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今天的北京老人有是從文化大革命中過來，他們那時候高喊口號，戴著紅章，也搞抄家，打砸搶，批鬥整人，許多人死於他們的酷刑之下。如果說他們懷著對領袖的崇拜，我不以為然，因為1937年日軍進北平，仍有很多北京人手持日本國旗，為侵略者進城而歡頌，而這種熱情在解放軍進北平是如此地相同。我如果說北京人是承受不了歷史命運的壓力，這才服從強者，無論對誰效忠。

在近代史上的北京這座城市留下漫長的恥辱，不可告人的一段往事，1937年後殷汝耕的偽政權，而周作人亦成為日偽獨寵下的鴻儒。

  

  文革是北京這座城市的污點，今天看北京當然和昨天的眼觀不一致，那個時候無產階級，小農思想者有無限權力，在這種“民主”發酵之下，讓底層的弱勢群體風頭佔盡，沒錢的仇富主義者大量湧入資本家，文人，科學家的屋裡，文化人被迫向文盲低頭。但也有寧死不屈者，老舍便是一個鬥士，他一方面擋住了文人相輕的厄運，卻擋不住另一方面暴力者的胡來。關於老舍的死因，今天所公佈的是在太平湖自殺，但我在一次偶然的時間下，接觸一個在孔廟內的工作者，他告訴我的是一夥造反派在孔廟裡頭打死了老舍，後來拋入太平湖搞一個自殺的假像。

  

  無論是他自沉還是被沉，他都是那個時候的不幸者之一，一樣不幸的還有成千上萬。平反也不能喚起死者，平反是新政做出最大的努力，但審判的也僅僅是“四人幫”這幾個零星人物，也就是說當時大量的文革參與者沒有被公審。這些人有的人仍留在政治中間，今天大紅大紫，家財萬貫，也有不幸的受反貪落馬。即使有後來成了一般百姓的，享受著北京戶口待遇，有很多國家財政治補助。這些人似乎都順利地善終，兒孫滿堂，他們是否覺得還欠點什麼東西，他們的兒女是否也覺得欠點什麼，他們欠的是有一顆懺悔的心。

  

  巴金的建“文革博物館”論沒有得到支持，也許首都在北京，而那些文革逃過審判的人又在北京，於是從上到下，便有一種聲音，不要糾纏於過去了。在八十年代還有微弱的勇氣，良心，那時候都將文革鎖著，而後來自上到下，全國進入學習“三個代表”的高潮，文革便成為記憶。再過一段日子，自上到下，全國在學習“八榮八恥”，今時又進入“促和諧”期，文革再沒有人提及，90後對這一段歷史幾乎空白。

  

  重提過去不是有什麼目的，不是別有用心，而是人也好，政治也好，都要有一顆懺悔的心。我們要朝大國發展，我們在高喊崛起，可連對歷史懺悔的勇氣都沒有，懺悔不是自損形象，懺悔是時刻約束住自己，不要重蹈覆轍。中華民族有太多的災難，而每一次災難似乎都是一次輪迴，一次報應，但中國人就沒有懺悔的心。德國總理為二戰希特勒犯下的罪行跪下向猶太人認罪，可是日本卻一直在否認侵華戰爭的史實。那麼大國風度，如何讓世界認同我們的價值，做德國還是做日本，有沒有勇氣懺悔，還要看執政日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