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此端午喊出复古传统，我只能说这些人是猴子穿上了西装，不伦不类。国人可以去考证明白屈原的历史全貌，你们再来喊复古喊传统文化。

  《史记》上说屈原是“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在楚怀王时代，开始他是受到重用的，《史记》上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是个小人，他谗言伤害屈原，张仪又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楚王玩弄于掌中。最后屈原是被楚王隔离的，张仪承诺楚绝齐后的六百里土地变成了六里，楚军与秦军的战争让楚师一败涂地。当时齐不救楚，魏又乘火打劫，蓝田再战楚师犹如丧家之犬。

  屈原确实是碧血丹心，他使齐是为了维修两国友好，他劝楚王去秦看出这是秦的阴谋，但是怀王还是去了秦国，结果是客死异乡为后世所笑。下一任接班人史称顷襄王，上官大夫和令伊子兰又对屈原落井下石，屈原的政治生涯彻底被终结。在他投汨罗江之前遇到了一个渔父，两人进行了一番谈话。屈原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却说“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屈原还是选择了“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屈原死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一批人不再谈论政治，对国家存亡也漠不关心，楚国终于难逃灭亡的灾厄。

  到了汉文帝时有个贾谊，他是当时的一个才子，被文帝诏去做了博士。《史记》上说“每诏令议下，诸老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如其意所欲出”。贾谊的书是凭个人辛苦读出来的，那些诸老生只是被官封的尸虫，又怎么会有发达和成熟的思想呢。但贾谊之才锋芒毕露，又受国家宠幸，中国人嫉妒贤才和排斥贤才很普遍。贾谊受到权臣谗言被贬去干了长沙王的太傅，也正是此时他渡湘水吊起了屈原，彼此忧国忧民却受权臣谗逐，属于同命相怜。他作赋吊祭了屈原，赋曰“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又有“呜呼哀哉，逢时不详”，又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等语。

  为什么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放在一个列传里，两个人的时代可是“百有余年”，难道是他们都属于忧国忧民，同命相怜，不是这样，忧国忧民的人又不是他们两个。那是因为贾谊的赋让天下人重新认识了屈原，在屈原死的时代，楚国是封杀他的，楚人迫于政治高压也不敢多谈屈原，只有一些故人和少数人用抛粽子的仪式去吊屈原。秦灭六国之后，李斯上书灭天下百家学派，当然也不允许楚人谈到屈原，但仍有一些人偷偷摸摸抛粽子吊祭屈原，一旦被逮捕就要被发配边塞。汉得天下之后，吊屈原的仪式还仅仅是在楚地，但也不是全部楚地。汉朝是个作赋的时代，随着贾谊的共鸣，他又在长沙，那么吊屈的活动才足渐兴起。

  文帝有个儿子梁怀王，贾谊被征为梁怀文王的太傅，谁知怀王骑马时不甚摔死，贾谊终于“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楚人为了吊贾谊将他和屈原一块吊祭，不过活动多了一样，划着船一边抛粽子，朗读二人的赋。后来发展到了吹吹打打，又足渐行成了划船比赛，最后改成了龙舟。龙舟盛于南国，最早传入山东全境，至于全面传入北方那是三国曹魏时代了。至于全国传入的时间各有不同，不过唐宋时全国已经很流行，元时受到蒙古人的打压，满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活动最早在西汉初期从吴越传入日本，至于传到朝鲜那还是曹魏时代。

  所以国人要弄明白，端午是吊屈原和贾谊的，抛粽子是怀念屈原，可划船呐喊却跟贾谊有关，这也是两人同于一个列传的原因。屈原的死为是他太忧国忧民，今天的话是说他愚忠，屈原死于他的爱国。在他当时的年代连政府都不觉得他是一个爱国者，还对爱国者穷追猛打，那么爱国还有什么意义呢。叛国者在当时政府眼里却是忠臣，爱国者却是他死了以后被后人才平的反，好人总是被后人来澄清。国人要吊屈原要学他的爱国精神，爱国怕有些牵强，与历史现实比较岂不是自相矛盾，任何一个时代政府要首先打压的就是忧国忧民的人。国人学屈原的爱国，是否和现政格格不入，假如屈原活在今天，他的爱国能一帆风顺吗，其结局又能如何呢。

  我们该如何学习屈原的爱国主义，像他一样受当局的猜忌，被人当成异端，从一个正常人的良心因为现状被神经病化。学屈原的爱国主义就是报国无门，最后有国难投，有家难回，像屈原一样投了汨罗，直到后人来给我们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