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的生命已经无法改变死亡，可偏偏有奇迹发生，我的遭难并没有让我敲打死亡的丧钟。就在我异端绝望和孤独的时候，有四个很够肝胆的朋友走入我的世界，他们都是这村里的人，都是和我一块长大的人。他们和我说话，缓解了我精神的压力，他们就是邹荣华，苏明忠，张建平，叶长海，也许是造化的笑话，邹家和叶家还是笔盒的发明者。他们不怕上一代人的压力和反对，因为他们的良知告诉了他们，一定要挽救我的生命，这是救人不是在害人。我们老是在石桥上聚会，我们讨论诗歌，社会，历史，人性的丑陋，我把我们五个人称为“小桥五友”。

  我们聚会一般都是在晚上，却很有文学的乐趣，我们各自带上笔和纸，他出上联你对下联，我们也带了家里酝酿的酒，成了煮酒论英雄。我们就像“竹林七贤”一般，大的孩子偶然会来看看我们，讽刺我们几句，不过都被我的朋友赶走，口角中我看到了义气的温暖。有的比我们小的孩子也被我们的动机所影响，很想加入我们的队伍，他们一般是旁听。我们的联并不工整，随便乱对自成消遣，我也看是一种练笔。他们读完了初中都辍学了，准备明天外出打工，一些高中毕业的坏孩子故意来到我们的面前要压下我们的气势，他们就出了上联说：漫漫长夜，出五个大傻瓜。我对的是：滚滚河山，看十手变乾坤。

  南唐李后主的词我们都很喜欢，我更悲伤他的生不逢时，他本不想做皇帝，而是想搞他的艺术工作。李白的诗歌我们也很崇拜，我家里有文学的书可以参考，所以我的理论比他们完整，偶尔我们还会说到明朝的崇祯皇帝。南方人似乎对满清不是很好感，大家习惯拿上反清复明的口号，而扬州十日的悲剧不是一个江苏的记忆，我们这也有老人在说起它。我们唱起郑智化讽刺社会的歌曲，也对村里不三不四的人进行批评，那些人气急败坏就告诉四友的母亲，于是邹母和张母就来喊孩子回家，不许他们和我玩。苏母比较同情我的遭遇，我和苏明忠的家靠的近，从小到大找他们家玩的时间很多。

  大人的反对似乎没什么张力，因为同一代人的友情才可以换来永恒的利益。现在，这四个人基本都结婚了，他们都在照顾自己的家人，那么似乎对我这个朋友也就淡化了，我理解他们。我也有十多年没有回过家，这样的隔阂也算是注定，但是我会一直在回忆他们，帮助过我的那段时间，没有他们我早就垮了。

  在这样不开化的村庄里，文学只会受到他们的批评，似乎是一种耻辱。但是另外四友承受着别人的压力，坚持要和我往来，我们有时在桥上，有时就到了田里去烤地瓜吃，这段时间我是很开心的。村人说我神经病，要成为第二个润生，有人说我不想干活是想女人造成的，有人说家里闹鬼。有人还说如果我不喜欢文学，村人可以放我一马。难道我喜欢文学，我想写东西，他们就要审判我的死刑，剥夺我的政治权利终身吗，真是荒谬。

  我苦撑到了一九九六年的年底，但是我的精神确实很乱，每天我都在忍受村人的流言，像一种瘟疫正腐烂了我的身体。每天我都在反抗，挣扎，我的委屈也只有自己会知道，或许地下的母亲会知道。

  年底，我发生了一幕可以载入世界文学史的事，那就是我被刺激后想到了焚烧诗稿，我是学习林黛玉啊。我在自己的门口，把那些写的诗歌都一把火烧了，还有我买来的文学书籍，此刻我是流下眼泪的。一本《红楼梦》我已经入梦了，这是不是我的悲剧正开始呢。火焰像一种凡人的怨怒朝天上冲锋，它把这光怪陆离和牛鬼蛇神的村庄照亮了，透视了他们的虚伪，野蛮，为一种非道德的人种控诉并见证他们的暴行。是他们把我推向死亡的边缘，而我也只有在梦里和林黛玉一起烧着诗稿，寻找另一种新生。

  有人来看我到底怎么了，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似乎是在看一幕西方的精彩电影。他们一向是从我的悲剧里体验到快乐，那个继父看到了这一切没有来劝说，他认为这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也许是我的回头和觉悟。一个破坏文明的父亲，和一群毁灭文明的村农，他们是构建我瘫痪的势力，他们只配和猪狗一起生活，因为他们就是一群猪狗，甚至连猪狗都不如。诗歌几乎是烧没了，还在床头剩余点我没有烧掉，这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如果想活着不被他们害死，我只有离开这个村庄。晋国的重耳是受到父亲的迫害，他正是离开了自己的家才保护了自己，我已经是成第二个重耳了，我必须走这才是自救的办法，我要去外面流亡。

  第二天村人对我烧诗开始了议论，继父也加入他们的舞台，看人就分烟，人们越是对我批评的话多他就越开心，激动地像亢奋的小丑。就算李白生在他的家庭里，也会成为一个不受法律保护 的短命鬼，继父是一个彻底的俗人，他的俗却是中国大多数人的代表，也是今天中国文明衰亡的回光返照。五千年也只有继父这个尤物认为喜欢文学的人是被鬼抓了，我没疯却被他给逼疯了。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继父混噩无知无识，真乃新中国一大极品也。或许他是上古苍颉造字时被刺激死的鬼吧，而我是不是女娲补天时用不上的一块石头呢。继父大济苍生的思想没有，金钱第一的想法却是很浓，他不是一个大者，他就是一个俗人。

  到了九七年我还没有死，村人似乎都很失望，可是这一年我离开了村庄，这一去注定是要和村庄决裂的，到现在我也没有回家，我和那个村庄明意上已经断绝了关系，虽然福建政府的户籍上还厚颜无耻地记载我的资料，可是我根本就不承认自己还和福建有什么关系。我不想回家，更不想被他们害死的不明不白，原始的村庄怎么会有法律呢。不回家我也没有身份证，在北京也成为一种压力，就怕警察把我看是反政派系，反正我的言论也很激进，可是如果错把我押解到了秦城监狱，那我不是更辉煌了。

  现在在北京，一样很多人说我是神经病，破坏我的文学，但是这一切我都不怕，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要看书，一定要学习，要写东西。国家的法律没有起到约束犯罪，可是民族文化却约束了我，到现在宁愿自残也没有去伤害社会，越是这样我就越受到周围的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