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已经不是我理想的城市，这里的商业味太浓，金钱观念达到了妖魔化的程度，到处滋生男盗女娼。去年一再鼓吹诗歌第一的那个朋友，现在他成为了一个逃兵，他完全被现实同化，成为一个俗人，更像骗子，他现在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里我已经没有什么朋友，我看到了舆论的自由，和敢报的勇气，比如本土《南方都市报》，还有全国都销量大的《南方周末》。但是在这里也看到骇人听闻的罪恶，犯罪一直在飙升，司法简直是形同虚设，文化方面又很沉沦，道德衰微，这里的人好象是魔鬼，集体在舞蹈。我现在俯首于广州的一家企业里打工，地址是在白云区长红村内的双和庄，某家生产化妆品的工厂里，干着奴隶一般的工作，奴隶在词语在这里似乎很合法。

  因为我本来就有嫉恶如仇的心理，自然和企业的人和事不协条，对人和事也很不满，批评比如亏待工人的地方就许多，这样的冷遇我是清楚的。我打算做够一个月后走人，但是能不能够走掉，我不敢说。一是广东现在闹“用工荒”，二是粤人多恶，企业的老板大都是沦丧良心的人。假如企业到时候故意扣干的我的辛苦钱，一分钱不给我，那么我该怎么办，当然不是学习暴民去危害社会和无辜人民，我会选择自残。

  北京是官大压人，广东是钱大害人，就算我有什么悲剧，企业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生命，因为我批判制度和秩序偏离的语言，他们觉得我死了更好，似乎他们都是为独裁而服务。我说的剥削独裁，因为这里的企业基本都是沆瀣一气。生命不会被人尊重，司法也一样，我没有迫害别人的心思，可是别人却因为我的某种特长就会做些伤害我的事，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广东这里就更普遍了。我想这企业的决策者们，所关注的不是我血溅当场，而是先警告工人们，都一致说没有郑天这个人，企业没有这个人来工作过。再给村里执法部门一些钱，那么地方的司法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如果实在瞒不住，他们就炮制中国人习惯害人的办法，说我精神有问题，这办法很容易开脱自己的罪恶。工人胆子小，出门在外，自然是不会主持所谓的正义，因为农民阶层的人都共鸣，正义不是他们干的，还有我不是他们的老乡。

  说到我如果真发生悲剧了，又便宜我那个村庄了，害我的郑家贼党，他们知道后马上就到企业敲诈一笔，为钱蠢动，然后分赃，从法理上我还是那个村庄的人。如果我真要是悲剧，干脆就地把我就地埋了，如果有好心人，请把我拉到山上去埋葬，这样我的魂灵还可以看看三月春景，偶然还浅吟诗歌。广东这地方是企业丧尽天良，司法是作奸犯科，而那些企业的干部们则是苟且偷生。杀人我不会，只要是我的我一定要拿回来，如果我死不了，我就去南京，至少那地方是六朝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