为当今中国，最应当唤醒的是那个群体？

当今中国，最应当唤醒的第一当然是执政者和权贵利益集团——红色江山万年长固然极好，但这个主意两千年前赢政先生就打过并实行过了。但结果如何呢？大家都看到了吧？在一切真相皆曝露在世人面前、执政合法性事实上早已消失的现实情况之下，一味地“绝不”，绞尽脑汁地编造各种连自己也暗中窃笑的“特色理论”，只能使自己失去退路，最终陷入绝境之中——这一点我最近感受最深：过去我极少上QQ，近半年来我改变了对QQ的成见，也成了“QQ一族”了。在QQ与网友的交流之中，尤其是在QQ群中，我惊讶发现：当今中国的“民智”远非像我想象的那样低。而民众对执政者顽固不化的怨气之大，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愤恨之深，都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对此，我可谓喜忧参半——民众的觉醒固然是好事，但民怨越来越大，仇恨意识越来越强烈，却不是好事——因为这两者越来越大，社会大动荡的危机必将越来越大。

不知我们的执政者看到这些，意识到这些了吗？

我们的执政者不是很喜欢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吗？——二十年前“苏东波”巨变之中，为何同是党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和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被清算，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却落得可悲的下场？为何台湾国民党在体制转型之后，能在一度失去政权的情况下重新成为执政党？为何蒋氏为首的原权贵家族不但没有在政治上遭到清算，而且，他们的后代在新的政治体制下，仍然龙精虎猛地活跃在政坛上？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是：过去，即在没有体制转型前，台湾相当一大部分民众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权贵家族是充满怨恨甚至仇恨的，而体制转型之后，他们不但消除了仇恨和怨恨，反而成为他们子女登上政坛的拥护者！所有这些，再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当今中国的执政者：只有顺应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彻底抛弃专政思维，走一条浴火重生之路，才是利国、利党、利家的光明大道。

为何我们的执政者看不到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

当今中国，第二要唤醒和警告的，是中国的富人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所有人士。这些年，我十分喜欢阅读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历史，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家的传记。我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世界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每当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危机，或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之时，总是有一大群有信仰，有血性，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民族精英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甚至毁家纾难！最终肩负起和最终完成扭转乾坤的伟大历史使命。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些人，大多出身高贵，家境异常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不是陈胜、吴广、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要么出身“贫下中农”，要么出身小富农家庭！），——就是这些出身高贵、家境异常富有的民族精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真正“舍弃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充当伟大的“历史扳道工”。每当阅读《华盛顿》传之时，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亚当斯、杰斐逊等人“不自由、毋宁死”的伟大价值观，博爱、无私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常常令我无比感动，热泪盈眶……

然而，每每当我将目光转向中国时，现实却令人失望，甚至窒息！——一方面，大多数底层民众或自顾不暇，或因长期接受愚民洗脑教育而满足于不再挨饿的“好日子”；而真正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分上了一杯羹的体制内知识精英以及各阶层社会精英，却成为社会变革的旁观者——甚至一头倒入权力怀抱，成为御用工用。而富人阶层同样令人失望——或将财富和家眷早早迁往到海外，或“作壁上观”，成为社会变革和体制改革的“看客”。更多人则摇身一变，与权力联姻，成为权贵集团中的一员。

更可悲的，是介于精英和草根阶层之间的绝大多数底层公务员和白领，也纷纷对民主转型采取冷漠的“看客”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对民主体制不了解，更担心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应民主，导致社会动荡使他们失去现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二、自身的参与充满着风险甚至危险，使他们失去现有的工作和稳定收入。

这里无妨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我的网友中，有许多是教师。众所周知，在中国，教师的地位并不高，与公务员相比，社会地步和经济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如果你跟他谈自由人权和宪政民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神经都不同程度地紧张起来——虽然他们中也内心认同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也赞同宪政民主理念。但他们都表示：在公共场合不敢谈这些话题，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更不敢公开写文章谈自由民主。纵然写，也以化名写。

中国统治者的顽固、守旧，中国的富人精英阶层和体制内所有人士的“超然”、自私、犬儒，既不“聪明”，更不“高明”——记得有一位古代西方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茅屋里不好过，宫廷里也必将不安宁”——现实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社会财富。如此国情之下，如果不及时改变现状，“宫廷”里又岂能有太平嘛？更重要的危机在于：无数从专制苦难中一路走过来的人，再也不能容忍继续生活在被思想管制的现实之中！绝大多数中国人，再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继续在学校接受洗脑愚民教育！如果统治者仍然不顾一切我行我素，只要有一线机会，民众的怒火就必然像火山脚下的岩浆喷薄欲出，后果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