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是一个搞暴政的领导人，人民怨声载道，于是仇恨国家，仇恨社会的声音和举动也随之而来。厉王非但不听忠言逆耳，还派出大量的负责安监的犬爪深入民间到处抓人、杀人，到处兴狱。《史记、周本纪》说“王行暴虐多傲，国人谤王”又说“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厉王的杀人就像是在表达什么人是仇恨国家、仇恨社会，最后是“诸侯不朝”。《史记》又说“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整个环境是让人民不得不沉默，不敢说话，而是用眼睛来表达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当然，人民眼中有愤怒的火势化作极端的凝聚力，最终要让现政付出代价。
  厉王反而欣喜若狂，认为在维稳方面自己做的很成功，似乎要昭告天下，和平之父就是他。召公却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召公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知者，他明白扼杀人民不同的声音是一种倒退，国家表面的太平是短暂的，与长治久安毫无作用，最后会因为积怨导致人民的反抗。《史记》上说“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彘”。又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这是发生在厉王时代的国人暴动，国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从眼中迸出的怒火最终燎原成熊熊火山，一场宣告自由和解放，反独裁反专制的战斗开始了。厉王被放逐异地死了也不能返乡，这是执政者的悲哀。周厉王所认为的稳定是他自以为是的想法，不许人民论政，那么批评自己的暴政就可以终结。让人民将怒火憋在心里，让一个国家变成沉默的幽谷，其实这反而对统治阶级的维稳有害。周朝时的人民普遍民主意识很高，他们都敢于追寻自由、平等，不大愿意驯服于暴政。人民的忍让是有一定底线的，只要这底线也破坏了，周人就会起来反抗，将一国元首放逐永不相见。
  其实周朝与后世朝代相比下相对在自由、民主方面做的还算进步，这当然是当时的仁德之道获得全民大同。天下诸侯也比较看种天子的仁德，天子的美丑代表着国家形象，天子一旦失德那么天下诸侯便会众叛亲离。比如后来那个周幽王，为了宠幸褒姒是烽火戏诸侯，到了犬戎打来再点烽火时，天下诸侯都按兵不动，只当是中央在戏弄地方，可悲的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下。
  人民和政府就像是土壤和花草，你花开的再鲜艳就高高在上，就看不起土壤，觉得下面不过是卑贱而已，可没有土壤你这花还怎么生长。人民和政府又好比一座建筑，人民是下层建筑，政府是高层建筑，如果下层偷工减料，上层搞的再堂皇，一旦塌方了还不是同归于尽吗。周厉王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犯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过他的失政也不会被后朝所借鉴，此依样画葫芦的有之，彼做了亡国之君的有之。
  人民不会无缘无故就仇恨国家、仇恨社会，一个国家形象失政败德时，当民怨沸腾时，公愤就演变成了仇恨。召公说的不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选择了作恶多端，还打击民声论政，这样只会物极必反，持不同政见者是杀不完的，人民大有人是视死如归的，到了忍无可忍的这一天，也正是高层建筑敲丧钟的时候。
  先秦是封建诸侯联邦的时代，汉朝后便是一家一姓的时代，从此讲忠君绝不许欺君，杀你的头满门抄家也不在话下。可自从辛亥革命至今，帝制时代已经寿终正寝，如果还有人再喊爱国、爱社会，这听起来就让人哭笑不得。现在是信息时代，一些人渴望成为世界大同，政府现实人民也现实，彼此没有利益平衡，或只牺牲人民的利益，那么单方面或强迫人民爱国，那这和周厉王有什么分别。一旦人民冷淡了，便觉得人民是仇恨国家、仇恨社会，便立法说对这种人格杀勿论，喊着决不手软。可国都不爱民，那么民凭什么爱国，民有仇恨那又是谁的错。中国从古到今亡了多少个国，为什么会亡，是从来没有人去反思召公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