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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意识形态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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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意识形态的牺牲者
金盏，依然在恶性循环当中，它属于北京的五环边上，我的受害往事最早则是雷庄，后是西村。对大陆的依法治国只是舆论秀，底层的许多痛苦根本无人问津，我就是活在底层，我的苦难只能自己顾影自怜，即使洋洋洒洒发表于网络，也会因为刽子手的破坏而消声灭迹。
今天中国人的罪恶有诸多，一些如道德败坏，没有文化修养，其实真正可怕的罪是中国人的文革狂热，这个毛时代的作品并没有因为毛的去世而在中国消亡，人的意识形态仍然继承了它的残忍，恐怖，这就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国人有大多数是看不起文化的，不愿读书而狂热做强盗，即使有的人看上去已经读书了，最终没有变成圣贤还是沦为了强盗。这就是环境适应，做人不如做畜牲，因为兽性才可以获得物质，才能够攀比，有面子有尊严，至于牺牲了多少，什么，这并不重要。
人心成为了魔，很多人对物质以外的价值置若罔闻，甚至掺杂偏见，诋毁，丑化，比如对喜欢读书的人，总把这些人当成反革命，他们把知识当做洪水猛兽，把思想者看是敌人，非得弄死搞垮不可。人的观点，理论可以对男盗女娼合法化，老百姓不敢对犯罪分子谴责，确可以对独立思想的人鄙视，这是畸形国度诞生的傲慢，蹂躏他人取乐，或者消遣也属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遗余力。
正是这场文革崇拜，让几代人的意识流彻头彻尾的活在暴力，血淋淋的历史记忆里，所以与中国人接触很容易感到恐惧，不寒而栗。我就是一个牺牲品，我喜欢读书学习，知识来自自己的勤奋，我属于自学，没有学阀掌舵，没有权贵保护，我的求学路程确是恐怖的。岁月蹉跎也渐渐歇斯底里，受难的过程中，也许我真患上了精神分裂，这一切源于这个国度文革还存在，背后的力量在怂恿一批人，包庇一批人对我的折磨。
我不是神，我没有法力，否则就可以把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处以私刑，我也不是人，现在的人已经堕落，无恶不作，我却没有被环境同化。那些鼓吹适应环境的人，难道是劝人向恶，让人家破人亡。我是清白的，所以我的人生多苦难，他们随便就可以因为喜怒或者情绪对我伤害，有可能是处决。我的人生是很荒唐的，在福建乡下的时候，有人说我喜欢文学后会对养父不利，我走入社会后，有人说我读书是为了反党。中国人无论在文革是得到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今天，他们都潜移默化的把灾难移花接木般在别人的身上。中国人习惯了制造他人苦难取乐，这也算是中国人的传统，只要文革的光环还在，就会有人犯罪。
虽然我到处流亡，并没有放弃学习，手不释卷已经养成习惯，书籍给了我生命，现实中的人类确在扼杀我的发育成长。许多接触我的人，其台词一致，都有可能是刽子手。迫害往事更早发生在乡下，那真是一片地狱，他们要我短命。我在福州，因为对文学的热忱，结果受到小人算计，他们想造成我死在单位。
恐怖，就是我的人生。北京虽然是首都，未必比地方太平，外地人在这里饱受歧视，冷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来的，一大片人是没有希望的。旧势力与新庄家的斗争深入派系全部，市场的强迫迁徙，交通与租房的狂涨，一场驱逐外地人的清乡运动已经开始，我也是离开北京的选择之一。我忘不了过去，在南京陷入切器官的犯罪分子包围中，在杭州，一样有河南人叫嚣把我绑架到郑州直接肢解身体。河南人已经被怨声载道，其伤天害理普遍于全国各地，他们的一些恶性可以用丧尽天良来比喻。河南人如同今天的黄祸，有他们存在的地方就有高危问题。
我的苦难是不会消失的，除非我死了。过去害我的就有警察，他们很团结，比如有一个人害过别人，所有人都帮着继续伤害。这种团结是可怕的，因为它并没有建立在良心上，这样的团结吃亏的是老百姓，甚至可以上升到因为什么人的煽动而对领导逼宫。一些学阀其实也充当了刽子手，他们勾结出版业，排除异己，消灭一切与自己思维相左的作品，毁灭所有知识竞争。
此刻的我在金盏西村，是一个人租房，不与任何人来往，我不认识任何人，如果非得有人说是我的什么人，这些人就是凶手，都是贩卖人体器官的。许多次我被人下毒，最早在雷庄被人搞了脑控，凶手是开军车的一男一女，他们用技术切开我的大脑，可能是破坏我的正常思维。我的住房已经被监视，北京的房东几乎都是文革的意识形态，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
对金盏的记忆犹新，过去雷庄，后来西村，刽子手都是以文革作为力量，北京早已经不适合我，或者怎么我会离开北京几次呢，我现在入不敷出，更受刽子手纠缠，离开是必然。这是个病态的世界，所有人都是当下的刽子手，害人就是中国人频繁加冕的艺术。西村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村口那家手机店，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或是辱骂，还有人叫打叫杀。住隔壁的是一男一女，他们说话的语言表达，感觉就是过去一直说的那一男一女，我不认识他们，可他们总是以我为话题，说什么就是要切我器官，就是不让我走。我是否可以安全离开北京，凶手一定要兴风作浪，背后也有人对其默许，他们活在文革的年代，觉得消灭文化人不属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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