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季羡林的死是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大师的去世,如此说简直是自己在挥刀自宫,中国流传的千年文化,不会因为所谓的高压,那些政策而消亡.季羡林的死只能说是北大最后一个国学大师的死,是北大后继无人,与民族与我等学人没有关系.

  季羡林与巴金有着共同的希望和思想,他们曾经为文革而呐喊,两人却是不一样的命运,心力交悴,受朝野嫉妒和打压,成为与社会相悖的反臣.二老终于有心无力.巴金呼吁的筹建文革纪念馆一直没有实现,诽谤之声不绝,巴老是弃爵为民,两袖清风,犹如闲云野鹤,俨然是一个当代的顾炎武.可惜季羡林受囿燕园,思想废驰,难能目辨黑白美善,悲怒也是徒劳,一切都被千里眼和顺风耳作弄,也只能对着寂寥的湖光塔影去记忆当年的豪情.

自胡适人去楼空的北大,却变成今天这种"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儒林外史)的地步,全是北大人自己在造孽,咎由自取.季羡林在死水中努力泅渡,终是立身清白,笃爱古道的学者,始终不被环境所迫,晚节犹存,只是沉默于世俗之外.一切世态炎凉,历史让一些人大起大落,悲欢离合.北大今日颓废成为定居,季羡林怎么能不伤心,自觉有愧先知胡适.若光绪帝泉下有知,北大尽是飞禽走兽之地,怕这个开北大前身的国魂要死不瞑目了.

在北大的日子季羡林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只能目睹周围的虚伪和矫情,那些人假戏真做,自己不可以说真话,说了外界也没有人知道,别人也不会对他说真话.甚至连门下弟子,师生之间也拿他算计,"字画门"事件不是留在北大的弟子仗义,而是远在海派的钱文忠的一段视频,让国人发现了一个真相.北大是在给季羡林搭了铁丝网,与家人的隔离,拿他的作品发财,一切都是小人的胡作非为.

季羡林不是自然死亡,他是被"盗虚名,窃禄位"的北大气死的.北大人不再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时代勇气与强国精神.自90年后的北大,思想者不是被放逐就是自己选择离开,剩下一些张冠李戴之徒,在北大沽名钓誉,无学无德,倒可以做到"鞠躬尽瘁于昏主之下,折简而召,狼狈匍匐".今天北大虽有孔庆东,钱理群等少数人还有一定的思想和勇气,可是在大多数沉默者的当中,他们也只能孤芳自赏,无奈现状合法的巧取豪夺.

季羡林是"明经之后,教授诸生"的文化大师,说他是被气死也不是没有道理,能活的这么久,那是他有宽容,忍受了这么久.孟子有:居仁由义的学识之说,在今天人神共愤的环境里,北大人却是一谓的粉饰太平,误人子弟.北大一直是在利用季羡林,当成北大的招牌菜,好招摇撞骗,对天下文化学人发号施令,好为人师,不觉好笑.北大不会再有另一个季羡林,北大也不会有过去那段京海两派论战,一时文化大师大集合的场面.

 我乃孤臣孽子,不敢到北大对死者鞠躬,但心诚可鉴,虽不是同一代人,却也神交.我又是命运多舛之人,若他年天国能见大师一面,学生必拜谒求解知识.

京畿杂感,季羡林死后

巴金辞世之年,我还是在福州,那时约了福建师范大学的教授江正杰,我就说巴金的死是中国知识分子讲真话的时代结束,他笑了笑说我太武断,我难道不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吗.我的语言也许是些偏颇,如今连季羡林这位大师也去了,这个曾经编辑文革读物的大者,不幸受政桎梏十多年,存在死了也算是两无牵挂了.如果说季老的死是北大的光环剥落,那么把季羡林和巴金二老的死,我说成是中国结束了一个为学术为人格争鸣的时代.可惜我那位友人江正杰没有在北京,否则他又说我太武断.

  那么接下去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我说的是文化这一块.在良心不存的未来岁月,还有什么人顺然成为大师的头衔,还有人有勇气吗,在时代的大风浪里搏击,再争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现在的文章基本是浮艳空泛,人心违德,尽些怎么锄草怎么种豆的庸俗避世之作.而一些不惜奴颜卑色徘徊权贵之间,上愧黄天厚土,下负父母妻儿,走狗一般,恬不知耻.近年来所谓学术界抄袭成风,非个人之作早成为合法理性的家常便饭.学界学人其忤道悖德之流却是今天的主流,加上世俗诸生愚昧,盲目崇拜欺世盗名之辈.我说我们的民族已经敲打着丧钟了,我们的文化的未来将是坟墓.

  我想到过去一篇报纸上读到朱永新文章里的一句话:将智者的声音远播,将弱者的声音放大.可惜一直到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人的心里和眼里容的下民瘼疾苦,他们又有多少这样的责任感来愤笔当前,具备时代的良心的文人资格.当名利地位都有了的他们,也只能是"直把杭州做卞州"的醉生梦死苟同化,他们的被吓破胆不是因为什么高压,而是怕什么时候自己的一切会失去.与其做被放逐的英雄,不如做一群有食物的狗.

  学界成为闻一多的死水,偶然少有人传来呐喊声,让我们看到一点涟漪和斑斓,很快就被消灭,这世界最不能活下去就是思想者.余杰算是这涟漪中的一次轮回,他的抽屉文学曾为腐朽的世界被我们看到黑暗中的微光,终于让我们混噩的生活有了生机.傅国涌毫不避讳的说余杰是第三代知识分子中的良心,不错,那时世界就好象是全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无论从大学,还是机关,以至到家庭,犹如病态的群兽咆哮,说到文化,说到学术,说到良心能值多少钱呢.

  社会环境木以成舟,病入膏肓的民族还去救它做什么呢,现在再去寻找余杰,也许他已经和这世上的一切割袍断义了.早年的北大胡适就说中国不灭是没有天理的,民族的灾难都是自己咎由自取,民族早晚也要到"中原不堪,必生内变"(宋史/方腊),即使是这样也不是我们的热血,我们再来一次"公车上书"就能解决的,我为谭嗣同,可是问今天的世界谁是光绪,我们还不是又是重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吗.

  要走的早晚要散个干净的,而要来的早晚还是要来的,谁是第四代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说良心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第四代.现在尽是那些老不死的和铜臭味的人,还有那些不知所谓的80后,90后,发育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