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的时代是受国人监督的时代，虽然他们的时代很遥远，但当时条件有限，尚能做到继承人由民意来决定，这起码是超过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国人一再谈西方的民主，一再醉心在西方的体制之下，国人却忘了自己国家在遥远的古代，依旧存在一个重民选，讲民主自由的黄金时代。

  在国家领导人是继承问题上，《史记》有记下了这一幕“尧日：‘谁可顺此事’，放齐日‘嗣子丹朱开明’尧日‘吁，顽凶，不用’”。放齐说丹朱开明不假，尧如果是一个思想进步，搞民主，讲平等的父亲，那么他的儿子在这种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教养之下，丹朱怎么可能会反面成另一个极端。尧说儿子顽凶只是一句胡话，他知道这个儿子能干，是个栋梁之材，但时代的环境也不敢有自私，让自己的下一代做接班人。

  尧时代算是中国的后黄金时代，关于接班人尧比较慎重，因为他也是别人一致通过选上去的。当时的普选可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挨家挨户去取选票，当时由各部落的首领集中在一起开会，讨论接班人的问题。当选出一个人之后要考核此人过去有什么大仁大德，日后还要考核他的大仁大德。《史记》上说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又“能明驯德，以亲九族”又“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当时做一个领导人要符合大仁大德的要求，无仁无德之人是根本当不了一国元首。领袖要接受各个部落的意见，可部落首领还要争求部民的意见，部民有权反对或不信任发言，各首领也可以对尧这么做。

  在大仁大德确立是接班人争论了好几年，支持丹朱派占了上风，但尧绝不支持私亲接班。后世认为丹朱心术不正是错误的，丹朱也是一个大仁大德之辈，放齐、共工、三苗都是丹朱的羽翼，丹朱在天下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好几代都立约接班人只能民选，迫于舆论的压力，尧是坚决反对让自己的儿子接班。尧的民主制度维系上很努力，他没有私心，否则便故意让儿子去立功，然后直接继承自己的班底，如果是这样那民主也就变成了独裁。

  大仁大德才是做接班人的条件，大家找了好几年终于发现了舜。舜的父亲是个瞎子，母亲又早死，后妈生下一个弟弟叫象，三个人都对舜极为残忍，还做过杀人的行为。但舜仍然当他们是亲人，任劳任怨，《史记》说“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日‘可’，于是尧以二女妻舜”。尧选择舜不仅维护了当时的体制和稳定，也打击了丹朱一派表白自己没有任何私心。这很明白，尧怕国人非议，讲民主的领袖都怕国人非议，这样的国家才能进步，如果只搞个人利益，搞集团化利益，人民是不会拥护的。哪怕外部力量打进来，人民还会打开城门向敌对投降。

  不过舜不是接班人的唯一人选，高士许由便是一个，但许由是一个出世的道家人物，五行内的王侯将相他看不上。与许由相时代隐居的还有个巢父，许多大才都不把领导人当一回事，与许由、巢父相比，这个舜算什么大仁大德。其实尧时代的民主正是一个盛衰分水岭，民主正在走下坡路。到了舜他那个时代，民主正开始分化，内部斗争开始走向前端。比如后世说的放四凶，共工、欢兜、三苗未必是凶，主要还是支持丹朱，如三苗首领就不服舜的合法接班。

  尧说过一句话“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表面上是说丹朱，实际上也是说给全国人民听，领导人只有民选才算合法，任何人都不可以有私心把位子传给亲属。这种反对亲属接班的思想谁敢说他不如西方，我看西方也难免有任人维亲，如果说西方的华盛顿伟大，还不如说中国的帝尧伟大。可一旦夏商周后完全成了子孙来接班，什么人都是内定，人民没有了发言权，这无疑是民族的倒退，至今也无法重遇帝尧时代，后世至今也不见一人喊出“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这伟大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