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盛世只有唐朝，因为它不仅在文化艺术上有着自由开放，和普天之下的包容，在对外军事上也显得强盛。如当时的印度发生动乱，扣留和捕杀唐朝使节，当时王玄策果断征兵攻陷天竺，打的天竺奉表纳土，请立老子像，佛教文明在中国的道家文化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在唐高宗的时候，与当时的日本“倭国”在朝鲜发生了军事冲突，双方在白江口进行激战，最后唐朝海军摧毁了倭国海军。当时兵败后的日本深恐唐朝会对其本土大举侵略，天皇到下民都惶惶不安，最后在唐朝使节的安抚下转忧为安。于是倭国派大批遣唐使来中国，直到明万历年双方朝鲜冲突，这期间都视中国为“上国”，当然视元朝为夷，并派大量船只收留宋人流亡日本。明亡后韩国，越南相继鼓吹自己是“华夏”，与满清分庭抗礼，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崛起，忧心列强强大，大力援助反清革命党。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仅辛亥革命前就有一千三百名日本人死在中国，包括和孙中山及同盟会关系密切的黑龙会的七百余名成员。

可以把当年日本对唐朝的狂热看为“精唐”，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所以日本很重视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著名的有阿倍仲麻吕(晁衡)，他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的友谊，后因为归航受阻便留在唐朝做了秘书监。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全日本，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遣唐使的目的是汲取盛唐文化，遣唐使每次都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服饰，茶道，建筑等艺术，日本举国学习，传承至今。当中国狂热于“破四旧”的野蛮中，日本学人还呼吁中国理性，保护古代的文明建筑。在文明完成断层的大陆今天，所谓的文化仅仅是狗尾续貂，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但是韩国，日本仍可以发现一些中国的文明影子。

中国在清朝的野蛮，恐怖统治下，盛世的光芒已经不存在，取代的是人民的奴化思想，缺乏文化艺术的创造活力，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到了晚清，内忧外患，出现了一批旅日革命党人，他们决心改变中国现状，推翻腐朽的慢清，这些革命党人得到一些日本人的支持。著名人物有孙中山，早年崇拜太平天国，自诩“洪秀全第二”，曾经上书给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良主张，并未获得重视。后孙中山对满清绝望，走上了革命救亡的道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为革命目标，在日本支持孙中山的有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支持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孙中山的名言。

长沙人黄兴，是张之洞遣日留学生中唯一的一个湘籍留学生，到日本后黄兴深受革命影响，决心推翻满清，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传播西方民主思想，

策划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鼓吹“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俄国侵占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他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回国因起义泄露，再次流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

 湖南人陈天华，早年入省城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当时有人欲以女妻之，他说：“国不安，吾不娶”。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斗争高昂，并著书《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回国后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因事泄露陈天华再次流亡日本。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宋教仁在杂志的黄帝肖像题诗：“呜呼，起昆仓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休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杂志后改名《民报》，天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暴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万余字，次日蹈海自杀。

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少怀华夷思想，曾听外祖说及王夫之“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目睹甲午海战之败，决心救亡，上书于李鸿章，奔走于张之洞，支持维新变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天，章太炎东渡日本，在京都、东京等地为反清做准备。回国后鼓吹反清，他说“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后遭清朝通缉，再次亡日，并认识孙中山，革命道路获得共鸣。他批判康有为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其实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并鼓吹：“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清朝大怒，将其逮捕入狱，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6月29日出狱。

浙江绍兴人陶成章，少怀大志，对满清压迫恨之入骨，两次刺杀慈禧没有实现。1902年，陶成章只身至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铨、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回国后陶成章偕魏兰深入浙江内地联络各地会党，建立据点。后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任会长，并担负联络苏、浙、闽、皖、赣5省会党之重任。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会人主张除文字宣传外，主要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1904年底，陶成章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参加者有徐锡麟、秋瑾，许寿裳和鲁迅。

侠女秋瑾在1904年7月，不顾丈夫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秋瑾还广交志士仁人，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期间，秋瑾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结为秘密会，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在日本主编《白话》月刊过程中，受到孙中山的鼓舞。秋瑾鼓吹女权：“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她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她又以“鉴湖女侠”等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抨击封建制度丑恶，宣传女权主义，号召救国。1905年，秋瑾归国，积极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同年秋瑾再赴日本，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有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留日期间，她写下了许多革命诗篇，“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浙江山阴人汪精卫是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谒见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党人的好评。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的邀请，后随孙中山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1909年10月由南洋重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汪先生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名烈天下。

    浙江绍兴的鲁迅，他亦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毅然剪辫，课余间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有一次鲁迅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成为“光复会”会员。

    那么这些反清的革命者是不是“精日”呢，肯定是，所谓的“精日”，或者把自己当成日本人，或者崇拜日本人先进，这一切都是中国腐败无能，倒行逆施，民怨沸腾，导致了一批人把变革转求于外，这样的狂热，对自己环境的亵渎，沮丧，绝望，其实原因在于内部，当年日本何尝不是这样“精唐”。现在大批移民海外，又何止于“精日”，也只有普通老百姓抑郁难行，能走的都持海外户籍，发生这一切有目共睹的抛弃，起背后是我朝无德，失政。文化可以凝聚民族的灵魂，法律可以保障人类的自由，平安，这些，似乎都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