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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战战兢兢的盛唐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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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有一种不怕打江山的锋芒霸气，却有怕坐江山的亡国恐惧。李世民是个智者，他坐江山无日不是战战兢兢，因为隋亡的太快，为了不让唐朝变成下一个暴隋，那视人民如兄弟姐妹，采纳臣工语谏，这也成为李世民的政治抱负。李世民能成为一代伟人，其功不可没的背后自然也少不了他周围的臣子，所以凌波阁上的功臣画像更是盛唐辉煌的见证。
魏征便是一个优秀的臣子，在他那篇《谏太宗十思疏》便是对坐江山的长期稳定，发表了其高瞻远瞩的治国策略。首先讲到的是根本，他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在古代真正的明君，都会把爱民如子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和长远目标，打江山的时候喊的口号就是解放人民的苦难，所以才有人民来拥护。如果坐江山便抛弃了爱民和养民，保民的思想，那唐朝该如何“永保无疆之休”，只怕末日和暴隋一样。所以“不念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处于其厚，情不胜其欲。”
坐江山者如果不能坐江山，那便会失掉江山，可失是有很多原因的，魏征说“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忧国忧民的皇帝才是坐江山的标准，一般在创业当初的人会多少考虑到民生，在唐朝之前不知多少朝代更替，汉亡之后从三国，到晋时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几百年的中国一直兵荒马乱，老百姓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打江山的人如星罗棋布，能坐江住江山，守住江山的就没有几个杰出的人。这便是魏征文中说的“即得志，则纵情以傲物”，“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魏征出于对李世民守业之艰的同情与关怀，便总结了“十思”，正是“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魏征主张坐江山者能顾全此“十思”，或坐到“十思”，一定可以达到他乌托邦的那个理想国。也就是“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但是坐江山岂非易事，大多是不肖的子孙败家亡身，也许是子孙在荣华富贵的高墙之内，天生有饱暖思淫欲的依恋瘾。正因为子孙未经战争年代的洗礼，不知开国创业之艰，又不能理解百姓之苦，最后成了昏君或是暴君，加上一群奸佞在兴风作浪，那么也就注定了国破家亡。坐江山的后来接班人，早忘记了前朝灭亡的教训，狂妄和自相构成意淫般的太平假象。这些人坐江山等于是在坐井观天，再也不将民为贵作为国家长期稳定的根本方针，一旦老百姓忍不住了要走上陈独胜和吴广的道路，统治者也只能千方百计派军队来镇压，又对其他地方封锁消息，又在鼓吹太平麻木那些人民。可到了最后，真相再也掩盖不住，人民再也不可能有合谈的信心，而外患也马不停蹄地要打进来。可惜几代人用泪水和鲜血建设起来的大好河山，因为一群不负责任的坐江山者并其利益集团，让这天下变成颓垣断壁，一片废墟，又苦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无论是魏征还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们都是居安思危者，为君是战战兢兢，为官仍是战战兢兢。非常才俊才有超过平常人，有跨过时空的思维，这种人的心里，一直想着国家命运，他们的眼中不仅看到一代人开国的光荣记忆，也看到将来的国家命运，和历史里的过去是一样的结局，国破家亡，天下大乱。敢居安思危的人那是智慧，更是勇气，所以魏征不惜冒死触怒龙颜，他的一生在盛唐的时当中留下了永不消逝的光影。这是魏征的智慧和勇气，这也是好官少有的良心还有责任。
君臣关系是一种合作，完成彼此的救亡理想，君臣忧戚相关的默契又像是伯乐对千里马的价值肯定。世间千里马何愁会没有，又如愁不会有一生立志于救国家，救百姓的好臣子。可要遇上一个像盛唐那样讲包容的政治环境，那实在是大海捞针。李世民正是一个讲包容的皇帝，这才有一个人尽其才的为臣空间，从谏如流，威镇天下，诞生了一个“贞观之治”。魏征的敢谏是无畏生死，他敢为天下先的良心也令一些官员嫉恨，甚至连李世民有几次也龙颜大怒。不过很幸运，李世民还有一定清醒的头脑，加上长孙皇后的教化，李世民从大局上还是很肯定魏征的。李世民对坐江山的那种战战兢兢在他《答魏徵手诏》有所心声，他说“朕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见先达之言。”又有“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大宝神器，忧深责重，尝惧万几多旷，四聪不达，何尝不战战兢兢，坐以待旦。”
魏征死后，朝中再无像魏征这样专业的敢谏之臣，可惜是长孙皇后也是过早地去逝。晚年的李世民犯了领袖的通病，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终于酿成了下一代人王子间的东宫杀戮。李世民本是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凶手，有着东宫的隐患意识，至于晚年能失控到血案的发生，和朝中无魏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坐江山能坐多久，这要看接班人是不是励精图治的英明之主，如果是个明君，还要看他如何用人，像魏征这样的才俊当然是越多越好。国家长治久安，有一大堆政策还不够，需要人去行动，所以任人为贤，君臣同甘共苦，这天下何愁没有良好的前途。
