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下旬，从法国回国的汪精卫，一富亲共的态度，一下车就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汪所以有这么高调的勇气，是因为先有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支持，这就是一个“迎汪复职”的序幕。从精诚团结出发，蒋介石只好拜访了汪，但是汪却倚老卖老，根本没有和南京和谈的意思。4月6日汪不告而别就去了武汉，一踏入武汉之后就喊起了中国的革命到了很严重的时刻，想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可以走开。这当然是汪为了争取苏联这个外援所做的秀。

  从革命的历史背景和年代资格看，汪都比蒋要早，要老，汪算是和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陈天华等是一批人。在日本留学的汪精卫就与孙中山相见恨晚，是他和黄兴，陈天华等起草了同盟会章程的，1910年的汪勇气可嘉，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要刺杀慑政王载沣，可惜事败被捕，但是他的举动大受革命者的鼓舞。国父死后所立的遗嘱也是汪精卫一人之笔，竟然一字未改，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能与国父相知者唯汪一人。

  蒋介石在中山舰的成功却受到汪的批评，理由是没有向他这个上级汇报，汪虽然有革命的辈分，可是在军事论打仗方面，还是蒋要胜过他的。早在广东陈炯明发动兵变时，蒋不受军阀所利诱，毅然冒死救驾。1927年4月16日蒋在上海发起清共后，汪则批评蒋丧心病狂，屠杀民众，17日汪又发表通缉蒋的通电。

  可是后来汪一样步了蒋的后尘，能让汪这么做的不是自己军队的清共拥护，也不是来自南京方面的经济封锁，而是一份来自苏联的“五月指示”电文。这才让汪先发制人，不得不步蒋的后尘。当然，这也许不是重要的原因，但是从历史的客观去说，所以要清共要分党，还是正统和异端间的派别斗争，也有传统文明间的思想纠缠。

  中国发生了清党和屠杀共产党人后，激怒了苏联的暴君斯大林，他和他一手包办的共产国际认为要惩罚一下中国的革命。5 月30日苏共就给中共发电，这就是“五月指示”。其内容说“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够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还有“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新的领袖来补充它”等等。关于这来电，陈独秀认为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回电说短时间无法实现。而鲍罗廷认为这来电是很荒唐可笑的。另一人物罗易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召回陈独秀，但是在对汪的问题上，他和鲍达成了共鸣，就是维持同盟关系。罗易同情汪是属于：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

  罗贸然把这份“五月指示”拿去给汪看，以为可以争取到汪的绝对效忠共产国际（对苏联的臣服）。这让汪大吃一惊，汪对苏联很失望，看明白了斯大林赤化中国的野心，于是他觉得有必要清党，分共。也许是明哲保身，也许是保存国父的三民主义，也许是封建下的思想，他喊出了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换取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谅解。很快，汪解除了鲍罗廷的一切职务，也同时逼迫属于共产党人任要职的人统统辞职。7月14日汪发表了对国民党内铿锵有力的报告，名《容共政策之最新经过》，汪拿“五月指示”作为突破口，算是对共产党师出有名了。汪说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等语。

  汪的觉悟立刻受到国民党内人的支持，国父之子孙科也站出来批评第三国际，南京方面也发电愿起兵相助。于是一场汪的“检阅以往之工作，纠正以前之错误”的清党，分共在武汉展开。汪也发表了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或指诬他人是共产分子，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分共和清党展开后，一向被外界看是“赤都”的武汉立刻成为屠杀和报复的城市，血雨腥风。武汉通电通缉南昌起义者名单，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都板上有名。汪精卫此举立刻受到第一夫人宋庆龄的批评，她最后还说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宋庆龄由武汉愤怒离开，她先是到了上海，蒋介石立刻命令何应钦高规格接待，并表示只要共产党能改变暴力运动，不被苏联利用，南京将不再发生诸类行为。

　　汪于是意气风发，以为可以和南京分庭抗礼，于是一场讨蒋的军事行动也同时展开，他要和南京争谁才是孙中山主义的正统人。为了让自己的军队能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他对军队放话，共产党太不像话，有了工人纠察队，还要搞劳动童子团，童子知道什么是革命，利用了青年，童子，他们连妇女也组织起来利用。军队都一致通过了汪的分共和清党，这个“夹攻中奋斗”的汪精卫，因此成为了反蒋，反共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