魏征便是一个优秀的臣子，在他那篇《谏太宗十思疏》便是对坐江山的长期稳定，发表了其高瞻远瞩的治国策略。首先讲到的是根本，他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在古代真正的明君，都会把爱民如子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和长远目标，打江山的时候喊的口号就是解放人民的苦难，所以才有人民来拥护。如果坐江山便抛弃了爱民和养民，保民的思想，那唐朝该如何“永保无疆之休”，只怕末日和暴隋一样。所以“不念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处于其厚，情不胜其欲。”
坐江山者如果不能坐江山，那便会失掉江山，可失是有很多原因的，魏征说“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忧国忧民的皇帝才是坐江山的标准，一般在创业当初的人会多少考虑到民生，在唐朝之前不知多少朝代更替，汉亡之后从三国，到晋时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几百年的中国一直兵荒马乱，老百姓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打江山的人如星罗棋布，能坐江住江山，守住江山的就没有几个杰出的人。这便是魏征文中说的“即得志，则纵情以傲物”，“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魏征出于对李世民守业之艰的同情与关怀，便总结了“十思”，正是“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魏征主张坐江山者能顾全此“十思”，或坐到“十思”，一定可以达到他乌托邦的那个理想国。也就是“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但是坐江山岂非易事，大多是不肖的子孙败家亡身，也许是子孙在荣华富贵的高墙之内，天生有饱暖思淫欲的依恋瘾。正因为子孙未经战争年代的洗礼，不知开国创业之艰，又不能理解百姓之苦，最后成了昏君或是暴君，加上一群奸佞在兴风作浪，那么也就注定了国破家亡。坐江山的后来接班人，早忘记了前朝灭亡的教训，狂妄和自相构成意淫般的太平假象。这些人坐江山等于是在坐井观天，再也不将民为贵作为国家长期稳定的根本方针，一旦老百姓忍不住了要走上陈独胜和吴广的道路，统治者也只能千方百计派军队来镇压，又对其他地方封锁消息，又在鼓吹太平麻木那些人民。可到了最后，真相再也掩盖不住，人民再也不可能有合谈的信心，而外患也马不停蹄地要打进来。可惜几代人用泪水和鲜血建设起来的大好河山，因为一群不负责任的坐江山者并其利益集团，让这天下变成颓垣断壁，一片废墟，又苦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无论是魏征还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们都是居安思危者，为君是战战兢兢，为官仍是战战兢兢。非常才俊才有超过平常人，有跨过时空的思维，这种人的心里，一直想着国家命运，他们的眼中不仅看到一代人开国的光荣记忆，也看到将来的国家命运，和历史里的过去是一样的结局，国破家亡，天下大乱。敢居安思危的人那是智慧，更是勇气，所以魏征不惜冒死触怒龙颜，他的一生在盛唐的时当中留下了永不消逝的光影。这是魏征的智慧和勇气，这也是好官少有的良心还有责任。
君臣关系是一种合作，完成彼此的救亡理想，君臣忧戚相关的默契又像是伯乐对千里马的价值肯定。世间千里马何愁会没有，又如愁不会有一生立志于救国家，救百姓的好臣子。可要遇上一个像盛唐那样讲包容的政治环境，那实在是大海捞针。李世民正是一个讲包容的皇帝，这才有一个人尽其才的为臣空间，从谏如流，威镇天下，诞生了一个“贞观之治”。魏征的敢谏是无畏生死，他敢为天下先的良心也令一些官员嫉恨，甚至连李世民有几次也龙颜大怒。不过很幸运，李世民还有一定清醒的头脑，加上长孙皇后的教化，李世民从大局上还是很肯定魏征的。李世民对坐江山的那种战战兢兢在他《答魏徵手诏》有所心声，他说“朕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见先达之言。”又有“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大宝神器，忧深责重，尝惧万几多旷，四聪不达，何尝不战战兢兢，坐以待旦。”
魏征死后，朝中再无像魏征这样专业的敢谏之臣，可惜是长孙皇后也是过早地去逝。晚年的李世民犯了领袖的通病，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终于酿成了下一代人王子间的东宫杀戮。李世民本是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凶手，有着东宫的隐患意识，至于晚年能失控到血案的发生，和朝中无魏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坐江山能坐多久，这要看接班人是不是励精图治的英明之主，如果是个明君，还要看他如何用人，像魏征这样的才俊当然是越多越好。国家长治久安，有一大堆政策还不够，需要人去行动，所以任人为贤，君臣同甘共苦，这天下何愁没有良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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